看到他，我就不想死了_风闻

作者：荠麦青青

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临刑时，悄声对儿子说：

“记住，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道。”

后，慨然赴死。

在离世前还贪恋人间美味，显然是“饕餮”之徒。

我们的民族饱经忧患、战乱与饥馑之苦，对丰衣足食的需求格外强烈，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饕餮”队伍尤壮。但擅吃者即便蔚为大观，然而能将百般滋味写出满纸芬芳、令人齿颊生香者，并不多见。

汪曾祺是个例外。

● 汪曾祺

中国最“会吃”的作家

汪曾祺以文扬名，曾自诩“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但“爱吃”“会吃”是他在文坛卓然而立的“杀手锏”。

他曾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因此，在他的眼中、笔下，鸡鸭鱼肉、瓜果蔬菜都代表着热热闹闹的生趣，氤氲着俗世蒸腾的气息。

● 汪曾祺逛菜市场

即便离开故乡多年，忆及当地的诸多美食，他仍津津乐道，诉诸笔端，更是绘声绘色，令人垂涎欲滴。

他写家乡高邮的鸭蛋：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后来，他辗转各地，说起他乡咸鸭蛋，颇为不屑。

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吃过高邮的鸭蛋，再吃别处的，便觉索然无味。

他写故乡的枸杞：

“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声音很脆，极能传远：‘卖枸杞头来！’枸杞头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一种长圆形的竹篮，叫做‘元宝篮子’。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着雨水。”

他的心也该是被一川秀水充分润泽过的，所以听到女孩的叫卖声，都觉得雨水沛然。

● 汪曾祺

此外，咸菜茨菇、炒米、阳春面、小馄饨、蒸饺、烧卖……皆是他的“相思之物”，魂梦系之。

美食对应的，往往是母亲的味道；往往是，念念不忘的故园情。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晋文学家张翰为何仕宦于洛阳而思吴江，竟为了“莼羹鲈脍”而辞官归乡；

所以，我们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余光中要苦求一瓢“长江水”，因为“酒一样的长江水”，是“醉酒的滋味”“乡愁的滋味”。

对于家乡的美食情有独钟，并不意味着对别处佳肴的排斥。

在《肉食者不鄙》中，他谈及淮安菜中的狮子头、镇江的肴蹄、上海菜的腌笃鲜、宁波的黄鱼鲞烧肉、徽州臭鳜鱼、福建蜜柚、四川灯影牛肉、东北的白肉火锅等，皆如数家珍。

他特意强调，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汪曾祺曾走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地，总是“先尝为快”。品鉴完毕，还要久久回味，对其食材、品相、味道等做出一番颇为细致的总结，形诸文字，广而传之，无形中也成了各地美食的“推广大使”。

● 汪曾祺家宴菜单

一个如此爱吃的人，从不把做饭看成负担，并乐于做一个勤快的“煮夫”。

家里的两顿饭常年都是他做的。他在厨房“辗转腾挪”，煎炒烹炸，忙乎一大通后，把菜一一端上桌，心满意足地先看着别人吃，若听到几句“啧啧”称赞，更是乐不可支。而他自己，往往尝几口就不吃了。然后就喝酒、聊天，所以，他每每自夸：

“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但一个“会做”“会吃”的人绝不满足于“三拳两脚”的功夫，他在吃的方面总是勇于尝试，努力“翻出新意”。

汪老的拿手菜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自创菜式有“塞馅回锅油条”和“蜂蜜小萝卜”。

时任高邮副县长的文化学者朱延庆每次去北京，必去汪家拜望。老乡到来，汪曾祺也往往以“家乡菜”盛情款待。

● 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在他颇为有名的“粗菜细做”的“汪家宴”中，以一道塞肉回锅油条最为人称道：

“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当客人吃得满嘴生津，他更是骄矜不已。

汪曾祺的烹饪手艺在文艺圈里有口皆碑。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国外的汪曾祺研究者来北京采访他时，中国文联不安排客人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其在汪曾祺的家中享“宴酣之乐”。

有一次，法国客人去拜访汪曾祺，汪曾祺做了道盐水煮毛豆。那位法国人第一次吃盐水煮毛豆，竟然连毛豆壳都吃了下肚。

华裔作家聂华苓来访时，汪曾祺特地为她做了一道煮干丝。

● 汪曾祺与聂华苓合影

煮干丝是聂华苓的童年记忆，但后来她在美国再也没吃过。

那天，聂华苓端起碗，连剩的一点汤都喝掉了。

西南联大的“书虫”与“吃货”

他曾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汪曾祺，在离开故乡之前，是个养尊处优的“少爷”。

爷爷不仅是前清秀才，还是位名医；父亲则多才多艺，善绘画，能打拳，会烧菜，兼治病。

小时候，父亲常陪他放风筝，风筝线材料昂贵，譬如琴弦、羊肠之类，据说这样做出的风筝线不会弯。

到了十几岁时，汪曾祺就学会了抽烟喝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曾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者”。

到了十七岁那年，他恋爱了，挥毫泼墨写情书时，父亲在一旁“指点江山”。

正是源于父亲的开明大度，汪曾祺自幼便“放浪形骸”：天天东游西逛，去野外撒欢，去河里摸鱼，看人溪边垂钓，更时常去临街的各种店铺转悠。于是，贩夫走卒，市井百态，尽收眼底……

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好玩的东西。

● 少年汪曾祺

1939年6月，汪曾祺19岁。从未出过远门的他背起行囊，离开家乡，由上海坐船经香港，再从越南坐滇越铁路火车，慕名前往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

但上大学对他而言，也是为了“寻潇洒”：

“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但他该规矩时规矩，在西南联大听闻一多、刘文典、唐兰等大家讲课时，他全神贯注，十分膜拜。

如若碰上不喜欢的科目，他连课都不去上，成为有名的“逃课大王”。

但作为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汪曾祺在中文系的小图书馆里读了很多书。至于类别，颇信马由缰——随便看。他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图书馆看书，甚至通宵达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

联大这样宽松开放的氛围，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在里面优哉游哉，如鱼得水。

●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在西洋通史课上，老师让学生绘一份马其顿地图，他画好交上去，老师阅后幽默一哂：

“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样“顽劣”的学生若碰上我们的现行教育体制，也许早晚会被开除了之，但他有幸生在了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中：

上杨振声的“汉魏六朝诗选”课，汪曾祺写了一篇才气纵横的短报告，当堂获得了期末免考的特权；

连沈从文和闻一多也对这个“刺头”的文笔激赏不已，作文满分100，沈从文大笔一挥，给了他120分：

“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沈从文甚至对这个一身反骨的“爱徒”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判：

“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到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

这位作家答道：自由。

这种“自由”让汪曾祺的天性未被扼杀，并得以极大释放。

● 汪曾祺与沈从文

除了读书、写作，“觅吃”是他在联大的三桩乐事之一。多年后，他回忆新校舍马路对面的早点摊子上一个老太太卖的鸡蛋饼，将其描绘得香气扑鼻：

“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铛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

他也怀念街边的炒菠菜：“菠菜极嫩，油极大，火甚匀，味极鲜。”

那几年日军轰炸机时常来扫荡，别人往山里跑，因为有防空洞；他却一路狂奔，向松林里跑。

理由是那里“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而且还能在树下捡到成熟的松子，嘎嘣嘎嘣咬着吃，不愁饿着。”

在“第二故乡”昆明七年，他逛遍了翠湖、文林街、龙翔街、凤翥街、府甬道、先生坡、大观楼、篆塘、白马庙等富于特色的地方；至于街上的小吃，更是被他尝了个遍：什么米线、饵丝、汽锅鸡、乌锅贴鱼、腐乳肉、火腿月饼…..

凡此种种，都在他的脑海里扎了根，日后受苦受难时，对它们的缅怀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撑：“犹是云南朝暮云，笳吹弦诵有余音。”

彼时，当局征调应届毕业生去充当美军翻译，否则作开除论处。汪曾祺拒征，故没有取得西南联大毕业证书，这也成为他后来人生多艰的伏笔。

为人生找点“乐子”

因为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他找工作颇费周折，最终进了一所中学当教师。

那是一所办学条件非常恶劣的学校——校舍是一座废弃仓库，窗户上甚至连玻璃都没有，教员们得自己上山挖野菜。

后来他去了上海，工作不好找，一度想过轻生，得沈从文写信大骂：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于是，为了稻粱谋，他开始发奋创作。

后来，因为未婚妻施松卿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当上了助教，汪曾祺也去了北京，但仍处于失业状态。最后还是沈从文设法帮他在历史博物馆谋到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

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联工作，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暂时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8年后，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风暴中，汪曾祺不出意料地被卷入其中。

当时他给妻子施松卿留下了一张纸条：

“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 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下放张家口期间，已年近四十的汪曾祺，扛过170多斤的麻袋，扫过猪圈，挑过大粪。

一介书生，三尺微命，在饱受皮肉之苦和无边的苦闷中努力寻找些许乐趣：在果园干活时，他感叹杀菌剂是“很好看的天蓝色”；一日，他忽而开心不已，只因为采到了一个大蘑菇，可以带给家人做一碗汤。

当地土壤肥沃，汇聚了全国上百种马铃薯，洋洋可观。于是，他将马铃薯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都画了下来，集成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完后，汪曾祺“吃货”的本性暴露无遗：“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他自豪地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1960年10月，汪曾祺右派的“帽子”被摘，苦役结束。后在任北京京剧团（今北京京剧院）编剧期间，因改编京剧《沙家浜》而名声大噪。但不久“暴风骤雨”又至，他被批为“反动权威”，关进“牛棚”，不仅要劈柴抬煤，还要写“检讨”。

那时，女儿汪明看到有人不堪凌辱而跳楼，遂求父亲：不要自杀！

他出神地看了看女儿，应道：好吧。

孩子们有时摸摸他被“造反派”强行剃光了的头，称呼父亲“小癞子”。他也不恼，任其摩挲。

汪曾祺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幽默感。

在众多肉体和灵魂陨落的时候，他每每想起对女儿的承诺，于是在“苟活”之中为生命找到纾解的窗口：继续偷偷写作。

● 汪曾祺76岁时的全家福

他不止一次跟人说过，有了这一遭经历简直三生有幸，否则他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因此也就有了诸名篇的诞生。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发表于1980年，当时的他已年届六旬。这部成名作为晚年的他带来了盛誉。

作家杨沫读了他的《大淖记事》后，感慨“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

而他笔下的“黄油烙饼”则是艰难时世里的渴望。在小说中，奶奶饿死后，妈妈终于“下狠心”，给年幼的儿子烙了两张黄油发面饼：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浩劫结束后，“伤痕文学”风靡一时，那是一个时代在无数心灵留下的疮疤，他却写美食，写温情，写对美和爱的追求。

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天鹅之死》。故事源于1980年的冬天，北京玉渊潭公园飞来四只天鹅，汪曾祺每天遛弯都要去看这些小生灵。但一天夜里，有人用枪将天鹅打死了，并要吃它们的肉。汪曾祺气愤不已，回来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小说。他写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叹惋和痛惜一只天鹅的命运，而是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

没有对“美”的善待，又如何懂得珍视“爱”？悲悯不复，人心不古。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他被人们赞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唯一一位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散文大师。

当初，有人劝汪曾祺写点叙事宏大的文章，他固执己见：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世间，向来是从庸众者易，坚守自我者难。

半世飘零，磨难备尝，但他始终怀有对生活的浓厚兴趣，目光流连处，文字逸兴时：人间草木、四方美食、天涯游子、旧人往事，皆在他的笔端洋溢着温暖通达的气韵。

为此，有人评价道：“汪曾祺享受世界浅层的乐趣，活得安稳而热腾腾，只有一种感觉：这人，是披了欢喜面的真佛吧。”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汪老都是会自娱自乐的人：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 汪曾祺在写作

1987年，汪曾祺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在聚会上，聂华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讲述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汪曾祺闻言也情难自禁，泪洒现场，和陈映真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也激动不已，直呼：你真好！你真可爱！

做人做事，他都特别实在，有一种掏心掏肺的赤诚：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1997年，77岁的汪曾祺因为饮酒而造成食道大出血。

病床上，汪先生还惦念好吃的东西。他缓缓抬起头，问女儿汪朝，杏儿是不是该下来了？

他甚至哀求医生，能否用茶水稍微润润嘴唇？

医生苦笑同意，汪曾祺一下子就精神抖擞起来，冲女儿使出浑身解数地唤道：

“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可他最终也没有喝上那一口念兹在兹的龙井。

在医院住院一周多后，汪曾祺溘然长逝。

● 汪曾祺

以前，他写完文章总是让孩子们看，孩子们并不认可。他喝至酩酊，才为自己辩驳：

“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后来，他果真进了文学史，且举足轻重。

冯唐说：“汪老这明末小品文式的文字，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我仔细品了品，不止荷香，还有湿漉漉的泥土，摇曳的小船在波心荡。睡一阵，醒一阵，醒来让我们跟着汪老爷子，走走停停，品一段诗意人生……”

所以，那个最会吃的老头，其实也是最懂诗意和情味的人：吐纳一生的风云，化为醇厚的老酒、四溢的清香，然后以字字珠玑，洒落人间。

“吃”是一种人生态度

遥想当年的苏子，因为“乌台诗案”，数度被贬，一路南下，在他的《自题金山画像》中如此自嘲命运多舛：“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即便如此，他仍能随遇而安，不仅一抒“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慷慨之襟抱，而且乐享当下，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快意。

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研究猪肉的吃法，并专门写了《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在现代文坛，张爱玲一向是个“清冷”的人：疏离避世，郁郁寡合，但在她的笔下，却表达出对“吃”的无比热衷：

“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

● 张爱玲

她写大蒜炒苋菜，有一种打散了颜料盒的缤纷：

“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间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呼呼的苋菜香。”

中国台湾作家董桥写吃喝，充满布尔乔亚的隽永。在他写的《我们吃下午茶去》里，对品茶的譬喻堪称“神来之笔”：

“所谓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乃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荫矣’”！

董先生显然是会品茶的“生活家”！

我们内蒙古的著名作家苏莉写美味也堪称一绝，她在《万物的样子》里写酸菜汆白肉：

“酸菜切作细丝，酸菜帮子能片多少层很考量一个主妇的厨艺，片开的层数越多酸菜切出来会越细，然后五花肉切薄片，最好带皮，先把肉片煮出油脂，再下酸菜共煮，绝不可以放酱油，汤一定要煮得奶汤一样亮白，煮至肉片失魂落魄……”

此刻，肉片“失魂落魄”，连看客也不禁“食指大动”。

● 汪曾祺和家人

正所谓饮食男女，大欲存焉。但生而为人，形役心劳，因此，香港作家李碧华感慨不已：

“这便是人生，即便使出浑身解数，结果也由天定。

有些人还未下台，已经累垮了；有些人巴望闭幕，无端拥有过分的余地。”

所以你看，人生的诡谲，只能是尽人事，顺天命。而这无奈悲怆的一面，若无乐观、豁达之态，如何与之共处一世？又如何消解命运的虚无与难堪？

但在建筑精神堡垒之前，先让自己身心俱足。

而“吃”，是口腹之欲，更是心理的餍足。以皮囊之盈满、坚韧穿越人世之茫茫。否则， 会不会“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事实证明：大快朵颐时会释放多巴胺，多巴胺能给人带来愉悦并提高幸福感，而多巴胺过低则可能会引发人的抑郁情绪，甚至帕金森症。所以我觉得，与“一醉解千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食与爱，都是对身心最好的慰藉。

不过现在流行一种说法，直言穷人才沉迷多巴胺，富人则追求内啡肽。

意谓前者只注重当下，后者更关注长远。

但我想表达的是，先照顾好“身体”这座“圣殿”，再仰望满天星光。

● 汪曾祺

据说，一个人要是有明确想吃的食物，就代表他对生活依旧充满了希望。同样的，你要是有一件想特别想完成的事情，那生活就会变得格外美好。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因为“痛苦”从来不是我们的“信仰”，而“幸福”才是。

汪先生曾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只要烟火不灭，这人间，便生生不息。

● 参考资料

[1] 汪曾祺 | 《肉食者不鄙》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2] 人物 | 被忽略的汪曾祺的一生

[3] 三联生活周刊 | 今天，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

[4] 张国华 | 《我的老师汪曾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5] 汪凌 | 《汪曾祺画传》大象出版社， 2017

[6] 纪录片《永远的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