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代号“木匠”的特工父亲_风闻

真实战争故事2023年06月28日 20:15:250人参与0评论

大家好，我是霞姐。

2019年5月，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间谍博物馆新馆开馆，这是一家全球间谍藏品最多的私家博物馆。

博物馆5楼是秘密电讯展区，展区首位的玻璃罩后面，有一张中国面孔。文字介绍中，把他发明的“无形电台”， 称为“一个小聪明家的天才发明。”

这个小天才发明家，叫涂作潮，一名代号“木匠”的红色特工。

涂作潮出生在湖南，年少家贫，早早辍学做过一段时间木匠。

1920年11月，木匠涂作潮成了湖南劳工会的首批会员。后到了上海谋生，在1924年上海工人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第二年，因未经批准开枪击伤歹徒暴露了身份，为保护他，把他秘密派往苏联留学。

涂作潮“暴躁，喜弄手枪” “不镇静，不知秘密工作” “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

以上是苏联同学给他的评语，可见他并非特工的天选之人。

对于在苏联学习的这一段，涂作潮自传中只有简要记载：1925年11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7年夏天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直到1991年前苏联部分档案解密，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借助各种关系，才查到父亲在俄罗斯的档案。

207页的资料中，驾驶、射击、战场指挥、格斗、爆破、密写、印刷、化装、防止说梦话泄密、信鸽技术……

一个优秀特工所具备的技能，涂作潮都一一掌握。

六大会议旧址

档案显示，1928年六七月份，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

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向中央呈递了3份请求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报告，里面都提到，希望能尽快掌握毒气、火药和炸弹技术。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的周恩来在其中两份报告上分别作了批示：“留下学习待讨论”和“待决”。

除了提交报告，涂作潮大会期间还三次发言，这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了解他曾经的经历后，拍拍他的肩膀，高兴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

至此，“木匠”也成了他的代号。

另有一份档案则提供了涂作潮的去向：1928年10月26日，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中共选派6名学员，秘密学习无线电技术，女生不宜。

涂作潮以首选列入名单。

为了掩护这次调动，1928年11月6日，共产国际向东方大学发了假调令：调沃罗达尔斯基同志去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事学院学习。

真实情况是，涂作潮与刘牺吾、宋廉和覃显犹，去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

成立于1924年的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一直处于绝密状态，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

学校绝密，学生信息更是。

报务员的选拔是异常严格的。

他们要有超出常人的记忆力，要有绝对安全的出身背景，要对保密原则无条件服从。

他们还得要有一双灵巧的手。

那小小的发报机上，你稍微轻轻一碰就是“嘀”，你稍微手沉一点就变成“嗒”了，轻重拿捏之间都是扭转乾坤的大事，错不得。

而一旦被选中，他们的世界里，从此就只有“嘀、嗒”两个声音了。

可惜作为首批入选的学员，涂作潮学习无线电报却十分吃力。他没有学过数学课程，无线电公式对他来说无异于天书。

学校要求报务员每分钟能记录下100个电码，而涂作潮连30个都记不全。

教员给他做了一个语气委婉的不合格判定：高等数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有可能无法完成一年的强化学习。

就在涂作潮对留学生涯感到一片茫然时，学校政委给他指了条明路：报务学不好，就专攻机务。

机务就是组装、维修电台，勉强算是“电工”一类吧。

电工和木工虽然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涂作潮心灵手巧的天分却被激发了出来，他触类旁通，学起机务来如鱼得水，不合格的报务员反倒成了最优秀的机务员。

涂胜华在查找档案的同时，还四处寻找与父亲同时入学的另外3人的下落。他从父亲的自传里看到，宋廉1931年开了小差，下落不明。

直到1996年，涂胜华找到了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的李一凡老人。李回忆，刘牺吾与他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刘在流放期间死去。

为寻找“小广东”覃显犹的下落，涂胜华几乎查遍广东每个县市的党史办。2006年前后，才偶然得知其为广西武威人。

多方寻找到了覃显犹之孙，得知覃显犹多年前已在加拿大去世。涂胜华汇款给其后人，请代为祭扫。

一个老人的逝去，犹如一座图书馆的灭失。何况还是个特工。

在涂胜华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涂作潮总是很忙，而且还很穷，连他上幼儿园的费用也支付不起。

他们家附近就有个幼儿园，涂胜华好羡慕，里面的小朋友对他说，每天午餐后他们都可以吃一个苹果或者鸭梨。

有一天，涂胜华正好奇趴在幼儿园门口使劲往里看，涂作潮远远走过来，低声训斥：“有什么好看的，回去！”

涂作潮时任上海电机厂的厂长助理，级别并不低，可怎么还那么穷？

尽管如此，在涂胜华心中，父亲依然是神秘而无所不能的。

比如邻居忘带钥匙，涂作潮能像蛇一样从邻居家的气窗穿过，无声落地，开锁。

再比如有一次，涂作潮找出家里的果冻，用温水溶化后，整整齐齐放在一个方形的盘子里，涂胜华以为父亲是要做点心，守在一旁翘首以盼。

只见涂作潮让大女儿把用紫药水誊写的履历，“啪”贴在了果冻上，紫色的字全部印在果冻上。

然后又拿出几张白纸，整齐贴在果冻上，用手一捋，果冻上的字竟然复印到白纸上，一份变多份。

涂作潮有些得意地扬着手中的纸说：这是我在苏联上学时学到的。

当时年幼的涂胜华有点难以置信，写字歪歪扭扭的父亲，竟然在苏联留过学？只是太小没有追问。

涂作潮一万八千字的履历复印了五六份，一份有52页之多，除交给上级审查之用外，还藏了两份在家中。

这成了涂胜华时常偷看的精彩“小说”，也成了他了解父亲的一个蓝本。

涂作潮苏联留学归来，先分配到上海中央特科的四科，即交通科，任机务员和机务教员，参与无线电训练班的工作。

后被调到了中央苏区，任中央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机务员，做了很多重要工作。

涂作潮（右二）和延安特科战友（1944年）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任红军第一个无线通信材料厂厂长的涂作潮，因患有恶性痢疾，随后方部队转移，与大部队失散，辗转找到长沙的大伯。

大伯提议，找不到组织不如向国民党自首算了，以他当时的技术，也是国民党急需的人才。

这时，大伯的一个朋友却对他说：不行，你是对党宣过誓的人，还是从一而终好。

这节“党课”坚定了他的信仰，他拿着凑来的路费，徒步、乘车辗转千余公里前往上海寻找组织。

后受中央秘密派遣，于1936年9月从上海潜入西安，在那里秘密装配了三部电台。

鉴于涂作潮精湛的电讯技术，他被留在了西安。

“西安事变”前3天，涂作潮奉命搬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在那里装配能向全国通报的、输出功率为100瓦的第三部电台。

在张学良公馆，涂作潮见到了身穿一套黑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周恩来也远远见到他，招呼道：“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

涂作潮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简单地重复着说：“你好！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此时周恩来已经剪掉他蓄了六七年之久的大胡子，只是茬口还参差不齐。周恩来摸着自己的胡茬说：“喂！木匠，你有刮脸刀吗？”

涂作潮回答说：“我没有刮脸刀。只有刀片，也不太快了。”

周恩来用涂作潮的剃须刀片刮干净了脸， 然后容光焕发地走出张公馆，同蒋介石谈判去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涂作潮受命只身前往上海，开始另外一场血雨腥风的电波暗战。

此时的上海早已是一座孤岛，涂作潮需要一个新的身份，好隐藏自己。

对于涂作潮来说，开设无线电修理行做社会职业掩护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是他的专长。

但开修理店，如果修理不了当时上海最流行的超外差收音机，就可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超外差收音机从国际流入上海没几年，它和以前市售的再生式或者超再生式收音机相比，灵敏度和选择性更好。

涂作潮此时的超外差技术，仅限于在苏联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些蜻蜓点水的理论，而自己的实践却一点没有。

他开始恶补超外差技术。

半年后，涂作潮有底气了，就在上海赫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常德路572号，开设了恒利无线电公司。

从1937年7月到1940年，涂作潮自学超外差技术不仅有了很大的长进，而且让他在有意无意间，发现了中频再生现象可以临时充作差频振荡器的秘密。

这为他后来发明无形收报机奠定了基础。

打理修理店的闲暇之余，涂作潮还得和上海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次，一个经常同涂作潮一起玩牌的米店老板对他说，你像共产党。

涂作潮听了之后暗暗吃惊，但仍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问哪里像呢？

三十多岁事业小有成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平时问得多，说得少，又没有老婆孩子。怎么看都有问题。

涂作潮不动声色回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租金两两相抵还有点剩余。至于老婆问题嘛，请你帮助介绍一个。

米店老板提醒了他，他向组织汇报后，上级要他找个没文化的妇女，有文化容易看穿他，真夫妻、假同志，条件一条：不能要孩子。

干这行的，说不定哪一天就掉脑袋了，留下孤儿寡母凄惨不说，还难照顾。

这次，涂作潮没有全听，找了个带孩子的寡妇，后来他们夫妻也生了五个孩子。蒙在鼓里的妻子是个朴实的纺织女工，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每天做着掉脑袋的事。

1939年冬天刚刚结束，涂作潮接到新任务，配合中央苏区来的报务员李白，做好上海的情报工作。

李白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是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的得意门生，李白到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直接受他指挥。

涂作潮（左三）与王诤（左四）的合影

在延安总台，李白相对应的收报员是秦岩，王诤的爱人。可见当时中央对李白的重视程度。

涂作潮和李白会合后，作为掩护，在威海卫路338号开设了福声无线电公司，一楼店铺，二楼途家四口，三楼李白夫妇。

福声，幸福的声音。多么美好的期待。

店里，涂作潮是老板兼师傅，李白是账房先生兼学徒。

那时的上海，谍战风起云涌，无数神秘电波穿过日军的封锁，在深夜中肆意穿行，与同样庞大的情报网络结合时，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可怕战斗力。

涂作潮的特长派上用场。他通过在无线电商店购买的一些零配件，给李白改装了一台非常独特的电台。

该电台功率小、电波信号弱，但通过涂作潮对波长、天线的巧妙处理，照样能把电波信号清晰传递到1500公里外的延安总部。

秦岩曾经回忆说，当她在军委总台第一次接到李白台发来的信号时，围在周边的众多情报系统领导人一片欢腾。

更绝的是，李白的这部电台，搭载了两个小线圈，既能发报也能收报，如果紧急状况下卸载掉这个线圈，它就是一部普通的收音机。

这被后人称为天才发明的无形收报机，救了李白一命。

电台的侦测与反侦测是一场殊死的较量，每部秘密电台的守护者都知道，说不准哪一天，你的对手就会找上门来。

李白人很聪明，报务、机务均学得如鱼得水，师徒二人也配合密切，但这时福声公司的一个学徒却无故失联了。

避免将来出事时被敌人一网打尽，师徒二人分了家。

涂作潮将制作发报机和无形收报机，以及全套的机务技术给李白，作为出徒的礼物。

日军进驻租界后，秘密工作变得更加危险。

1942年9月的一天，正在修理收音机的涂作潮，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了。

李白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扯掉了收报机上两根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变成一台普通收音机。

消息传来，所有和李白有接触的同志第一时间被迫撤离，和他接触最多的涂作潮也在撤离之列。

临走前，涂作潮才对妻子说了实话：我真名叫涂作潮，我是共产党，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

他还说，假如自己回不来的话，要妻子千万记住，如果是共产党坐了天下，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喝拉撒的。共产党要是没有坐天下，带着孩子改嫁，再也不要提涂作潮的名字。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被抓进宪兵队，坚贞不屈，不招认自己是共产党或者是抗日分子，最后给放出来了。

影片没有讲出的真实故事是：日寇的无线电专家整整用了8个月时间来研究、审查李白的设备。

他们的技术鉴定是：发报机完好，处于工作状态；收音机反复验证，只能收音，不能发报。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无法形成现行电台的证据。

没有现行电台的证据，是影片没有讲出的李侠获释的技术原因。

如果涂作潮凡事按照教科书办事，将永远不会有无形发报机的发明。

因为自打有了超外技术的那天起，就伴随着中频再生引起的二次振荡，或者中频再生造成的啸叫。教科书是必须消除之，绝无废物利用或者变废为宝的道理。

涂作潮的特别之处却是，仔细留心这种啸叫，也顺着中频再生的问题往下想问题。别人都要去之而后快的问题，他却逆向思维地加以利用了。

偶然也好，必然也好，他经意或不经意间，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也就是说，如果涂作潮没有娴熟地掌握了超外差技术，就绝不会有后来无形收报机的发明。

当然，也不会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精彩片段。

大家可能会好奇， 即便没有现行电台的证据，日寇为什么就放了坚贞不屈的李白了呢？

要知道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日寇专门迫害抗日志士的特务机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真实的历史是，担保李白出狱的是周佛海，汪精卫伪政权的警政部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

周佛海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投敌后，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通过种种渠道，和重庆的国民政府保持着联系。

而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恰恰就是中共党员。

李白被捕后，营救他的中共特科骨干之一华克之，在自己多如牛毛的社会关系中，选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中间人—任庵。

任庵的父亲是一个满清重臣，家境富可敌国。任庵和周佛海的私交很好，周佛海就顺水推舟做了这个人情。

李白被保释出狱后，一直留在上海从事暗战工作，直至上海解放前夕再次被捕。

这一次，李白没能被救出，临刑前，他对隔空相望的妻子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上海解放，党组织在李白就义的地方，找到他的遗体。李白的追悼会上，上海市领导、烈士遗属和亲密战友们都在主席台就座。

从解放区回来的涂作潮站立在台下千余群众队伍中，无人知晓他们一起打过的那些胜利之战。

涂作潮家庭合影（1948年在西柏坡）

关于无形收报机的秘密，涂作潮是准备带进棺材的。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制片厂找到涂作潮，了解背景故事，同时请他为影片中的抗战时期制作道具，涂作潮欣然答应了。

如果通过电影讲出了无形收报机的秘密，则全中国起码几百万台收音机都有可能成为临时收报机，造成巨大的治安隐患。

如果让收音机收报，则观众中懂得无线电通信的人马上会质疑影片的真实性。

于是，涂作潮做了个假道具，即影片中和收音机连接在一起的、放在收音机上的差频振荡器。

电影道具电键制作好后，涂作潮让儿子试了试，儿子兴致勃勃地按了几个按键，突然回头，只见父亲满脸悲伤说：“只有鬼才收得着。”

剧组给了30元道具费，涂作潮婉拒，电影拍好后，他拒绝在电影后面署上自己的名，剧组宴请致谢，又婉拒。

电影首映，涂胜华想到其中有父亲的一份功劳，不禁有些自豪，换好干净衣服，兴高采烈地准备去看电影。

母亲却低沉地说：“你有什么好高兴的？你要去和一个已经牺牲了好多年的好人见面。高兴得起来吗？”

这部传奇式的电影风靡一时，涂作潮却突然被开除党籍，降两级。

本就拮据的家，经济状况一落千丈，生活最困难时，一家人靠打捞江里的菜叶充饥。

艰难过了五年，周恩来知道涂作潮的情况后，给他甄别“平反”，调往北京四机部休养。

临行前，涂作潮特意到极司菲尔路76号门外照了一张侧身照。

多年之后，涂胜华才知道这张照片极不寻常，因为“职业特务从不拍照，怕留下痕迹”。

他预感到“木匠”将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四机部，涂作潮开始变得“反常”，别人喝茶看报打太极拳，他白天干木工、铁匠活，晚上整宿整宿出去钓鱼。

他钓来的鱼自己不吃，都拿去送人。送鱼有个固定的点儿，包括横二条胡同的伍云甫家。

那时的涂胜华已14岁，无法理解父亲的此种怪举。后来一位心理医生告诉他：一个人心里憋了太多秘密，必须要找个渠道发泄，否则会疯掉。

周围的邻居不知道穿着破衣烂衫的涂作潮是何许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木匠”消失了。

一张满是秘密的特工的脸

1966年，涂作潮得知小儿子要出京串联，将要行经过江西，涂作潮突然眼睛放光。

他问涂胜华要不要去南昌，如果到南昌记得去城岗村，找他的救命恩人魏朝鹏。说完还不放心地将“城岗村”三个字写出来。

魏朝鹏是涂作潮履历里颇占篇幅的人名，当时涂胜华年幼，不知道他对父亲的重要。

这是涂作潮到北京后第一次主动提及他的过去，涂胜华看着眼前衣衫褴褛的父亲，这才知道，如果不是魏朝鹏，涂作潮的特工生涯也许早在1931年就结束了。

那时，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活捉了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国民党上下大为惊恐，要保其性命，要求中共派人前往南昌商谈释放张事宜。

涂作潮和同事接受任务后，搭乘国民党的水上飞机到了九江，然后坐船转至南昌。随手买份当地报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报上登载：张辉瓒已被枪决，其人头放在门板上顺水漂到了吉安。

人头已落地，同国民党的谈判就无从谈起，他们二人的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两人立即决定离开旅馆，撤回上海。

他们化装成国军党军官，借游山玩水的名头混出城，冒雨前行15 公里到城岗魏村，两个人几乎精疲力竭，于是进入城岗魏村暂时躲避敌人的追捕。

当地乡绅魏朝鹏见涂作潮两人全身湿透，招呼进家避雨。上茶时，魏朝鹏上了四碗茶，用青洪帮的暗号试探涂作潮是否为帮里遇难兄弟。

恰好涂作潮在上海时和青帮有交道，自是应付自如。

误以为是青帮兄弟的魏朝鹏对涂作潮二人礼遇有加，藏匿于魏家半个月有余，躲过风声必须回上海时，魏朝鹏准备了衣服和一船瓷器，把自己扮成涂作潮的随行仆人，护送二人离开。

在临别之际，魏朝鹏提议三人金兰结义。于是三人交换金兰谱，就地结拜。

涂作潮一直记着这份救命之恩，在建国初期，就曾多番寻找魏朝鹏的下落，甚至到过魏朝鹏家乡所在地的农会或有关组织，都被告知查无此人。

涂胜华心想，此行一定要去问问魏朝鹏，父亲说的是否属实。但因其中途有变，未到江西，魏朝鹏一事被搁置。

涂胜华回到家后，父亲大失所望。

这时的涂作潮，生活过的黑白颠倒，宛如一个行尸走肉，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或许他认为这样，自己一直隐瞒的秘密就可以带进黄土了。

但他的秘密还是被人知道了。

来势汹汹的造反派把家团团围住。

涂作潮手持10多斤的铁棒，一脸杀气，一跃跳到一米多高的蜂窝煤棚的顶上，用湖南话吼了几嗓子：“毛主席、周总理，救救我呀，我是涂作潮，我是1924年入党的涂作潮……”

就是这个为保护党的秘密打死也不透露半分的特工，被以“国际间谍”关进四机部的牛棚，不仅他自己落得残疾，年仅25岁的二儿子涂中华也被牵连受虐致死。

涂胜华每次去探望父亲，父亲都问及二哥的安危，涂胜华谎称一切都好。涂胜华自以为隐瞒得很好，可他忘了父亲是做过特工的人。

涂作潮出狱时也是涂胜华去接的他，回家的路上，涂作潮刚开始一言未发，走到一半，突然质问：你二哥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原来涂作潮从儿子涂胜华送给他的换洗衣物里，发现一条二儿子的毛裤，猜测出二儿子不是死了就是瘸了。

判断儿子不幸后，涂作潮不吃不喝躺在牛棚一个星期，是难友硬灌糖水才得以活过来。

在牛棚，涂作潮遭上1000小时的刑讯逼供后，被迫交代了无形收报机的工作原理——中频再生。

但他只交代出工作原理，制作工艺却报了个假的——两个线圈：

一个接中频放大的输出，另一个接收报机振荡管的输入，适度的电感耦合形成中频再生；具备机务知识的报务员就能驾驭这个临时差频振荡器了。

专案人员信以为真。如果他们照猫画虎地做一遍，就会发现这个制作工艺是假的了。

涂作潮猜准了没人会去试做。

对于无形收报机的秘密，涂作潮坚守了一辈子。

直到2007年，他的三儿子涂延华开始仿制无形收报机的实体可操作模型。

他在几十次的努力中发现，如果按照父亲说的制作工艺，永远不会成功。

当然涂延华最后成功了。

他为父亲叫好，无形收报机的制作工艺原来是这样，而且竟然如此简单！

今天，只要把无形收报机的图纸画出，任何一个从事无线电通信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个间谍收报机的奥妙：中频再生形成差频振荡器。

这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的事，如果没有机务技术，仅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报务员，是无法驾驭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无形收报机的。

涂作潮出牛棚第二个星期就瘫痪了。

他所有的检讨书、申诉信件，几乎都由儿子涂胜华代笔，父亲终于卸下伪装，让儿子多了几分理解。

他说：父亲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有一日涂胜华正代写着父亲的申诉，有领导找到了家，通知涂作潮去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涂作潮用未瘫痪的左手接过信，整个人都在发抖。

涂胜华用轮椅推着父亲参加了周恩来的告别仪式，他们的花圈很快就被覆盖了，送的人太多了。

仪式上涂作潮悲痛万分，涕泗滂沱。

这是涂胜华第一次见父亲掉眼泪，也是最后一次。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也走完了隐秘的一生。

去世前，他对家人交代了两件事：找到魏朝鹏，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自己连累了二儿子，希望死后能同葬一处。

这可给涂胜华留了个难题，二哥去世时没有任何功名，无法和父亲同葬进八宝山，他只得将父亲从八宝山迁出，和二哥同葬在普通陵园。

如果涂作潮只是个碌碌无为的小人物，涂胜华觉得自己给他修一座豪华的坟头也算敬了孝。但他越了解越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父亲涂作潮一生不仅有他的传奇故事，还代表了那个时代被历史所遗忘的无名英雄们。

1979年特科战友重聚，涂作潮坐着轮椅参加

可探寻一个特工的隐秘往事，不是容易的事，光有心可不够。

不知一切是否早已注定，涂胜华遗传了父亲半个商人的基因，涂作潮在上海潜伏时，经营过几家店都比较成功。

涂胜华后来做起国际电讯商务，竟也顺风顺水。

二十多年过去，他花费了200余万元，从海内外收集到和父亲相关的资料证件1400余件，家里完全容纳不下，就这样，“涂作潮陈列室”被搬迁至燕郊独立的院落。

夜深人静时，涂胜华看着陈列馆里有关父亲涂作潮过往的资料，常常忍不住想要问问：老涂，你看你的“秘密”都被我挖出来了，那些年，如果你知道做红色特工会有这样的结果，你还会不会愿意做“木匠”。

没有人回应涂胜华，陈列馆里只有英魂，没有父亲。

父亲的两个遗愿只完成了父子同葬，怎么才能找到救命恩人呢？

1995年，涂胜华以8块钱一小时的时薪，雇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女学生，让她用两星期，一天8小时帮他寻找魏朝鹏。

暑假回来，女学生拿着118元票据找涂胜华报销，说很抱歉，自己没能找到魏朝鹏。

涂胜华知道学生因为愧疚而报少了，按之前的预算支付400元的工资和300元的实报实销款。

女学生将此事高兴告知了她父亲，老父亲心想，世间还有这等好人，赶紧联系了一个姓魏的好友，希望好友帮忙找找。

三日后，魏朝鹏的下落找到了。

原来当年魏朝鹏的村子的确离南昌很近，只离了15公里，父亲把村名记错了，不是城岗村，而是城岗魏村。到了1954年城岗魏村又改名为邓坊村。

涂胜华联系上魏朝鹏的后人得知，早在土改期间，魏朝鹏就含冤去世。

其实魏朝鹏的结局，涂作潮早已料到，当年他被造反派迫害时，坐在地上就仰天长叹：“我当了一辈子共产党都被打得半死，魏朝鹏救我这个伪装成国民党的人，现在他可能更惨咯。”

几经奔波，涂胜华终于帮魏朝鹏洗去冤屈，当地政府重新给他家颁发了表彰通报，并举办了魏朝鹏见义勇为的表彰大会。

后来，涂胜华得知魏朝鹏的墓地因修路而拆迁，和其后人商议后，将重达200公斤的墓碑运到北京，存放在“涂作潮陈列室”里供三代人敬仰。

曾经“撒谎”结义金兰的兄弟，匆匆一别的几十年后，终于“再见面”了。

涂胜华想，如果父亲还活着，也一定会支持自己这样做。

涂作潮骨子里是个重感情的特工，他去世后，儿子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些汇款单据，有他曾经战友的遗孀，有曾经给他帮助的朋友后人，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

涂胜华也试着去寻找这些陌生的名字，看看父亲还藏着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

涂作潮没正经读过几年书，常和涂胜华提起的只有一本小学课本，叫《董景安六百字》。

后来涂胜华找到这本书，发现里面有写“人有恩于我，不仅谢之，更当报之”。

想必，这句话影响了特工涂作潮的一生。

喜欢看谍战片，除了惊险刺激，我想更多是这群人身上还蕴藏了人类的聪明和才智。

层层暗影中的特工世界，假假真真，假假真真，存在你看到的世界，也存在你看不到的世界。

犹如冰山之下更有冰山。

而我们看不到的冰面之下，阳光最为稀缺，黑暗从不匮乏。

不管如何探究，有我们知道的故事，也有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故事。但更多，是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秘密。

涂作潮不管是特工还是木匠，在亲人眼里，都只是丈夫和父亲。

在他人生的重重暗影下，照进来的丝丝阳光，不仅映射出人性中最极致的黑暗，也照出了人性中最宝贵的良善。

这是他最打动我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