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如何救济失业人口？_风闻

作者：《财经》杂志专栏作家  魏城

编辑：《财经》杂志编辑  郝洲

​（注：此文发表于今天的《财经》杂志网站。作者魏城在《财经》杂志上开有专栏《魏城看英伦》

尽管德国如今陷入了经济衰退，但失业率并没有大幅上升。

最近公布失业率数据是今年5月。据德国联邦劳动局的统计，经季调之后，2023年5月德国失业率为5.6%，这个月失去工作的德国人增加了9000人，使该月总失业人数达到257.3万人，低于经济学家们早先的预测：此前，他们曾预测今年5月德国失业人数将增加1.5万人。

恰好最近中国也公布了今年5月的失业率数据：中国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其中16岁-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更高，为20.8%。

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失业的中国青年人，因此特别关心整体失业率与中国大致相同的德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一些自媒体甚至以“上班不如失业赚得多！”“这班谁还想上？”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德国的失业救济金，赚取了不少点击率。

先松后紧，然后再松

那么，德国的失业金是不是那么慷慨呢？

其实，德国的失业金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先松后紧然后再松的反复过程。德国是欧洲最早的福利国家之一，很早就确立了失业保险制度，但如何既能保证失业金领取者的基本生活，又不让他们因此失去重返就业市场的动力，一直让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煞费苦心。

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近些年来德国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但德国也曾有过高失业率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德国失业率曾一度逼近甚至超过10%，2005 年，该国失业率甚至超过了12%。不过，2010年之后，德国的失业率则一直稳定在5% 到 8% 之间，总体呈现下跌趋势。

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毋庸置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原因之一。

在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之前，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在统一前的西德执政期间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该制度初期曾经促进了西德经济高速增长、保持了社会公平、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后期却导致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社会福利开支节节攀升，德国也从昔日的欧洲经济强人，一度沦为“欧洲病夫”。

面对这一困境，1998年上台的德国总理、同样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立志实施福利制度改革。1999年，他与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共同发布了著名的“施罗德/布莱尔文件”（全称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前进道路》），提出“以激活取代赡养”的新的福利国家思想，意在加强个人的自我责任。

2003年，施罗德推出了所谓的“哈茨第四阶段就业改革方案”（Hartz IV，下称“哈茨四号方案”），这一方案催促失业者去找工作，并对拒绝工作邀约的人进行经济处罚。

按照“哈茨四号方案”，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德国人，在长期失业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数额统一的国家补助。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全职工作过至少两年时间，那么失业后可以领取12个月的“第一类失业救济金”，额度为失业前税后收入的60%（如果有未成年的孩子，这个比例是67%），一年最多不能超过6900欧元（前东德地区的上限是6450欧元）。但假如12个月后仍未找到工作，就要转而领取“第二类失业救济金”，即所谓的“哈茨四号失业金”。

在“哈茨四号方案”被取代前的2022年，成年失业者每人每月可领到449欧元的“哈茨四号失业金”，而他们的孩子得到的补助更少，根据年龄有所不同，补助也有所不同，但政府会为他们支付房租和暖气费。

更为重要的是，“哈茨四号方案”一方面要求政府为失业者提供更快、更好的就业指导，另一方面则要求失业者特别是长期失业者必须接受职业介绍所提供的任何工作，即使该工作的工资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如果他们不积极寻找工作，政府有权取消他们的失业救济金。

虽然施罗德的福利改革降低了德国的失业率，却让许多长期失业者跌入了社会最底层。在施罗德改革之前，一名专业工人还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根据其最后工资水平制定的、数目不菲的政府失业补助，但在改革之后，他所能得到的待遇与从未工作过一天的人没有区别。更加糟糕的是，“哈茨四号失业金”领取者被许多人视为不愿意工作的“懒人”。

根据德国有关部门的数据，在经常依靠食物赈济处发放的食品救济的200多万德国人中，四分之三都是领取“哈茨四号失业金”的人。

施罗德改革带来的失业贫困问题和就业稳定性下降问题，在德国社会中引发了不少争议，成了压垮施罗德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尽管该方案究竟效果如何是经济学家仍在争论的问题，但在该方案实施后的十年里，德国失业率大幅下降，德国也因此摘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2023年1月，同样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所领导的执政联盟（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用“公民金”（Bürgergeld）取代了“哈茨四号失业金”，新的方案承诺给失业者更多支持、更少惩罚。

根据今年1月1日生效的新方案，长期失业的成年人将每人每月拿到502欧元“公民金”，其家中的未成年人也可根据不同年龄段获得348欧元（6岁-13岁）或420欧元（14岁至17岁）的补贴。此外，国家还将为“公民金”领取者支付房租、取暖费、医保费等费用。

领取失业金的条件

那么，如今德国如何统计失业率呢？

负责统计德国失业率的机构是德国联邦劳动局。根据他们的标准，只有每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并且向劳动局登记失业、处于找工作状态的人，才能被视为失业者。

相应地，德国联邦劳动局所说的就业者，通常是指缴纳社保的雇员，既包括全职员工，也包括半职员工，但所谓打零工（Minijob）的人员，即月收入在520欧元以下或者每年工作天数不超过70天的人，不算在就业以内，自由职业者和国家公务员也不在他们所统计的“就业”范畴之内。

此外，虽然自由职业者在德国没有缴纳社保的义务，也不列在劳动局统计的“就业人员”之内，但如果他们到劳动局登记失业并愿意接受一份工作，那么，他们也会被列入“失业率”这一数字的范畴之内。

根据上述的规定，如果你想在德国领取失业金，那你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首先，你必须失业。

为了证明你正在失业，你需要向劳动局提供（前）雇主的解雇证明。如果你是自己主动辞职的，那么，你将面临最长为12周的封锁期，这不仅代表你失业后12周内无法领取失业金，同时也意味着你有资格领取“第一类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减少了12周。

其次，你必须在劳动局登记为“找工作状态”。

为此你必须亲自去一趟劳动局登记，如果你确定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离职，那么最早可以提前3个月去登记。当你收到雇主给你的解雇通知信之后，你有义务在3天之内向劳动局报告，否则失业后会面临最长为7天的封锁期。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积极地寻找新工作。

第三，你必须交足失业保险供款。

一般情况下，在最近两年内，你至少需要缴纳12个月（可间断）的失业保险供款，才有资格领取失业金。

第四，你的年龄必须高于15岁、低于65岁。

第五，你必须是欧盟公民、欧洲经济区（EEA）公民或瑞士公民，或者拥有允许你在德国合法工作的工作签证或临时居住证。

从经济学视角看“左右摇摆”

那么，如今取代了“哈茨四号方案”的“公民金方案”，是不是就像某些中国自媒体所说那样，导致德国出现了“上班不如失业赚得多”的现象呢？

在某些德国人看来，事情远非如此。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与“哈茨四号失业金”相比，“公民金”领取者仅仅平均每人每月增加了50欧元，这根本不足以抵消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上涨的速度。

德国消费者咨询中心强调说，“公民金”的数额甚至不足以让领取者“吃得健康”。

另外一个公益组织——德国平等福利总联合会（Paritätische  Wohlfahrtsverband）则认为，一个独居的德国成年人，每月需要725欧元，另外再加上政府的电费补贴，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不过，就像任何政策出台都会在德国社会中激起不同的反响一样，也有人表示，“公民金”数额太高，削弱了失业者找工作的积极性。

例如，德国雇主协会认为，“公民金”的推出，可能会妨碍失业者接受薪水较低的工作。

德国社会学专家拉菲尔胡申也表示，对于有家庭的领取者而言，“公民金”给予的支持太高了，“他们从补贴政策获得的收入，要比他们依靠自身职业技能水平获得的收入多得多！”

在德国执政联盟中的小伙伴自民党中，也有人对“公民金”颇有微词，当然是从右的角度。

自民党副主席沃格尔说：“努力工作的人，必须永远能比不努力的人拿到更多。”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也指出，在某些低工资行业，确实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不工作，拿“公民金”收入更高。

执政联盟中的老大哥社会民主党原来在“公民金”方案中引入了一个所谓“磨合信任期”的规定，即在领取“公民金”的前六个月里，领取者如果没有接受职业介绍所推荐的工作，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公民金”照拿。

但在野党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认为，这个规定必须取消。他们认为，应该让“公民金”领取者感到压力，有动力去找工作，不能让领取者觉得，拿“公民金”比出去工作更合算。

经过争吵，后来各方达成妥协，引入了制裁措施：“公民金”领取者如果违反规定，例如没有接受劳动局提供的工作职位，那么从第一天开始，其“公民金”就可能削减10%；如果一年内三次违反规定，“公民金”将缩减30%。当然，与“哈茨四号方案”的制裁规定相比，“公民金”的规定还是相对宽松的。

如何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一直是欧洲国家决策者们绞尽脑汁权衡和探索的问题，而德国历届政府，甚至是左翼的历届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失业金改革方面的反反复复、左右摇摆，便是例证之一。

在德国宏观经济与景气研究所（IMK）的经济学家安德鲁·瓦特看来，这种左右摇摆，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也不无道理。

瓦特说：“在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况下，让人无论如何先就业再说，这种做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必要性似乎很高；但当失业率降下来的时候，迫使人们接受无论任何薪酬的工作，就没那么必要了，此时，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说，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人们是否在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对他们的健康有益的工作、能够让他们干到65岁以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