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师团是废物吗？为何日本今天还用它的番号，真相可不那么简单_风闻

大阪师团

抗日神剧里，日本兵都极其愚蠢，但历史上真的有这么滑稽的日本兵吗？还真有过，那就是大阪第四师团，他们和死战不退的日本兵不一样，圆滑惜命、伤亡极低，完全不像一般的日本兵。所以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将其成为“日本第一窝囊废师团”。日本的陆军编制中，能得到个位数番号的都是精锐的甲种师团，补给、军火、士兵都是一流。今天的日本陆军仍保留了第四师团这个番号。那大阪师团为何如此奇葩？

一、商贩的基因

明治维新后，日本组建近代化军队，以地缘为纽带，多将同乡人变为同一军队。以大阪人为基础，1888年编成了日本陆军第四师团，所以也称大阪师团。

大阪师团是日本最早的一批近代化军队，是甲种精锐师团，其军火、补给都优先发放。但大阪这个地方，有点像广州，自古就是日本的商贸重地、开放前沿，接触外国文化，市民文化繁荣，商人子弟众多。所以大阪师团成员多小市民、小商人出身，其头脑极其聪明。换句话说，和饱受军国主义教育洗脑的泥腿子农民不同，他们接触的文化多，思想较为开放，军国主义洗脑那套东西对他们荼毒较浅，反而对保性命、做生意情有独钟。

大阪人

1888年成立的大阪师团，下辖4个联队，配置了最先进的军火，是日本的绝对精锐。甲午战争中，大阪师团参加的多为占领地警戒任务，真正的大战几乎没参加过。日俄战争时期，大阪师团的核心部队第8联队参战，屡战屡败，所以日本人称其为“败不怕的第8联队”。因其伤亡惨重，日俄战争后，大阪师团撤回日本整编，自此驻扎日本，直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都未外出。

二、在日本国内的“壮举”

1933年日本国内发生了军人闯红灯事件，日本军事历史学家纐缬厚认为此事件是日本完成总体战构建的重要因素，也是日本法西斯发展中的重要表现。

该事件的主角还是大阪师团。当年6月，大阪师团的二等兵松井在大阪闹市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户田忠夫喝止，并将之逮捕。结果二人在警察署大打出手，双方都负伤。事情传到双方上级耳中，大阪师团长寺内寿一为“维护大日本皇军威严”，毅然率军砸了警察署。这就是“大阪go—stop事件”。

该事件本来就是传统的军警矛盾，双方相互让步赔偿也就完事了。但随着大阪师团的强力介入，事件不断发酵，最后上升到了内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维护军队利益，在内阁和负责警察的内务大臣互相攀扯吵架，险些掀桌子。随着事件扩大，警察署长高柳博人因为焦头烂额而病倒，不久就死了。事件传到裕仁耳中，在裕仁的斡旋下，军方向警方示好，双方握手言和，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日本内阁会议

三、东北的事迹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作为甲种师团的第四师团也进入中国东北，划入关东军。为了提高部队战力，日本高层连续派了多位“名将”担任师团长，其中就有率4万日军横扫马来亚，迫使13万英军投降，被称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但即便是山下，也没能提高大阪师团的战斗意志。

1939年爆发了诺门罕之战，大阪师团和仙台师团（第二师团）都负责增援，仙台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便抵达前线参加战斗，被苏军一通暴揍；而大阪师团接到消息后，突然军内病号增多，病假满营，无法开拔，逼得联队长坐镇医务室亲自确定病患，这才开拔，由此日军流传出“联队长当大夫”的笑话。而开拔后，大军行军极其缓慢，同样的路程，大阪师团走了8天，还有人不断掉队。等大阪师团先锋队到达前线，战事已经结束了。听到停火的消息，大阪师团突然行军快速起来，到前线转一圈后，便雄赳赳地满编班师回营。而仙台师团却伤兵满营。

虽然关东军极其恼怒，但随着侵华的扩大，军部没有追究大阪师团的责任，反而将其投入华中战场。

四、南方战场

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统帅阿南惟几率12万人，让大阪师团打主攻，他们一度攻入长沙城，但遭到长沙守军的激烈抵抗，全线崩溃，日军伤亡3万多人，中国取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自此以后，没有指挥官再敢派大阪师团上前线。大阪师团开始负责占领区的“治安”。

作为甲种精锐师团，随着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开始，大阪师团也进入东南亚。1942年4月，由于先前日军已经围困多日，待大阪师团介入，菲律宾的科雷吉多尔要塞的美军便趁势投降了。可以说这是大阪师团在南方战场上最大的战绩。此后大阪师团依旧负责占领区的“治安”，再不上前线。

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和面黄肌瘦、死不投降的其他日军不同，在曼谷的大阪师团各个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地向美军投降。日本在战后统计，侵略东南亚的南方军中，大阪师团是伤亡最少，物资保存最好的师团，美军都称大阪师团“爱好和平”。

日本南方军

文史君说

虽然今天都说大阪师团是窝囊废，但笔者从大阪师团的战绩来看，他们可不简单，日俄战争都是上万人的大会战，惨烈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大阪师团能连克金州、南山、得利寺、大石桥等地，伤亡惨重，败而不溃，而且此后还参加了十万人的辽阳会战、沙河战役、奉天会战，也可见大阪师团军纪森严。日本写小说的司马辽太郎认为，大阪在历史上就是商业城市，这些市民和封建领主斗智斗勇了几百年，已经有了丰富的抗上保命经验，生活作风上也是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在二战中与其喊着“为天皇而死”这些空洞的口号，不如获得实际利益。所以才总结出“不合理的战斗不参加”、“无益的牺牲不参加”以及“穷途的敌军不要追”三不原则。这也是大阪人市民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柯育芳：《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03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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