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变革到来之际，再谈科幻_风闻

在技术变革面前，电影只是一个小行业

“网上一直叫老郭‘赛博妲己’，我觉得现在对于他而言有一个‘妲己’，就是人工智能，他已经被它深深地魅惑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王红卫如此描述《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近况。

事实上，被“魅惑”的远远不止郭帆一人。在以ChatGPT、Midjourney、Apple Vision pro为代表的新技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大众视野的今年上半年，在场几乎所有与科幻电影创作有关的人们都陷入了深深的科技痴迷与焦虑中。

这一批处于产业最前沿的创作者们毫不讳言自身对于新事物的担忧与压抑——浪潮无法改变，能缓解焦虑的方式或许只是先正视焦虑——压抑之外，他们也真诚地用时间和实践来探索与新技术的相处之道。

对于国产电影来说，科幻是新兴的品类，也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作“弯道超车好莱坞”的机会。但在“风口”之下，脚踏实地做创作，尤其是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面向未来的创作，才是真正让“国产科幻电影”成为一种品牌的根本方法。与会嘉宾们作为科幻电影创作的“排头兵”，展现了戒骄戒躁的态度，分享了对科幻、对产业、对世界变化的真诚思考。

不要因为科幻忘了电影的本质

电影作为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品类，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陷入难以抉择的迷思总是在所难免。所谓“科学幻想”，究竟重在“科”还是重在“幻”，是理解科幻电影的起点。

在王红卫看来，“幻”才是电影的本体。“我觉得电影的特长不是描绘现实，而是展现人类想象的边界，所以我一直认为幻想才是能够让电影的本体和特性最大化的东西。”

至于“科”，其实是将幻想进行区别的界限，“不是古人在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和宇宙是什么样的时候，进行的那种所谓奇幻和魔幻的想象，而是在人类进入到文明、进入到真正的科技时代之后，才开始能够进行的幻想或者想象。”

在导演董润年看来，“科”的存在让“幻”有了更能链接观众的基础。董润年提到，当下国内市场的年轻观众，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都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观众群体，这恰恰决定了中国的科幻题材可能在科学逻辑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幻想作品，都是把人类情感置于极端的情境之下，让观众能有超越日常经验之外的情感体验。因此，科幻电影是“用一种合乎大家习惯的科学逻辑的方式，首先让我们能够相信这样的极端情境”，这也是为何科幻电影能在如今的国产电影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但当科幻电影成为某种“风口”的时候，往往容易让新加入的创作者过度关注概念，而忘记了关于情感的本质。

比如郭帆提到了他对年轻科幻电影创作者的观察，“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会关注科幻电影中的高概念，让他们‘嗨’的是技术。但我们不要忘掉，科幻电影的本质是电影，而电影的核心是情感，如果我们的高概念、高技术和情感都没有关系的话，它就变成了科普。”

不仅是年轻创作者容易犯错，连名导的团队也不少走弯路。导演陆川就提到自己的项目《749局》其实也有过相似的问题。团队在创作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执着于影片的设定，比如那个年代的人戴什么手表、还用不用手机、开不开车、车长什么样等等，越来越细致，“我在开始的时候也对这个事很‘嗨’，因为要重构一个世界。但后来就会觉得自己心里很空，这个空不知道哪儿来的。”

很后期的时候，陆川才想明白，所有的包装好像在做一个大的发明创造，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但其实这些东西在科幻电影史上基本都有了，到最后最关键的还是得想清楚到底要讲什么样的电影故事。“我这三年里无数次坐在剪辑房里看着这个电影的时候，突然才明白了它得变成一个电影，它得是一个和当初《可可西里》《寻枪》《南京，南京》一样的电影，而不是因为它是个科幻片就有什么别的窍门和捷径能走。”

不论任何类型的电影，回归电影初心才是受观众欢迎的基础。离开内核的华丽包装只会更显空洞，也无法成为风口。

科幻不是类型

既然要回归电影的本质，那么科幻究竟适合与哪些人们熟悉的电影做结合、国产科幻片又要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才更合适，无疑成为了重要的议题。诚如董润年所言，科幻本身不是特别明确的类型，它只是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创作各种各样类型、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影。

但找到并熟练使用这种方法，需要漫长的探索。陆川提到，从科幻电影史上来看，绝大部分科幻电影都是灾难片。而在国内，则是出现了诸如科幻+喜剧的尝试，这是陆川在外国科幻片中未曾见到的样态。

喜剧是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12年，在刚开始创作《疯狂的外星人》时，国内的创作者还在寻找一种中国科幻特殊的语境，“那时整个电影界还在讨论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电影，在叙事方式、叙事手段上有没有什么本土化的方法。”《疯狂的外星人》就是董润年与一众创作者共同交出的答卷之一，电影试图通过挖掘一些民族的特点，比如对酒文化的热爱，来进行喜剧性的呈现。

这一探索在《独行月球》得以延续，但在导演张吃鱼看来，科幻的逻辑性与喜剧的假定性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说明科幻喜剧并非一个容易的命题。张吃鱼表示，因为喜剧本身的假定性或者月球故事的假定性非常强，但是中国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要求非常高，对于科学的依据、科学的理论基础要求非常高，所以当时有很多桥段，到底是往喜感做一些，还是更扎实地遵循科学原理，整个创作过程中一直都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除了喜剧之外，科幻理应还有更多的可能。比如非常考验想象力的科幻类型，在国内目前仍非常贫瘠。在王红卫看来，像《2001太空漫游》这样影史留名的科幻电影，就是基于人类特殊的想象力而达成的，“他愿意想象和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神奇的能力。我不觉得它是哺乳类、灵长类动物自然而然进化出来的东西，它是有一点‘神性’在其中的东西。”

毒眸也曾在此前的文章（蜘蛛侠教你如何正确使用“多元宇宙”）中指出，国内电影史的经典之作往往集中于现实主义范畴，在想象力方面的匮乏由来已久。但不论是从艺术还是商业的角度来说，想象力都应该是电影魅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内电影市场亟需更多充满想象力的创作者出现。

当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时间还太过短暂。本质上，科技的发展与科幻类文艺作品的发展其实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只不过在技术发展得过快的时代里，文艺界在思想创作上要跟上脚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张吃鱼就以对月球的研究举例。17世纪初，首先是伽利略通过自己发明的望远镜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了月球，这一发现促使了凡尔纳创作了《从地球到月球》。《从地球到月球》的小说再刺激了后面第一部科幻电影的诞生《月球旅行记》，再接下来是人类真正登上了月球。

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今天仍然在持续。张吃鱼提到在《独行月球》路演时，不少看完电影之后的小朋友表示，想去天文馆、天文中心更深入地了解关于月球、太空的知识，“我相信当这些小朋友成长起来以后，一定是未来中国登月计划、太空计划的中坚力量。”

不只是作用于物质现实的改变，也可以作用于对精神生活的填补。王红卫透露，在《流浪地球》路演中，刘慈欣也曾对大学生有过类似的寄语，“希望你们不要只看到你们现在的学习以及你们毕业以后找工作，然后成家买房子。希望你们能看得更远一点，看得比现实世界更远一点。”在王红卫看来，这或许就是刘慈欣去写科幻时的初心。

“其实在科幻小说创作上，国内非常多元化，现在这种多元化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电影方面。”从1994年就开始读《科幻世界》的董润年如是说道。这表明中国科幻电影其实还有许多可供开掘的富矿，拓宽类型表达、发挥想象力，既要本土语境，更要百花齐放。

新技术面前人人都是婴儿

作为科幻的基础，科技的发展时刻牵动着每个科幻电影创作者的心。在变革性技术井喷的今年，创作者们都在急切地摸索着能与新技术相匹配的观念和方法论革新。

比如前段时间刷屏社交媒体的Apple Vision Pro，陆川导演就去亲自体验了一番。在论坛现场，他也第一时间分享了使用的感受，并认为这将带来观影的方式的彻底颠覆，“我觉得3D电影院不会再有，3D电影会有，它的亮度、景深还原、立体感，给你的感受是非常强悍的。它不是100寸电视，而是巨幕的感觉。”

这样的使用体验分享给郭帆导演之后，尽管还不能确定MR设备的普及速度，但郭帆也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电影的发行端口，会不会需要增加一种可能性。据郭帆透露，在正式开始做《流浪地球》第三季之前，希望拿出更多的时间先去考察、认知目前的人工智能在什么样的层级上，是把它工具看，还是把它当更深入的物种看，“我们的团队目前在分类24个人工智能应用，看如何真正把它在未来可以使用在创作之中，这是未来的一些规划。”

而在陆川看来，这不只是科幻电影的变革，更是整个行业的变革，“现在团队要求大家都要用这个东西，不管怎么用，必须得去学，一场手段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尽管最后肯定还是讲故事，但很显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画分镜、做概念设计，因为现在Midjourney的效率是100倍、1000倍于原来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剧本都是ChatGPT翻译，翻译得非常好，翻译助理这件事基本没有了，我觉得它的效率高了不止100倍。”

更进一步，这已经不只是电影一个行业的事情，是千千万万行业都在面临改造。陆川表示，“在这样大的技术变革面前，很多人愿意问这个对电影怎么样，我觉得电影行业只是一个小行业，触动的是方方面面的事情，它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能够拥抱它、学习它、跟随它去奔跑，一部分人是漠视它、回避它，不去探讨它，他们可能就留在这个时代，这两部分人的距离真的会拉得很开。”

因此，不单单是工具效率的变化，在技术带来社会变革之后，影视行业所面对的受众都势必拥有新思维与新理念，这就是从业者必须有所改变的原因。王红卫提到，“哪怕没有技术策动科技赋能，但是你的观众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大脑、审美是不是还能接受在此之前的几十年的那些电影？这是非常严峻、紧迫的问题。”

好在处于前列的行业创作者率先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且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王红卫提到，这几个月以来，郭帆除了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之外，工作时间之外都在看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书籍，“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导演对于新技术的敏感和钻研，是更自觉的，希望能够延续到更年轻的一代身上。”

有了头部从业者的率先探索，再将规律和经验传递到整个行业，从而带来行业生产方式与思维模式的迭代，电影作为一个已逾百年的艺术形式才能有继续生长下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