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毛泽东拯救了三万中央红军，为黎平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_风闻

　　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红军的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从而使党和红军免遭灭顶之灾。而对这个会议的重要性，许多人还知之甚少。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原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打算在湘黔川三省交界重新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当时情况紧急，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因为在行军中忽然转变方向，人称 “转兵会议”，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将士用鲜血保住了界首渡口，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黔敌我态势图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2月10日，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南部地域，红一军团二师刘亚楼部先锋团占领湖南当时通道县城县溪镇，在刘亚楼的长征日记里这样记录：“十二月十日，湖南通道湘敌一部守城(县城)，我5R以急行军乘黄昏攻占之”。11日，红一军团一师经双江到金殿。这是从陆定一长征日记中的记录，通过实地考察得知当时的路线是: 从双江经罗武、芙蓉到达金殿的。

　　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一、二纵队分別从流源辰口向西进到芙蓉，当天傍晚，中共中央军委在芙蓉木林庵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之重要会议。这一次，毛泽东应邀参加会议，与会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通道芙蓉转兵会议

　　李德、博古认为 “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众所周知，当时的场景，李德、博古这个目标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性。首先这是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时的首个预定目标; 其次，经过湘江血战后，红军的确急需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但客观的实际情况早已发生巨大变化。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这种实际情况变化，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生死存亡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他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在这关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指出通道西侧只有黔军的一个团和民团，还是“双枪兵”，战斗力非常弱，应该往西走而不是北上。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可见，通道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实行战略转兵，而只是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转向贵州前进，但是在战略行动方向上，仍拟北出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2月12日那天，红一军团二师在县溪地域，一军团十五师、红九军团在赶往县溪的途中，红三军团从陇城经坪坦、黄土到达牙屯堡团头; 后卫军红五八军团在辰口与麻隆塘一线，因此可以看出，在芙蓉苗 (今为侗) 寨的前后左右都有红军，给中央领导人在芙蓉开会提供安全保障。

　　中央红军实施转兵西进，实际上是拒绝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变更了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 “左” 倾军事指挥的不满和反对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巨大影响和权威。

　　从此，也就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正确领导。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有效地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为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和遵义会议伟大转折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通道芙蓉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

　　因此，通道芙蓉木林庵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事实证明: 在当时，通道会议会址除了芙蓉侗寨之外，包括县溪等通道县境其它地方竞争会址在内，完全没有地方比芙蓉更具备安全保障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