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还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吗？_风闻

文 | 北方朔风 天书

最近知乎上有一个老问题又被翻了出来，内容是关于如何评价电视剧《亮剑》中的田墨轩这一角色，由于这一问题与这几年一些形势和舆论环境的相关性，又引发出不少相关话题，近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这一角色的看法多是负面性的，而且在这些回答中能明显的看出这种负面看法与时势发展的相关性。

田墨轩的形象，按这二十年来国内公众舆论中的人物形象分类，可谓是典型的“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像上面回答中说的，大概在10年以前像田墨轩这类形象正是大行其道之时，彼时的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体制内外的，科班或跨界的，民间野生或者境外的“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

而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形象在这十年中由正面逐渐转为负面，根本上还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大发展，让各种资料和信息获取更便利，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深入的资料学习和话题讨论，最终戳破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标签上笼罩的光环，无法再靠转发个几手谣言段子就可以以启蒙布道者自居。

然而实际上正如我们以前所讨论到的，在社会结构的深层，在各种重要领域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远远没有过去，仍然不甘心退场，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生活，同时，面对当下复杂的社会和舆论环境，又有一些人提出，当下民众的民粹情绪太严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太严重，社会仍然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要讨论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先要追溯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初的来源。

公共知识分子的起源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说法的起源，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认为法国文豪左拉在面对德雷福斯案的不公，写下了著名的文章《我控诉》。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德雷福斯案，这是19世纪末法国最为著名的一起冤案，对法国社会与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当时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是德国间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判决终身监禁，两年后发现另一位军官才是真正的间谍，并且是指证德雷福斯的那个军官的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重审之后，真正的间谍被判无罪。这引起了法国舆论界巨大的公愤与撕裂，左拉也因此写下了《我控诉》这篇文章，对不公正的审判进行批判。顺带一提，左拉发表这篇文章的《震旦报》，当时有个副主编叫做克里孟梭，他后来成为了法国总理。

左拉写下这篇文章之后，被认为是诽谤罪，左拉不得不流亡英国，在英国呆了一年之后，才回到了法国。以左拉为代表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呼吁，最终使得德雷福斯沉冤昭雪，不过这个过程，也花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撕裂，是因为涉及到了德国问题还有犹太问题。这件事情之中左拉的表现，也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起源。（关于这个事情，波兰斯基拍摄过一部《我控诉》，可以一看）

从各种角度来说，左拉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表现，毋庸置疑是站在真理与人道一边的。无论是什么时代，人类社会都需要人道和真理，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为什么在中文互联网上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变得如此尴尬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占据了我们舆论主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中，有太多根本算不上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公共和知识分子。公共这个词，在这里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公共平台上面发言，一个是发言为了公共利益服务，而非是个人，或者是小群体的利益。

“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退场

应该说，在很长时间之内，在我国公共舆论场上面活跃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是某些领域的很多发言，真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吗？比如说某些无限鼓吹市场万能论的经济学人士，他们真的是为了劳动人民吗？某些拿着现实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故事来吹捧西方的意见领袖，又是否真的在乎现实中群众的困境是怎么样吗？那些给出完全无视社会现实的专家，到底是否真的思考过怎么解决问题呢？那些站在高校讲台之上，却说着违背道德和科学的讲者，是否真的在乎传道授业的身份呢？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早已经不言自明了。

知识分子这个词语，解读各不相同，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词语都包含了，在一定领域之中，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意思。

知识分子阶层为什么会始终自觉高人一等？因为直至当代，知识始终都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在人文社科开始产生学科分野，并不同程度的引入学术规范化体系以前，**很多人文思想，实际上从目的性来看，最终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统治术”。**从目的倾向上，可以简单分成“我承认现实应该被你的方法统治”，“现实需要按我的方法统治”，“现实需要被其他主体来统治”和“现实不需要任何统治”。

**这就不难理解，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概念为什么老是跟人文社科从事者绑定在一起，**而且从传统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总有一种“我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良心，我的药方能拯救这个社会，不听我的话国家民族就没有前途”的自我定位。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从前叫“智识阶层”，叫“劳心者”，更叫“士大夫”，在士大夫看来，天下当然是要与士大夫共治的。

在现代学科分野产生开始后，学术体系越规范化的学科，越会实现“祛魅”，要么该抛下统治术的外衣，做好本学科该做的研究，要么该以逻辑条件，定性定量的方式讲清楚该学科对人类社会秩序构建维持，对社会统治的作用条件与边界。而那些仍然罩着光环，认为自己讲的东西就是这个社会的基石，是万能良药，又没有历史与现实实践论证的理论，往往就会变成当代神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国内舆论场之中活跃的部分知识分子，他们的发言不是对于西方理论拙劣的复读（还跟不上西方理论的版本更新），就是一些有悖于常识和逻辑，毫无可行性的发言。这些人实际的水平如何不好说，但是表现给人民群众的观感，显然是水平不高的。而更要命的是，不管水平如何，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自己摆在社会上层，甚至是应然的统治者的位置上。

所以，凭什么指望人民群众一直信任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呢？人民群众很多时候，不是反对不一样的立场，只是单纯不喜欢水平不怎么样，还趾高气昂的人罢了。如果连这个事实都认识不到，就指责别人缺乏独立思考，那只能证明做出批评的这位，确实一点也不会独立思考。

而这些人消失了吗？如果观察一下互联网的话，就能很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并没有，依然有很多人，假装着为社会大众说话，但是话语之间，使用毫无根据的论据，采取缺乏逻辑的论证方法，最后得出一个“公允”的，实际上是符合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答案，然后告诉大家，这才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这样的把戏太过多见，所以，之前的那些“公知”，显然没有消亡，**他们只不过是根据传播学的改变，转变了一些运作方式罢了。**这些沽名钓誉之徒，依然活跃在各个舆论场之中。

有些人在互联网上面抱怨，说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太严重。这实在是个奇怪的指控，笔者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公共舆论平台之上确实很长时间被一些不合格的人所占据主流，并且仍然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其中复杂的原因在我们以前的文章中多有讨论。如果占据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生态位的人，总是一些不能实现公共知识分子使命的人，那确实不能指望大家对他们有什么好评价。

“公共知识分子”需要祛魅

这些年形象负面化的不只是公知，还有各种在公共舆论中乱建议的“专家”，尤其在去年的疫情中，更是让人看清了很多所谓专家的立场操守与业务水平。毛主席有过“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设想，建国初期的工农兵大学也是为了朝着这一设想迈步的初步措施。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即使信息的获取已经便利到今天这种程度，人和人之间所拥有有的信息与智识资源仍然是存在着巨大参差的。

即使现在那些公知和鱼龙混杂的“专家”遭到唾弃，即使已经出现了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很长的时间里，社会中仍然会有无数以人为中心的信息与知识节点，这些节点中的人仍然会靠着智识资源的不平衡获得资源与利益。

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量，远大于之前任何一个时代，比起左拉所在的时代，普通人所接受的信息量要多出百倍还不止。面对爆炸的信息，就算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士，有时候也难以快速分辨出来关键的信息。而同时，因为科学分工的细化，外行人士想要去解读专业信息的难度明显增大，甚至同一学科的工作者，因为研究路线的不同，对于其他的路线的全新成果，有时候也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

对于这些信息，做出负责任的解读，就显得无比重要，而对很多知识的解读，确实又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学科的细化，这样的工作需要各行各业的参与，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无论是被普遍觉得高大上的行业还是普普通通的日常行业，都需要有人去解释与分析，这是这个时代十分重要的命题。

**时代在唾弃公知，但时代又无比需要更多客观的，有效的知识普及载体。**面对现实的制约，我们只能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导向，即对一般性的知识，尤其是社会人文方面的知识进行祛魅。

通过知识与技能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与尊重，对于那些真正的专家和学者，必须应当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荣誉。而在其下，对于社会中掌握知识与信息，进行传播与科普的人来说，确实需要社会有相应的机制以此获益，但并不应该以此更多的去谋求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或者公权力。

要知道，人类社会目前的元知识，大部分本来就已经是敞开面向普通人的，如果你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而只是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智力资源去将公开的元知识获取整合，那你在获益的过程中，也应该时刻记着自身的社会权力边界。

除了信息传播与科普外，这个时代确实也需要更多的思考者与发声者。更多的思考者与发声者，首先必然会更好的监督和制约公权力与社会秩序。此外，我们这个时代，注定是个激荡的时代，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激荡的时代虽然容易诞生伟大的东西，但是对于普通人的体验来说，则未必谈得上愉快，**经济，技术，军事的冲突不必多言。思想上的冲突注定会上演，在诞生伟大的思想的同时，也一定会最阴暗腐朽的思想浮上水面，想必大家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面，也有所体验。

想要面对这些黑暗的东西，也确实需要更多的人认真从社会大众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坦诚地与公众交流，这是抵御这些东西必要的步骤，也能让初生的思想更加锋锐。当然，我仍然不赞同有些人想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称请回来，这样一个长期被赋予光环，被某些群体搞臭的名词退场了没什么不好。“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如果从功能性和社会角色上进行还原，**应该叫“公共意见分子”更为贴切，**确实之前也有“意见领袖”这个词，加上领袖之后就变得和“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调调，也应当抛弃。再结合科普的职责，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科普/意见分子”。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共科普/意见分子”

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合格的，真正的为公共利益去思考，发声的公共意见分子，也注定更有难度，本时代的公共科普/意见分子，注定与报纸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无论是知识结构的复杂化，还是现代传媒的算法化，都会让做一个意见知识分子，变成一个更加艰难的事情。真正有志于为大众进行科普解惑和发声的人在这个时代何去何从，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以回答。

首先在于，就像是上文里边说的，有思考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很多时候，传媒的渠道被一些奇怪的人占领，**显然，这很大程度是个价码的问题，而遗憾的是，并不是最有思考的那些人，最能出得起价码，**而之前那些占据了公共知识分子生态位的人，也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和他们背后的推手，显然不会放弃在这个时代博取自身利益的机会——即使这个利益与公共大众的利益相背离也是如此。而许多从公共利益去思考的声音，在利益的纠葛之下，能否被关注到，也是不忍卒读。

同时在算法的加持之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算法的推进，可以高效率的制造信息茧房，信息的传播者不需要传播真相，也不需要取悦所有人，只需要有一部分核心的粉丝，就可以得到足够多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声望上的。这是个非常可怕的诱惑，毕竟在公共平台发布自己的写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想要一些经济和声望上的东西，我们也不例外，这是人之常情，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光荣的。但是为此，发布只是取悦一小部分人的，违背真实情况和逻辑性的信息来获取利益的人，这绝对算不上公共意见分子，而是投机者罢了。

当然，说不定他们内心里边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呢。而结晶的粉丝，也并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是什么思考后的结论，他们更多想要的是他们喜欢的结论，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独立思考的幻觉。

公共科普/意见分子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是从事实，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去思考，无论你的思想来源于哪种流派，一定会得出很多结论，让一部分人反感，同时得出的少数结论，可能会让几乎所有人反感。这就是社会复杂的现实。但是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利于收益最大化的，这是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想要在算法时代做一个真正的公共科普/意见分子，必须得提前意识到这一点，公共科普/意见分子的职责并不是取悦大众，更不是给少数人独立思考的幻觉，让他们获得优越感。

**第二个问题在于知识结构更新的难度。**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更新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快，这对于公共科普/意见分子的学习能力，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同时，因为专业化的分工，即使是有着天纵之才，一个人擅长的知识层面，也无非就是几项，不可能覆盖现在的社会方方面面，这必然会带来很多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些专家教授，发表一些看起来既傻又坏的言论，实际上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低下。他们脑海之中的专业知识，可能停留在十年之前，而同时，他们对于中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则可能停留在他们的大学时代，这样的思想错位，自然使得他们无法正确的认识许多矛盾，使得他们的发言显得十分可笑，而他们却毫不自知。而这样的问题，不止会发生在老一辈的人身上，**随着知识的变化，年轻一代必然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做一个合格的公共科普/意见分子，需要不断的更新知识，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对于这个社会的了解，都需要与时俱进。

其次，一个研究者，一生的研究方向，可能只是几个子领域。如果对于一般人，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的话，很可能三五篇文章就解释完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这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极大的劣势了，观众希望看到新的东西。而同时，社会热点必然会包含百态，蹭热点是现代传媒必然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某些财经博主，人文博主对于社会热点进行点评，然而点评之中没几句话是靠谱的，尤其是某种中肯式评论。这就是追求热点的矛盾所在，对热点不进行追求，一点热度都没有，追求热点的话，则很容易发表一些不靠谱的东西，这样的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

第三个问题在于，现在的社交媒体环境，对于公共公共科普/意见分子会有很大的影响。笔者相信，大家都应该见过不少喜欢在网上对线的人士，他们在某个领域确实很有想法，也知道很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这样的事情绝不是个例。人的思想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人思想变得极端，虽然遗憾，但是也是在所难免。但是互联网之下，变得极端的概率未免太高了一些。

不过，这其实也不奇怪，人的思想是根据接受到的信息所处理而得出的。在互联网上面，尤其是对于公共社会事务发表较多言论的人，在互联网上面往往是有比较多争议的。这种争议会带来支持者和反对者，和支持者的互动会得到正反馈，和反对者的互动会带来负反馈，要给支持者以鼓励，要打击反对者。在这二重反馈的作用之下，人的观点是容易越来越极端的。而社交媒体的算法与流量模式也扩大了这一点，在这样的作用之下，不仅仅是意见领袖的观点会越来越极端，整个互联网大圈子的环境也是如此。

这非常不利于公共科普/意见分子实现自己职责的，公共科普/意见分子的观点必然各不相同，其中也一定有一些人极端。关键不在于观点如何，而是在于这个观点是否是基于科学与理性，基于公共大众的利益所出发，而不是被互联网驯化出来的情绪输出。

每一个时代，愿意思考的人都有着不同的职责，必定要去面对一些问题，这是必然的使命。在公共舆论之中扮演的角色，也注定是使命的一部分，长久以来的舆论场之中，鱼目混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愿未来能有更多，真正愿意思考和发声的人，在我们的舆论场上活跃，我们期待着，能真正的朝着六亿神州皆舜尧的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