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自修》公众号：刘阳教授访谈录_风闻

【虎落平阳按语】6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自修》公众号隆重推出《思辨读写的方法与实践——刘阳教授访谈录》。刘阳教授发来微信云：“金师，文章因阐释思辨之需，12次提到您或您的作品，但大多是暗引，您如能在相应处附上所发报刊的截图，那就会大大增强阐述的“现场感”与实际效果。”老夫以为然，故为之！

思辨读写的方法与实践——刘阳教授访谈录

魔都语文课代表 2023-06-09 18:27 发表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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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课代表特别向大家推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阳教授与上海七宝中学语文教师张硕关于思辨读写的精彩探讨。

刘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曾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五届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一等奖、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二等奖等荣誉奖项。出版《事件思想史》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多项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兼任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张硕：上海市七宝中学语文教师。

本文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5期

思辨读写的方法与实践

——刘阳教授访谈录

刘  阳   张  硕

张硕：刘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中能接受本次访谈。前不久，看到您在厦门一中作了一次有关思辨读写的讲座，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作为您曾经的学生，我在读书时就跟您学到了很多做学问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除了文学理论知识，使我受用的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这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使我受益很多。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多年，著述颇丰而强调思维的训练。在中学语文教育教学中，很多一线教师也很重视思辨性阅读和写作，您认为这两者是不是存在相通之处？

刘阳：谢谢你的访谈。很高兴有这次宝贵的机会，来和你以及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语文教学中思辨读写能力培养的一些有趣话题。如你所说，我长期在大学从事文艺理论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每年都会接触到大量的本科新生，很自然地会在观察中，产生一些体会。首先应该说明，我并不认为思辨能力是人成长发展的唯一能力或最高能力，想象力等因素，在人生中同样很重要。我只是结合本次访谈的主题，把问题限制在一个目前相对显得薄弱的环节上，那就是如何来更好地引导我们今天的中学生对大千世界与斑驳人生的思考辨析能力。不知你有没有翻看过一套有趣的书——《法国高中生哲学读本》？

张硕：记得听您讲起过，但还未有机会翻阅过。您对此有何观感？

刘阳：以前曾多次听闻欧美中小学教育中对哲学的重视，但都停留在间接印象上。通过细读这套书，我的感慨加深了。实事求是地说，我感觉，他们在中学阶段引导学生们思考的很多问题，我们这边的大学本科生甚至相当数量的硕博研究生，都未必能达到相应的水准。非常希望我们的语文教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汲取欧美国家的长处，在注重语言文字教学（这当然始终是主要的）的同时，适当加强思辨意识。比如可以推荐给你和大家一份很好的入门材料：先尝试阅读张中行先生《顺生论》的前五篇，尤其是第一篇“存在”。感觉一下哲学思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张硕：这部著作也是当年授课时您推荐给我们的读物。您曾说自己在中学阶段就翻阅过，但当时读得似懂非懂。这就联系到了您本人的求学经历。能否谈谈您一路从中学走过来，在思辨读写方面的摸索和心得？

                                                        （鄢烈山主编的版本）

刘阳：我上中学的时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如你所知，实际上应试教育的声势已经不小了，和你，以及比你更年轻的当今中学生所处的大环境，其实有共通之处。我接触到的中学语文教学，当然是常规的。但也许比同龄人多出的一份幸运是，我在中学阶段遇到过一位在杂文创作上颇具实绩、作品后来每年入选花城出版社《中国杂文年选》的语文老师（这在国内语文界可称凤毛麟角），即杭州学军中学的金新老师。在他的影响下，不仅中学里我便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习作，而且在高考结束后一个月，就在《杭州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较有杂文味的作品《蠹鱼的蜕变》。也正是从那时起，选择了文科的我，发现自己在思辨读写方面虽然还存在着许多需要不断慢慢完善的地方，但也确实流露出了一定的兴趣和潜质。

  

                                                                     （向继东主编的版本）                         

张硕：然后进入大学，您是否在这方面有了更多的思考？同学们都知道，其实大学时代您就已独立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刘阳：由于良师的指引熏陶，加上自己的探索，我在读大学时的前三年以大量阅读各种经典著作为主，从大四开始就尝试发表文章。几年里，先后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华夏时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杂文报》、《新民晚报》、《联谊报》、《博览群书》、《山西文学》、《粤海风》、《名作欣赏》与《作品与争鸣》等全国报刊上，大约发表了近300篇文章，有散文随笔，较多的则是有一定思辨色彩的杂文和评论。其中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了百余篇，在《中华读书报》等发表的文字也不少，这些对一名学生来说，算是不太容易的。所发的文章，有荣获《文汇报》全国征文比赛一等奖的，有些还被《杂文月刊》、《杂文选刊》等刊物转载，并曾入选《年度大学生最佳作品》等书集，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我选择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分结集出版，就是《推敲人文》一书。面对出手得手、整体尚属顺利的开局、以及周围师友的赞许鼓励，我在深受鼓舞之余，也怀着清醒的心态，自知在思辨的深度和高度方面，都尚存不足而只能说初试身手。但这一经历客观上为自己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打下了一种思辨的基础，尽管那时自己尚不明确今后会走上学术研究道路。

张硕：您在学生时代就已取得的成绩令人感佩，即使放在今天审视，也恐怕是一个很难复制的异数。在这个过程中，哪些书和人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刘阳：对我产生比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是青岛出版社1997年推出的“野菊文丛”里鄢烈山的《中国的个案》和刘洪波的《文化的见鬼》、吴非的《污浊也爱唱纯洁》，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西窗烛》等。多年后才读到朱大路编的《杂文300篇》，感到是迄今最佳的杂文选本。至今我还觉得，这些是广大有志于写作的同学可以参考师法的好书。此后，所读、所借鉴的就多了。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作家，除了上述几位外，还有张中行、黄裳、韩石山、吴非、赵健雄与卢敦基等作家学者。尤其要提到韩石山和吴非先生的大量作品，它们很值得推荐给师生们仔细品味。韩石山先生出书50余部，他的文字在我看来是当今作家中最好的，你可以从他的文字，体会到什么是一流的白话文。吴非先生发表杂文2000余篇，佳作精品层出不穷，可除了教育杂文外不轻易结集出版，他的那些“冷雨敲窗心常醒，世事大千梦中寻”的文章，你们不知道有多么好啊！我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文章忒好却不愿结集的人》的文章，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有些流金岁月的回忆，可能你们都已经不太了解了。《中国青年报》以前有个知名杂文专栏，叫“求实篇”，现已没有了，在当时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记得不少语文老师是将之作为高考写作范文来推荐给学生们的。前几年我还专门买来它的八册合集，重读一过，感叹于很多好东西被今天的我们湮没了。《南方周末》的时评版等版面，在我读书的时候有极大的影响，后来结集的“纵横谈”专栏主笔鄢烈山的几部文集，像《鄢烈山时事评论》、以及后来的《丢脸》等，都为我所反复阅读。《杭州日报》当时也有个以读史为主题的名牌栏目“西窗烛”，后来结集出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还专门完整钩沉出它的八百余篇文章，加以通览。学生时代，我还订阅了多种刊物，记得有《读书》、《随笔》以及《文学自由谈》等。这些经历，未必具有可推广的普遍性，但确实是我在平时教学中也鼓励同学们努力做的，做一个在思维上和文字上有所追求的文科工作者，是我愿意和广大师生朋友们共勉的信念。

张硕：您谦称“共勉”，我想这里面或许首先有个立志的问题。在平时教学中我感到，有些同学总是对思辨读写怀有一些畏难心理，觉得自己想不到、分析不到那个高度，对于这部分同学，您有什么建议吗？

刘阳：太阳底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同学们应该去除不必要的畏难心理，给自己注入自信的强心剂。事实上，现在很多中学生同学，都能写出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其朝气、锐气让人惊叹。我在大学任教至今，接触过许许多多曾在中学各级写作比赛中获奖的同学，包括四位全国新概念写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贵苗头，而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环境的恰当引导，保持并不断发展这种能力。刘洪波先生从26岁开始杂文创作，每年发表150篇高质量的作品，如此年轻已是文坛上“提刀四顾”的人物了。我念中学时，每天读办得很优秀的《杭州日报》副刊，总看到两个不断出现于报端的思辨美文作者的名字，一曰陈华胜，一曰郑嘉励。若干年后才得知，他们都只不过年长我十岁左右，却早已在20岁出头的光景，发表大量早慧的作品了。他们后来结集出版的《大江东去》和《考古的另一面》，都是好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张硕：这就说到了环境的引导。从您读中学那时到如今，中学语文教学客观上是在加强思辨读写的分量，这可以从每年的高考作文题中见出一斑来。您是否同意这一判断？对这一趋势又作何评价？

刘阳：我同意你的这一判断。说到语文高考命题，它的导向确实不容轻觑。我们每每能看到一些在思辨立意导向上很不错的题目。比如2020年全国语文高考的作文题：“人们用眼睛看他人、看世界，却无法直接看到完整的自己。所以，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需要寻找各种‘镜子’、不断绘制‘自画像’来审视自我，尝试回答‘我是怎样的人’‘我想过怎样的生活’‘我能做些什么’‘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等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它实际上是说：人生仿佛进入并观看一间屋子，处于“有”与“无”交织而成的本体：只有入场才能看清场内事物，但由此因受限于在现场占据的特定视点，而看不全，所以烦；只有离场才能看全场内事物；却由此因失去了对现场氛围的亲身体验，而看不清，所以烦。前者于有中生无，后者则于无中生有。我不知道明天自己将会变成怎样的人，这是悲观之“无”；反过来，这却也意味着明天我将有可能变成任何一种人，在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巨大的发展可能性，这则是乐观之“有”。这样，人因“有”与“无”始终并存，得到着总也失去着，而必然产生烦，它介于悲观与乐观之间，总体上以乐观情绪为主导，就像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偈语“悲欣交集”所深刻昭示的那样。这样的思辨，其实对中学生来说已有相当的深度，一般学生从朴素的认知出发，未必能达到类似的思辨能力，但可以努力写出逼近这一内核的内容来。这就是我所说的良性导向。

张硕：仍以您举到的这道题为例，它还可以被考生从何种角度，来加以思辨性的追诘？或者说，您会怎样来写它？

刘阳：如要进一步思辨和挑战这道题的命意，也许有出色的学生会深入察知，题干中的“镜子”会占据新的在场盲点，而仍令人看不完整。对不对？这样下转语而别开一洞天的思维训练，非一日之寒，正来自我所说的思辨读写的滋养。

你问我会如何来写它，我把这一问调整为，升入大学乃至更高阶段的学习深造后，同学们又将会怎样来赋予曾经的高考题以思想新意？回答可以是这样的：这就是从存在论到虚空论的思想演进。题干表达的人生本体论意味，是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它默许了“有”与“无”在场内必定相伴共生的前提。但是更为深入的虚空论，则恰恰还要弥补这一点造成的不足：我既想看清场内包括我此刻所占据位置的全景，又不愿为此付出“只能离场才能看全却失去现场亲身体验氛围”的代价，而仍就在原地保持位置的不变，只不过这时的我作为主体，需要经历一个被虚空化的过程，虚其心而实其身。你看，同样一道貌似人人都能看懂的高考作文题，浅者得其浅，深者得其深，并不存在简单过时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有心人加以思辨和观照，获得不同程度的思想体验。

张硕：这样看来，在语文教学中激发思辨创造力的很重要一环，是命题本身的革故鼎新，这个问题确实在以往的实践中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您平时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刘阳：是这样。富于思辨意味的好命题，可以点燃学生们从各个角度来思考它的兴趣，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培养效果。我正在编撰《命题美学鉴赏辞典》，在此不妨举几个曾经自编的题例：

（1）西方有句名言，“所有的树都是对的，所有的人却都在出错。” 你怎样理解这句话？请以《出错》为题，写一篇论说文。

（2）公元624年，也就是唐武德六年，丹杨（今南京）人陈弘拜李子欣学剑。六年后，陈学成出山，李亲为其磨剑开刃，翌日，送其至山口问：“六年寒暑，不知你是否知道了剑开刃的道理？”陈答曰：“乃是师洞察我的为人了，方允许我带开刃的剑去行不平的天下。”李氏说：“这是其一，更要紧的是，（        ）。”假如你是李氏，你紧跟着会说出怎样的话来？请续写这个故事，在续写中表达你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3）你是否同意“死亡与战争是维持人类文明整体平衡的必由之路”这样的观点？为什么？请阐述你的看法。

（4）回忆一下我们中学里学数学的过程，是先从平面几何开始，再逐渐到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后面的课也会讲到——这和艺术（比如绘画）的发展过程正好是相反的，后者进入现代以来，恰恰从立体透视回归着平面性。这种有趣的区别，能启发你想到什么呢？由此进一步推敲，为何人总有一种“由表及里”、“从现象中认识本质”的习惯？这种天性值得怀疑吗？“表面”是否必然是浅薄的同义语呢？请以《表面与深度》（当代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著有一部同名的著作）为题，或自拟题目，自行构思，写一篇文章。

（5）你是否赞同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中那位不幸被投进纳粹监狱的、无辜而可敬的犹太父亲，因不想让年幼的孩子蒙上心灵阴霾，而使尽法子告诉后者这是个游戏的处理？你能接受这部影片由此获得的喜剧意味吗？

请允许我近取譬，像这样的命题，不知是否适合你的教学班？

张硕：可以试试。估计整体上有一定的挑战性，我感觉放在高三与大学入学新生之间的过渡、衔接阶段来测试，效果会更好。

刘阳：你说得有道理，但根据学生程度的不同，可以大胆尝试。说实话，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靠按部就班的规律来育人的，对于心智出众的学生来说，有时候不经意间的一记提示、一道灵光，会开发出他或她登堂入室的极大潜质，调动起他或她的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可谓有利无害。就拿上面的例题来说，首先可以注意到，它们都是联系当今中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来展开的，第4题便十分典型。其次，教师用这些题目引导学生们的点，最终恐怕都还是会落在哲学思维上。这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思辨，说到底并非只是玩逻辑推理的游戏，而依托于更高、更深远的哲思背景。

                                                       （《慎以惜时论短长》所在《杭州日报》版面）

我举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金新的杂文《慎以惜时论短长》，表达了这样的精辟见解：“人生苦短。沉湎娱乐、不思学业，是对时间的一种无聊消遣；差强人意、精神错位，则是对时间的一种过失犯罪。……倘若无视他人奋斗的目标，苛求惜时如金，岂不近乎残酷？看来，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给予自觉者以时间的民主使用权，在某种程度上比给予不自觉者以时间的警告，似显得更加重要。”这里用朴素的语言道出的，实际上便是福柯在其皇皇巨著《规训与惩罚》中同样洞察到的哲理：权力对个体的无形规训与渗透，正是借助于“便于使用和控制的方式来积聚时间”的方式加以实现的。不顾错位之权力实质，假借一种所谓的惜时观念来要求莘莘学子在违背自身兴趣意愿的进程中南辕北辙，越是惜时之优等生，其实不便越陷入着权力泥淖而不自知，且往往连当事人自己都不以这种局面为谬，福柯由此深刻揭示出的话语权力不仅统治者认同、连被统治者也奇妙地同样认同的实质，在作者针对现实题材的笔下得到着英雄所见略同的神会默契。如果语文教育在顺利完成语言文字教学任务的同时，能经常适当融渗一些这方面的精微内容，收效的积极性是可以预期的。

张硕：您能否对此具体展开谈谈？

刘阳：比如对上面第1题，可以想到，人在这个世界上被允许不断地出错和改正，植物则不行，出错就意味着死亡。但也正由于出错的植物必死无疑，几千万年来，植物的遗传物质里几乎没有错的基因。人类则相反，一个糖尿病患者，经医院诊治后存活下来，带着糖尿病基因生儿育女，于是，几千年来人类的各种疾病基因绵延不绝，以至于我们上医院看病时，必须先行向医生告知自己的家族病史。就是说，纠正错误，是人类自古及今一直在犯的一个更大的、也是更为根本的错误——这样来立论，是不是顿时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思辨深度和力度？

再看上面第2题。如果我往这个括号里填入的答案，是“剑上的刃打开了，心上的刃却关闭了”，你觉得如何？

张硕：和第1题一样，确实有种相似的哲学意味闪现于这个回答里，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这样来思考，摆脱的是小聪明，因为的确需要相当心智能力的配合，包括平时阅读积累的渐变，才能慢慢达成。

刘阳：确实如此。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谈论思辨写作中的诸种技法，比如逆向思维之类，才有了意义。再像上面第3题，实际上用具体的现实情境带出的，就是一个康德所讲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问题。有一位出色的同学在写这道题时机杼独出，纵笔聚焦于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敦煌文物外流史，分析得出的观点是，敦煌文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遭到掠劫，诚然是民族文化的一出悲剧，但换个角度看，百年来，这客观上促进了敦煌学的国际性研究进程，又不能不说成全了一种合乎世界潮流的学术共同体现象。这篇文章的立意，超越了一般中学生的眼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仍能发现，在这里，尽管作者使用了反向思考，其根本的动力仍然是哲学思维，即一种家国天下之辨。完全可以在类似的思辨中生发开去，想到就在我们最具体而微的生活中的种种：如果作道德上的评判，只需要一个词就能概括空调，这就是“损人利己”。盛夏酷暑，为求一屋之内的清凉而把热量排入室外，在没有严格法规的都市，街道两侧一律排满空调的室外机，使路人不堪其热又无处躲避。因为受害的是众人，施虐的也是众人，而此时此地的受害者往往又是彼时彼地的肆虐者，于是两相苟安。从整体上说，大量机器的能耗，无疑让都市更热了。这难道不也是在变换话题的意义上，诠释着“死亡与战争是维持人类文明整体平衡的必由之路”这个观点及其争议？围绕这样的具有伦理含量的辩题，有心的教师来组织一场思维交锋的辩论，对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大有裨益。

第4题同样属于这种情况，在看似反弹琵琶的表象下，可以引导同学们写出内涵十分丰富的好文章来。事实上，针对中文专业学生每每擅长文艺性想象、却在思辨能力方面相对偏弱、以至于在问题论述中常常习惯于逻辑跳跃、在逻辑严密性方面的训练却显不足的现状，我在命题中还有意识地设置这样的题目：给出论述出发点（前提）与结论，不要求学生给出结论（现状是：迅速给出结论，相当一部分中文系学生其实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回避了论证的严肃与艰辛），而要求学生以一种类似做几何习题的姿态来一步步严谨还原论证的步骤，从中逐渐体会对一个学术问题究竟应如何着手进行严格的论证，而不总流于感想或似是而非的模糊蒙混。至于最后一题，当时在我的教学班上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选作此题的学生不少，你也可以一试。比如说，能不能从对“苦难美学”这一命题的怀疑和深入反思来入笔？

张硕：有机会我一定来试试。思辨写作不仅体现在思想立论的“听唱新翻杨柳枝”上，也通过具象的语言得以实现吧？

刘阳：你说得很对，一切立意最终都是要通过形象的文字画面得到实现的。所以大量读是基础，只有读多了优秀篇章，经历较长时间的淬砺，慢慢地才会不断悟出语言文字在传神说理方面的力量。你看吴非的杂文《珍藏着的“爱戴”》结尾：“然而，《金光大道》的再版，对‘文革文物’收藏家来说，不啻是个坏消息。”《天空只能是“蓝蓝的”吗？》结尾：“我虽不必为之汗颜，但想到我们的孩子只能说‘天是蓝蓝的’，便疑心他们以后见到‘青天大老爷’的字样，也认为是错话，提出要扣分了。”什么叫绝妙反讽，什么叫于无声处听惊雷，可以笑中带泪地由此感受到。金新在一篇评论中，以大家熟悉的柳宗元《小石潭记》中写鱼的名句“皆若空游无所依”，来比喻使学生得到充分个性发展的理想教育环境，栩栩然妙哉！和你熟悉的近世西哲比如海德格尔好谈“此在在世”，委实可以相映发。这种形象化说理的能力，恐怕有天分因素在起作用，但丝毫不妨碍我们可以在平时见贤思齐，悉心留意而积极借鉴学习。

张硕：您举到的这最后一例，用“皆若空游无所依”来比喻教育的自由生态环境，确实很精妙神奇，拥有这份洞察的写作，是不是可以说拥有了一种康德所说的“判断力”？

              （看客》曾刊《语文新圃》《侨星》，《浙江工人日报》更名为“看宰羊”）

刘阳：是的。多年前，我曾击节于一位高三同学的书信体杂文《厚古薄今》开首“看到我们的通信正像睡眠那样成为必须，真让人高兴”一句非同凡响，以为其所氤氲出的“不凡的比喻，展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喟”。其实，生活中的思辨高手，其作品中时或一睹的精妙比喻，细忖之每每会有一种看似寻常却奇崛的、惊心动魄的美，让人折服于判断力之深。且不说那些基于深刻观察力而得的奇特比喻，如《看客》形容内蒙古笔会笔会坐车沿路所见之蒙古包为“如一群开着巨口的卧虎在劲风中狩猎”，仅就那些更多基于纯思维联想活动的精妙比喻，复举两例：《父亲的回忆》于悠悠回首辛酸童年生活云，“人是无法像锂电池那样消除记忆的”，独特而不凡的喻体发人深省；《母亲的回忆》忆及慈母暮年因大限将至而难以再从容拾级而上为严父扫墓，云“母亲已经受不了‘挫折’了”——以挫折比喻扫墓之台阶，你看平淡中蕴蓄着何等沉重之生计感慨！

（《父亲的回忆》刊登于《杂文报》更名为“父亲节遐思”）

                                           （《母亲的回忆》所在《太原晚报》版面）

张硕：那么是否可以说，判断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进一步思辨力的前提？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您曾向我推荐过的那个关于《文心雕龙》的例子。

刘阳：谢谢你还记得。那篇《闲话“距离”》的开首，引述《文心雕龙》名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起兴，却承题曰：“事实未必尽然。每每未到庐山心往神驰，一俟身在其中，几无紫烟流瀑云海清泉之味；未见长江牵肠挂肚，一旦身入其间，全失江风渔火洞箫悠长之趣。由此，不禁突发荒诞不经的奇想：还是保留点距离为好，让山山水水在梦境中保存完美的极致。”——真是一段了不起的生发。历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津津乐道于这句名言，却似乎还没有人如作者这般，从这句看似寻常之语中，发现了刘勰此语在美学上的一个破绽：这句话夸大并抹杀了“距离”的存在。说实话，我亦未觉察过此中堂奥，经文章如此敏锐地判断出问题、妙手点铁成金后，方恍然大悟而为之叹赏。

                                （《闲话“距离”》所在《太原晚报》版面）

张硕：这里还有个问题。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在起始阶段的语文教学和写作训练中，我们会发现思辨说理的辩证性常常成为文章优劣的分水岭，退一步说，如何辩证说理，也是中高考应试写作训练中挺重要的一环。不知您怎么看待写作的辩证思维？

刘阳：写作中的辩证思维，不是一种规范和剪裁事实的框架，而应从所讨论的问题出发，发现事实本身中所蕴含的辩证因素，从而将辩证法还原为一种活的思想事实，这才是辩证法在摈除一切教条与诡辩之嫌后的活水之源。这其实也正合二十世纪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精神。现在不少学校的老师教学生准备应考作文，喜欢用一些说法不同的套式，短时间内也确乎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看，容易给学生一种误解，以为写文章就是从外部搭个一二三四五、首先其次再次的框架，然后往里面填进东西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可以作个有趣的反向试验：把你文章中那些带有任务驱动色彩的、刻意标示步骤的指示语全部去掉，意脉还有机联系、贯通得起来吗？

好的说理文章不是这样的。比如曾经有一篇思想评论《“曲线”改革及其它》，其中有这样的论述：“实际上，由于曲线运动力的作用形成的波澜不足为惧，改革是一种探索，会有反复，步鑫生的大起大落便是明证。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曲线的弧度愈大造成的增速前进的势能愈大，亦即反作用力也愈大’，冯根生等优秀企业家们正是在这种反作用力下摸索出一套套应变的办法，为企业发展开拓出新路子的。”细心人当可体会到，如果按那种从外部强加上去的辩证思维，直接导出“改革是一种探索，会有反复”以及“在这种反作用力下摸索出一套套应变的办法”的结论，也能差强人意地蒙混过去，却肯定是平庸的写法。此文作者对这两点结论的推出，却是立足在对事实本身的辩证思维的发现与还原之上的，这就是数学上“曲线运动力的作用形成的波澜不足为惧”这一事实、以及物理上“曲线的弧度愈大造成的增速前进的势能愈大，亦即反作用力也愈大”这一事实自然、顺畅的前后联系，这就赋予了全文不可移易的辩证说理力量。大家不妨来作更多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曲线”改革及其它》所在《杭州日报》版面）

张硕：如此看来，文科生学一点必要的形式逻辑是很有好处的。

刘阳：这道理可以通过下面两例见出。你先请看例一：“一些大城市的书店撤去了曾让他们盈利甚丰的琼瑶、金庸作品专柜；物质调剂部门分管的废品商店开始出现这批回笼的‘紧俏’书，一个空前的热潮须臾浪峰底谷。”（见《“呼拉圈热”及其它》）

                 （《“呼拉圈热”及其它》所刊的《杭州青年》即嗣后的《今日青年》）

这里，千万别小看中间这句“物质调剂部门分管的废品商店开始出现这批回笼的‘紧俏’书”——如果缺少了这一句，仅从前一分句无法从逻辑上真正推出琼瑶热、金庸热降温的结论，因为书店撤去这两人的作品专柜完全也可能只是内部调整的偶然之举。唯当这两人的作品不仅在书店被撤去专柜、而且紧跟着出现在废品商店，我们才能真正断定其确实已开始乏人问津而变得卖不出去、先前的热度从而降下来了。这不是在必要条件的交代之后紧跟着补充交代充分条件、使逻辑结论更趋周密吗？以我的有限经验来推测，相信写到这几句时作者绝非有意无意着笔，而确乎是有此番幽微考虑的。你再看例二：“据了解，开学以来天天如此。”（见《素质无奈应试何》）

（《素质无奈应试何》所在《杭州日报》版面）

也千万也别小看这句及时的补充交代。如果仅有前文有关双休日学生家长涌动于书店争相购买应试教辅、人声鼎沸之状的描写，同样无法从逻辑上严密推出应试教育的深入涂炭，因为这同样可能只是偶然的表象。唯当加上这句看似平淡的“据了解，开学以来天天如此”，方由个别开始推至了一般、由必要条件开始推至了充分条件，而同样真正严谨地导出了所欲达成的逻辑后果。这就是形式逻辑在为文说理中始终不过时的思辨力量。

张硕：通过上面的具体举例分析，我似乎悟到了很多。最后还想请您谈谈的两个小问题是，是不是同一种思辨文体写得多就一定好？除了从立志、命题、立意、语言和辩证思维等方面锐意训练自己的思辨读写外，在素材积累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吗？

刘阳：对你的前一问，我个人的回答一如李泽厚评论牟宗三所言那般，“牟宗三写了那么多书,我说可以砍掉一半,不会损害他的分量”。这种感觉每每又一如韩石山之评黄裳：“一生那么多的书，将来能存世的，两三册书而已。一是《关于美国兵》，这是经历之书，他人无从替代；一是《旧戏新谈》，这是性情之书，也是他人无从替代的。”思之令人感慨。或许可以从中悟出，比数量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于不断从思辨写作中总结经验得失，探索各种文路的变换。

对你的后一问，我觉得这则是因人而异的。就我个人而言，建议师生朋友如果有条件和兴趣，可以看看下面十种带有材料库性质的好书：龙协涛编的《艺苑趣谈录》；李利忠的《潮的人》；李异鸣的《非常人》《非常事》《非常言》；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二十五史随笔”丛书；李玲芝等编的《西窗烛》；韩石山的《得心应手——作家的训练》；飞白的《诗海》；陈登颐的《世界经典小说100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卢浮宫画作珍藏集》以及王元化的《思辨录》。相信会有助于大家开阔视野和思路，增进学养的积累。

张硕：谢谢您的这次宝贵访谈！

                                                                                    （本文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5期）

                             （2023年5期《语文教学与研究》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