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外蒙古的民族英雄徐树挣将军，中华儿女不应忘却_风闻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人物中，大名鼎鼎的段琪瑞曾任北洋政府总理。而世人却不知段琪瑞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均出自一人的策划，段琪瑞对此人近乎于言听计从。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民国早期历史的几次重大转折关头都留下其深深印迹，尤其是在处理举世震惊的外蒙古“自治”问题上力创奇迹的徐树铮。

徐树铮（1880～1925年），字又铮，号铁珊，汉族，江苏萧县（今安徽省萧县）醴泉村人，秀才出身，文武双全，曾任北洋军阀皖系将领，陆军上将、远威将军，与傅良佐、靳云鹏、曾毓俊并称为段祺瑞的“四大天王”。徐树铮将军的所作所为，给当时的政坛影响颇大，故有了“小扇子军师”之称，孙中山和张学良对其极为敬仰。1913年底，外蒙古远征军在远征内蒙古遭到彻底失败后，退出了内蒙古，并取消了“独立”，改为“自治”，但依然在沙俄的掌控之下。在沙俄的羽翼下，外蒙古自治政权步履艰难。

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俄国国内也一片混乱。这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苏联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原来由沙俄支持的外蒙古“自治”政府也失去了庇护，但外蒙古境内依然驻有沙俄白匪叛军、日本人所谓的保护日侨部队等，这些军队虎视眈眈。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中国固有的领土呢？

这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题目。时任北洋政府军总参谋长的徐树铮将军于1919年4月17日向北京政府提交的《西北边防条陈》时，在它的第一款特别指出：辛壬以往，中国多事，无暇顾及边圉，俄人乘机煽诱外蒙独立，致成三方协约之局。乃欧战以来，俄国政变相继发生，干戈相寻，迄无宁日。於兹急起直追，复我故物，自属报施之道，原不必以蒙约为顾忌，惟外蒙自治一节，不惟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麦示，国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昔之态度，对於中央深表亲赖之意。

如近日谢米诺夫勾煽蒙人独立，外蒙官府竟不为所动，足为明证。在我正应一意怀柔，使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堕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致来外力干涉。因之数年之功，败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                                   

这是徐树铮为了收回外蒙古而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一个积极的谋略。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徐树铮将军的策划下，北洋政府就已经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古了。

当时，中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徐树铮将军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辖地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察哈尔、热河和东三省等地区，实力非常雄厚。他毛遂自荐，利用协约国借款，招募军队，编练中国参战军，却驻屯西北按兵不动，准备等待时机一举收复外蒙古。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伦。”当时的报界称其为“中国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另一人为孙中山）之一。

1919年，德国战败后，俄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混乱不堪的俄国无力顾及外蒙古。中国北洋军政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一战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派遣徐树铮将军准备出兵外蒙古。

为了收复外蒙古，徐树铮将军先派遣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进行备战和军事演习，他本人在多伦镇守使唐启尧将军的将军署署衙内设立“收复外蒙古前进指挥部”（在今内蒙古多伦县旧城牛市街北，即旧政府招待所院内），并以多伦为大本营招兵买马、筹措粮草。

准备出兵的西北边防军所有士兵，均由河南永城、安徽亳州等处召募，多系18～25岁的壮丁。为了彰显中国军队之威风，树我中华之形象，徐树铮将军按照阅兵的标准，在多伦赶制了大量的新式军服、增添了大批新武器装备，准备出兵库伦时使用（此后，在外蒙古的中国军队被一些国外见闻者称为世界上军服最为整洁的部队之一）。

同时在多伦筹措资金购置了80多辆大卡车从北京开到多伦，这在当时可谓是最先进、最快捷的装甲机动设备了。然后，徐树铮将军命令董其祥旅从宣化徒步走到多伦，驻扎在汇宗寺、善因寺附近加紧整训。整训结束后准备换上新式军服，再乘上这80多辆大卡车出发前往库伦。

这个董其祥在1913年的驱逐外蒙古远征军战役中，曾任炮兵团团长，在多伦战斗过，非常了解多伦和蒙古地区的环境。同时，徐树铮将军还派出大批侦查人员赴外蒙古，包括被俄国吞并的、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广泛收集情报，秘密反馈回多伦前进指挥部。    

外蒙古派驻在多伦汇宗寺、善因寺参加佛事活动的喇嘛，很快将徐树铮将军在多伦诺尔整训并准备出兵外蒙古的消息秘密传到库伦，外蒙古自治政府一片惊慌。以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为首的外蒙古王公贵族见势不妙，立即派遣所谓的“外蒙古代表团”到多伦商谈。“外蒙古代表团”抵达多伦后，进驻汇宗寺东侧的外蒙古会庙。随后，他们马上就到徐树铮将军的前进指挥部商谈，表示“情愿取消自治”回归中国。

“外蒙古代表团”随行还带来了“自治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外蒙古善后条件六十三条》的副本呈交徐树铮将军，这个《外蒙古善后条件六十三条》的正本已由北京政府驻外蒙古都护使陈毅派秘书黄成垿送到北京，内容徐树铮早已知晓。其主要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实施殖民事项，将盟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扎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恰克图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伦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需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工商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旗）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伦大员及帮办人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使得办理。                                            

这个《外蒙古善后条件六十三条》，通篇充斥着外蒙古王公贵族仍以“高度自治”来制衡中国政府之管理的幻想。徐树铮将军阅罢怒发冲冠，将《外蒙古善后条件六十三条》掷于地，严厉驳斥“代表团”成员。徐树铮将军严正警告外蒙古当权者休抱幻想，重申外蒙古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蒙古行政、军事等事宜必须由中央政府决定。

不仅如此，在中央军到达外蒙古库伦后，所谓的外蒙古武装应立即上缴枪支9000支以上、大炮5门及几十挺机枪、大批炮弹、枪弹（外蒙古武装配置已由徐树铮将军先期派侦探人员侦知），否则严惩不贷！外蒙古“代表团”成员看到徐树铮将军强硬的态度和大批军队云集多伦诺尔进行整训，准备出兵外蒙古，无奈之下，只好连忙答应。                                  

  “外蒙古代表团”在参见徐树铮将军后，还到汇宗寺、善因寺进香、礼佛，分别参见了章嘉活佛、六世噶尔丹锡勒图活佛、墨尔根活佛等，以示诚意和回归中国之决心。随后，“外蒙古代表团”返回库伦。        

1919年10月23日， 39岁的徐树铮将军率领装备一新、精神焕发的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个旅，骑兵一个团共4000余人，乘上80多辆大卡车从多伦诺尔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向库伦进军，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的战幕。            

与此同时，徐树铮将军还在多伦诺尔设立西北边防军后勤供应部，由多伦镇守使唐启尧将军（有的文献称之为唐启喜，实为笔误。但在徐树铮将军出征后，新任多伦镇守使李荣殿负责其后勤供应）负责征办各类战略物资，多伦诺尔西北边防军后勤基地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输往北征的徐树铮部队，保障了收复库伦的成功。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自多伦诺尔至库伦约为2000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方可抵达。徐树铮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与先头部队一起按日缓缓行进。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也不足，只有两个旅和一个团4000多人，且军械皆来自在多伦筹措到的国外贷款。

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伦。              

库伦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在外蒙古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王公、喇嘛的臣服。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在外蒙古武装中的雇佣兵、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

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惟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将军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应为金界壕北线——笔者注）。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

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古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俄国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不占领库伦，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骑兵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被俄国强占的唐努乌梁海等外蒙军事重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各战略要地。至10月29日，徐树铮率部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今蒙古国肯特省乔伊尔市）时，忽然停车不进，拿起电话叫接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

徐树铮在日本留过学，日语极其流利，用不着别人代译。当松井接电话时，徐树铮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100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耳。

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松井这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徐树铮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须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

松井慑于徐树铮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树铮果真带来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说：“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刻，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

此时徐树铮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惧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当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

松井听徐树铮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是，徐树铮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

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于是徐树铮立即下令，命80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乌兰巴托，外蒙古王公俯首称臣。一月之内收复了沦为俄国殖民地七年之久的外蒙古。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那木那苏伦“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加以软禁，威迫外蒙古伪政权履行在多伦达成的协议——上缴了枪支9000支以上、大炮5门及几十挺机枪、大批炮弹、枪弹。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那些叫嚷着闹“独立”的外蒙古伪政权的喇嘛及王公贵族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徐树铮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

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彼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 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徐树铮可以称之为名至实归的惟一真正爱国将领，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徐树铮将军在收复外蒙古后随即写词一首：

念奴娇·笳砉然长啸，带边气，孤奏荒茫无拍。坐起徘徊，声过处，愁数南冠晨夕。夜月吹寒，疏风破晓，断梦休重觅。雄鸡遥动，此时天下将白。遥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剩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浓，胡遽乌乌惊逼。商妇琵琶，阳陶觱篥，万感真横集。　雕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

　　     

中国政府收回外蒙古后，随即开始建设外蒙古。徐树铮发现外蒙古蔬菜等极其匮乏，随即命令多伦后勤供应部的多伦镇守使李荣殿将军（唐启尧将军此时已调离多伦）招多伦诺尔、察哈尔附近之菜农，赶赴外蒙古库伦，帮助当地牧民种植大白菜，解决蔬菜匮乏难题。他还召集在库伦经商的包括多伦商号在内的旅蒙商开会，下令旅蒙商不准盘剥牧民。

此外还在外蒙古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外蒙古社会发展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原被德国侵占的青岛。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巴黎和会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1920年9月，皖系军阀下台，新上任的北洋政府撤消了西北筹边使公署，徐树铮将军被通缉，3个月后被迫返回内地。

1921年3月，外蒙古经过革命，又宣告完全独立。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由于锋芒毕露、胆大敢干，树敌太多。袁世凯曾这样评价徐树铮：“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徐树铮枪杀了冯玉祥的舅舅兼大恩人陆建章，埋下了隐患。1925年，徐树铮将军被愤怒的冯玉祥将军部下枪杀，带着与孙中山先生一样的遗憾离开了人间，英年43岁。

时南通状元张謇曾挽之以联云：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维新运动领导者，南海康有为亦挽之以词云： 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於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於四洲。其喑鸣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命之前，为人龙而寡俦。衰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於九幽。

倘若徐树铮将军专心一志治理外蒙古，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不消几年一定大有成就。可惜他志不在此，也许，他在这几年最后悔的事就是不慎离开了外蒙古，造成外蒙古的重新失去，而他本人已经无力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