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喜欢讲贸易逆差和顺差如何如何，实在有点莫名其妙_风闻

【本文由“沐雨澄风”推荐，来自《世界经济两大公害：美国债务，中国顺差》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中国的“顺差”确实是个问题。从对外贸易看，在制造业领域，凡是中国贸易顺差占比比较大时总是遇到相关国家的反制。

      中国的产业结构中服务贸易占比并不强大，现在简单地讲发展内循环也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把银行存款“挤出来”扩大内需。因为消费的紧缩总有它的内在原因：一、社会底层对收入的“预期不确定性”、CUI增长速度、尤其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加上近年来社会存在的“普遍涨价”（比如高校学费和医保消费指数的增加）等等都促使社会“捂紧钱袋子”的焦虑。打个比方可以这样说：银行的定期存款在现有利率的基础上再下降0.5，银行的定期存款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总的来讲，产业结构和产品技术含量都需要有优化和提升的的需要这是走出发展困境的一种出路。但是有多少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劳动力？一方面有几百万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的人才又很难找到——这个问题至少有近十年的时间了。这种“供需关系的严重错位”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如果说高校还在“自命清高”的话，早晚有一天会有大批学子会“另谋出路”。到这个时候，“社会办学”任何人和都禁止不了。最近就有社会公知指出“我们的那些论文”究竟有多大价值？我们的教育经费都用到哪里的诘问。乡村的老奶奶进城卖个鸡蛋还懂得“费效比”——午间买个素馅包子充饥，可我们的那些“高智商”把经费用在了什么地方了？

       就像温铁军批评的那样“你参加个学术讨论会，坐在那里不等有你就了解农村和国外，我这一辈子基本靠自费走了42个国家，我是去搞社会调查，不是去旅游。所以我看问题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最后，“顺差”是个双刃剑——有利有弊。产业转移和就业也是对立的统一，也可看作是某种“双重悖论”：中国企业到越南 投资建厂想象的是“利用越南的低工资劳动资源”。可事实证明，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任何一种资源禀赋都是与一定的内生动力之间的有机配置才会产生1+1>2的。

       现在要做的是：一方面要抓出口贸易的品种多样化、提升产品的应用价值和品质；而是要把服贸和文化交流作为重要的市场——不要再搞“单打一”。也就是说不要片面强调顺差，而是注重贸易双边的规模。举个例子：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一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另一方面也应该在支持当地国家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旅游和文化交流方面扩大规模和层次的支持——旅游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多数欠发达国家提高自身的经济贸易的基础设施贷款偿还能力和当地就业规模极为重要。

       其实美国政客煽动的“中国使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过高”之说，其实就是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策略中，中国片面强调了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所以中国过度强调“贸易顺差”未必就是件好事。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方国家自身的因地制宜“造血机能”：旅游、包括餐饮在内的文化特色产业以及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发展规模和水平的支持。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才会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必须考虑到提高双方经济互补的层面上，这才是。“一带一路”的长远之计。

       最后，补充一个就是：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确实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像清华大学那样从职业院校招收部分优秀毕业生到清华担任实习讲师来提高大学本科的毕业生的实际能力。现已经退休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高级技师和工程师大多数也都可以为高校应用学科的学生补上制造工艺及质量管理课。一般来讲理工科本科生有3-6个月的专门培训，那基本上大多数还是能被企业接受的•——毕竟基础理论都还是有的。

       实际上，这个教育模式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的职业教育同样意义很大：一是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进而提升产业的整体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二是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补充，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提升自身禀赋和内生动力的能力，也就是经济的自我的“造血功能”。第三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避免或者弱化“由于基本生存条件产生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从心理学原理上讲，人们也可以认识到“当人的生存技能提高时，会‘自发地优化他的理性选择’而不是暴力。”

      总之，我们总喜欢讲贸易逆差和顺差如何如何，实在有点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