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和平和王道基因源于…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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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此热爱和平的深层历史基因——夏商周三代早期农业国家和春秋之际的孔子才是理解中华文明不扩张和王道秩序的关键

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转向不可逆转的农业文明、同时社会生产能力由于人类的心智和外部技能均由铁器时代的出现而有重大进展，但因此带来了文明的异化和混乱，主要表现在私有制加速进度，成熟的国家制度开始摆脱普通成员的控制而成为“苛政猛于虎”的陌生外部压迫性力量，而人心不再沌朴既“人心不古”，中国早期文明进入了最后阶段，具体来说就是西周灭亡后东周阶段后，战争在大范围内席卷了当时华夏民族已经建立起稳定疆域的华夏区域。

战争是从两个方向而来：首先是各诸侯国间争霸争利，因此东周后期又被称为“战国”。由于进入了阶级和国家阶段，和铁制武器的出现，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以及铜器时期相比战争表现得格外野蛮和残酷。而这一期间诸侯灭国绝城、杀人盈城盈野的战争核心目标就是扩展疆土，并取得疆土之上的民众，是纯粹的利益战争，因此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春秋战国周期长达五百余年，华夏民族在此前经过数万年而创造的社会、精神、礼乐制度和秩序、以及生命自身全面地遭受战争暴力的侵蚀，这种现象是春秋之前的华夏民族从未经历过的。而春秋时期，由于华夏区域内乱，已经进入了先进农耕社会生活的华夏区域变成为四周处于其它较低种类生活方式的夷狄民族入侵的对象，华夏民族在内部诸侯战国争天下的同时，又必须面对外部的压力，而外部适当的压力构成的巨大挑战，往往可以使民族和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此在与周边夷狄对峙和战争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形成了内聚力更强的华夏文明一统观念，同时吸收了夷狄文明的一些制度性的优势如“胡服骑射”，同时疆域在对抗过程中持续向外延伸，早期华夏国家缓慢但坚决地将自己先进的农耕文明制度和器物向周边区域扩展，但同样有可能会因为夷狄的扩展而失去自己的文明根基，因此孔子说：“唯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正是面对着华夏民族成长后的第一个重大混乱迷惑的乱世，而对纷乱的战争和人民困苦不堪，君王们同样迷惑，天下需要理性指导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的“轴心时期”出现了各种基本观念和缤纷思想、其中最伟大的人物和思想当属孔子。身处乱世，对前朝历代的历史有深刻的理解，对前朝各种制度了如指掌，对乱世贼子深恶痛绝的孔子，不象当时一般的谋士和政治家一样仅作对策性的政治谋划，而是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更加广大的视角出发，去构想一套能使天下、社会、家庭和谐的体系，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是一种和平、理性、秩序、公正的价值观，通过对这种价值观的接受而将实现一种类似于人类早期社会时相对和谐的人际、人地和君民秩序，这就是孔子一生所致力于创造的观念。

孔子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在这里作出了与世界上其它重要民族有重大差别的选择：不是通过宗教的方式去创造一个外在的超过人类自身的宗教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论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而是采用历史回忆和反思的方式从华夏民族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真正的历史精神和智慧，去发现人的本性深处能够使人向善与和平的观念。

孔子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和历史中汲取了大量的观念要素，经过重新整理和表达并形成典籍文字，并不遗余力地在各国间奔波推行，同时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和造就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传承自己的理念。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本土性的儒学理念其实就是处于农耕社会的华夏民族对秩序、和平、文明和幸福的理最深刻和完全地表达想，因此得到几千年始终以农业立国的华夏民族的全面认同。而孔子儒学尽管没有直接全面涉及农耕时期国家的疆域制度，但其推崇的周礼却包含着完善的相应制度和理念。

随着儒家学说在西汉正式成为官学，夏商周三代延续而成的中国远古早期王畿疆域制度和观念便成为中华文明深层的结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各朝代中国的疆域制度外在的规模和形态在不断变更，但其内在的历史精神已经在中国夏商周三代成型、并始终影响着中国历史和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