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类社会国际交往中最大现实问题——离开敌人，自己真的活不下去_风闻

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绝对的科技封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封锁和制裁已经事实上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了，我们正步入一个一边刀枪相向，一边银货两讫的时代，欢迎来到新中世纪。

中国社会受上一个时代历史记忆和教育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在战争和冲突中的行事方法有太多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把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状态误认为是人类社会一贯的行为模式，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一种，就是对战争中的制裁和封锁有太多脱离实际的误解。

当代中国社会对战争中的封锁行为的理解大概可以描述为“两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间陷入严重冲突后，其中一方为了迫使另一方就范，并防止资敌，会中断和隔离与另一方的一切经贸往来”。

简而言之，在很多人眼里，制裁和物理隔绝差不多，一方制裁另一方，往往约等于把另一方直接从经济活动中彻底抹掉，属于一个苍蝇都不允许飞过去那种程度。

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因为在现实世界，并没有人会这么做，倒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

我们平时讨论政治时，经常会谈及一个概念——全球化，但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往往不够彻底，不够深入，浮于表面。

什么是全球化？

用人话解释就是，我离了你活不下去，你也一样。

这是目前人类社会国际交往中最大的现实问题——离开自己的敌人，自己真的活不下去，敌人也一样。

我都无需引用古代旧事，当下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例，美国的政客们一直在高呼制裁俄罗斯，但实际情况呢？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呼吁国内进口商购买俄罗斯的化肥和有色金属以缓解美国国内的供应压力，甚至为使用外国国籍的货运船只大开绿灯，为此不惜冒着和国内船运行业协会打官司的风险，同时一边炸北溪管道，一边通过第三方进口俄国天然气，再加价卖给欧洲。

俄国也一样，一直在暗戳戳的从韩国，从日本，从法国，以及从“国际市场”购买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和零部件，之前美国媒体炒作过一波在击毁的俄国装备上发现中国制造的零部件，顿时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什么把柄和罪证，炒了没几天偃旗息鼓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发现的韩国零件比中国零件还多，甚至还有台湾省零件和意大利零件。

之前还有人津津乐道于欧洲花钱让俄罗斯打自己，其实炸死俄军士兵的导弹里，又何尝不含俄罗斯出口的有色金属呢？

还有之前的叙利亚战争，欧洲一边山呼海啸着阿萨德必须下台，一边继续拿大马士革做转口货运，中情局资助IS的资金，从欧洲到俄国转了几道手。

企图把敌人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彻底抹去，企图严格意义上做到“不资敌”。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天真幼稚的一厢情愿。

政客们高呼制裁，其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制裁，而是让人民相信他们实施了制裁，是为了在政治上有个交代，当真你就输了。

在将来，这种“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让人民相信我们做了什么”的政治表演将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么做对于政客们来说是省时省力的最优解，能够躺着把钱赚了为什么要站着？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因为生产力进步了，产业链越来越漫长了，人类社会化分工越来越扩散了，没有任何人能独占供给侧，也没有任何人能独占需求侧，没有任何政治实体能够独立支撑起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它只是这个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它这一部分的存在，是以其它部分的存在为前提的，当然其他人也一样。

另一方面，要做到这种“把对方从经济活动中彻底抹去”程度的制裁和封锁，需要一个绝对中心化的社会结构和动员化的经济体制作为制度支撑，而这种经济体制的维持成本越来越高，维持收益越来越低，以至于维持这种经济体制的坏处，要比战时可能资敌带来的坏处还要大，所以这种体制基本上已经被人类社会逐步放弃，制度支撑消失后，这么做的现实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世界各国为什么越来越倾向于贸易自由化，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除了这么做有利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改善经济活动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走私越来越难抓了，防不胜防，还不如干脆放开，降低税率算了，这也侧面证明了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近乎于物理隔绝式封锁和制裁越来越不可行。

国内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物理隔绝式的封锁和制裁历史上有过吗？有过。

不过持续时间很短，大概在南北战争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确实努力对南方进行了封锁，南方为了打破封锁，首次把铁甲舰投入实战以攻击北军舰队，北方则制造了铁甲舰还以颜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之间的交火就是在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对抗中出现的。

随后的普法战争中，法国虽然落败，但法国海军当时对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国进行了相当有效的封锁，一度让依赖外贸的北德意志诸邦的经济濒临崩溃，还有此后的布尔战争，英国海军的全力封锁断绝了布尔人从欧洲获得援助的一切渠道。

物理隔绝式的封锁的巅峰是一战，一战中，协约国确实对同盟国进行了有效的封锁，这种封锁让德国和奥匈陷入严重的物资匮乏中，并最终让他们输掉了战争，同时德国海军和奥斯曼海军也对沙俄进行了严厉封锁，重创了沙俄的对外经济，并让沙俄的崩溃要早于同盟国。

但一战既是物理隔绝式封锁的巅峰，同时也是它的绝唱，在此之后，这种形式的封锁便再也没有出现，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就出现了严重的松动。

二战期间，美国一边和德国交战，一边向德国出口石油，稀有金属和火工品，英国则一边和日军交战，一边向日本出口食品和化工品，并从日本进口糖和橡胶，就连华北平原上，八路军和日军间，也多有粮食换军火的买卖。

等到了二战结束后，封锁一说彻底成笑话，美国和苏联之间贸易往来绵密，苏联一度是几款美国设计的计算机除了美国之外最大的制造国，被苏联人吹捧为人类汽车工业之冠的卡玛兹汽车厂，是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的承包商联合包建的，拉达轿车来自意大利，勃列日涅夫本人是可口可乐的忠实爱好者，苏联商店里的法国食品从来没有断顿过。

而在“铁幕”另一边，法国和德国对来自苏联的化石燃料和铀矿的依赖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同时里海的鱼子酱是欧陆富豪餐桌上的常客，各种技术出口打着军民两用的标签，绕过巴统去到了铁幕另一边，毕竟，意识形态是不能当饭吃的，厂子里还要发工资，我不去外边搞推销，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还能指望那些政客施粥不成？

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影视作品里把铁幕形容的像是某种物理隔绝的结界就觉得好笑，发表铁幕演说的丘吉尔本人就对苏联的皮草制品青睐有加。

就连中国也一样，对建国后的工业技术引进史和进出口贸易有哪怕常识性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所谓“帝国主义的封锁”真像说的那么悬乎，毕竟，西德的合金钢挤压设备，法国的线材成形装置，日本的纤维，英国的发动机，瑞士的机床，奥地利的炼钢炉，美国的镀层设备和胶卷在那里。

奔驰轿车更是在改开前就已经在国内小有名气了，当时国内还去西德引进过奔驰的汽车薄板生产线，当时靠外汇券更是能在友谊商店买到百达翡丽的手表，上层人士对法国干邑也并不陌生，除了商品贸易外，诸如电影，电视剧，唱片，书籍等文化产品的互通有无更是常态，当年国内针对外国商船海员在海关商店购买商品还专门出台过相关政策，那时候日本人特别喜欢到中国海关用各种玩意交换樟木箱子，美能达的相机和万宝路的香烟是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居民手里的时髦货色，那种物理隔绝式的封锁，从来就只存在于某些人的想象里。

到了当代，大家更是装都不装了，除非有人闹的厉害，那装模作样的迫真封锁一下，平日里连走私都懒得抓，还封锁？几个菜啊喝成这样。

所谓的物理隔绝式封锁，不过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而已，一战后至今的人类历史已经把这种错误观念一次又一次证伪，那些坚信制裁和封锁等于把对方从经济活动中抹除的朋友们，应该尽早更新自己的国力观，战争观和世界观，以免跟不上时代。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会出现这种物理隔绝式的封锁？

这和那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那个时代有个特点，就是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产业门类稀少，产业链较短，社会化分工不彻底，产业的资金周期短，产品辐射面比较小，几百万人口就可以支撑起全套的产业门类，比利时这么芝麻大点的国家都是一个体系健全的完整工业国，各国在产业上是真的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一国产业的存在不以另一国产业的存在为前提，国与国之间在产业层面上对抗大于合作。

再加上那个年代现代化动员体制刚刚出现，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建立中心化的社会结构和动员化的社会体制的成本低而收益大，性价比非常高，因此，物理隔绝式的封锁和制裁具有实施的现实基础和现实环境，这才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

那是传统意义上的总体战和总动员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总体战和总动员是必需品，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当时的各国才会对此无比追捧。

也就是说，物理隔绝式的封锁，是总动员制度，中心化社会和总体战的配套产物，是只存在于那个动员成本低廉，收益巨大，生产力水平特殊，产业链较短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玩法，并非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常态，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常态是连走私都只能抓到小猫三两只。

中国在当时恰好处于积贫积弱时期，在缺乏总动员体制和总体战能力的问题上吃了无数亏，导致全社会产生PTSD，形成历史性的反向补偿心理，把总体战和总动员的重要性无限上纲上线到不切实际乃至于包治百病的地步，看任何政治问题都习惯性的用总动员和总体战时代的看法去做出判断，进而忽略了时代的变化，乃至于产生了物理隔绝式封锁依然适用于当下的错误观念。

这正应了那句话——童年的缺失，要用一生去弥补。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今日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力支撑起全产业链和全产业门类了，你就算能吃下供给侧，你也吃不下需求侧，而且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产业链的变长和社会化分工的扩散，这种趋势只会进一步加强，越是居于价值链上游的国家，对世界市场和世界供应链的依赖就越严重，马斯克和黄仁勋的到访，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是我坚决反对任何事情都要无脑追求所谓100%国产化的原因，因为这么做，本质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和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对着干，最终结果，往往是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加拉帕戈斯化，成为日本那样，坍缩为一个靠各种“仙人”来向越来越狭窄的市场倾倒溢价产品的可悲环境，那种环境是没有未来的。

那么是不是说，在未来人类社会，合作和共生会越来越大于对抗和敌意，最终实现一个全人类合作共存，没有战争，没有冲突的完美乌托邦呢？

放心，不会的，人类社会的冲突和对抗只会越来越激烈，一边共存一边争斗将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常态，而且原因也非常简单。

首先，人类社会宏观层面越是合作共存，微观层面的对抗和冲突就越激烈，因为利益矛盾更具体化了，近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远方的鞑靼人比隔壁的邻居更招人喜爱，根子就在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远方的鞑靼人和自己实在是相隔甚远，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交集，就没有矛盾，而和隔壁的邻居则要天天打交道，交道一多，矛盾就多，久而久之，自然就出现鞑靼人比邻居好的认识。

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结果是，从此以后天下所有人都是邻居了，再也没有什么远方的鞑靼人了，就连远方的鞑靼人都成邻居了，所以矛盾激化了，以前是鞑靼人比邻居好，现在是他们一样坏。

全球化导致全人类在分食共同的经济成果的同时，也必须争抢共同的经济机会，有句话叫说相声的盼着死同行。以后全人类都是同行了，恭喜恭喜。

其次，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结果是生存成本变的低廉，活下去变的如此唾手可得，以至于冲突成本大幅下降了。

古代和近代，冲突的结果往往伴随着重大生存风险，比如一场战争把农田烧了，一个村子的人这个冬天就得饿死，这种重大生存风险的存在，是制约古代和近代冲突频繁爆发的重要现实桎梏，这也是为啥古代战争往往很漫长，动不动就几十年，因为大多数时候其实根本没在打，都忙着种地糊口，应付灾荒，只在大家都有余粮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起来干一架，生存成本的高企，让冲突成了奢侈品，战争只是帝王将相的游戏。

全球化之后，基本生存变的廉价，民用产品的军用价值增加，军民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不论是丰田的皮卡还是大疆的无人机，都能让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冲突的门槛大幅下降，导致冲突更容易爆发——成本的降低，往往是一件事物得到普及的最大驱动力，战争和对抗的内在驱动力和社会基础开始下沉，很多时候决策者其实是被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推着走，社会意识和集体认知取代了帝王将相成了战争和冲突的最大驱动力。

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决策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民主化”了。

就像阿富汗战争，911事件发生后，是否发动阿富汗战争已经不是小布什甚至不是国会的事，当时的情况是美国社会民情汹汹，小布什在世贸大厦的废墟视察时，消防员们朝着他挥舞拳头，愤怒高呼“乔治，干掉他们，把他们全都杀光”。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小布什必须开战，他要是不开战，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再比如萨达姆和卡扎菲一类的政治强人在以往的认知中往往被认为是凶残好战的战争贩子，结果是他们死后和平不仅没有到来，大家反而打的更起劲了，人类惊讶的发现，此类传统政治强人居然成了地区和平稳定的压舱石，反而是传统上被认为畏战如虎的民众一个比一个好战。

而这种因为生存成本低和对抗成本低而导致对抗性增强的现象，正在全世界各个社会普及，它导致人类社会的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最后，是人类政治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开始增加，全球化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的进步让人类有更多的闲暇去关注那些基本利益之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通过层层递进，最终进入政治议程中，成为引发冲突的炸药桶。

实际上，目前人类社会的一个关键趋势是，纯粹利益关系在政治议程中的位置正在靠边站，完全基于理性的利益取舍在日益边缘化，这也是为啥各国的决策形成过程都在排斥纯粹技术官僚和专业学界参与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观点不对，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合时宜了，属于活在上上上一个版本的活化石。

我都无需引用别的例子，就说当代中国和美国，从纯粹利益关系的角度来看，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与中国为敌，中国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最大承重墙，尤其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支撑，美国与中国为敌，是在打砸自家的金库。

可现实是美国就是要和中国为敌，从上到下只在如何与中国为敌的具体技术细节上有分歧，但在和中国为敌这件事上保持一致，你有什么办法？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应该和中国为敌，这是存在于真空球形中的理论。美国就是要和中国为敌，这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现实，当理论和现实相反时，理论必须让步。

另一个例子是俄乌战争，从纯粹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援助乌克兰是应该的，但欧洲不应该援助乌克兰，因为欧洲援助乌克兰会破坏俄欧轴心关系这一重大核心利益，只要俄欧轴心关系能够维持，俄欧之间的产业互补和地缘互相依托就能继续维持，整个俄国都将是欧洲的战略纵深和后花园，有了这么大一块经济殖民地，欧洲才有和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资格，能够继续作为世界一极维持存在，而俄国的统治集团也非常乐意承担这一职能，因此欧洲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维持绥靖姿态，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但只是理论如此。

但现实是，欧洲国家领导人哪怕只是在援乌问题上态度不够坚决，都是重大政治事故，与泽连斯基会面是进入欧洲主流政治议事日程的入场券。

这才是现实。

所谓的“民粹化”，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抱着理论不撒手的老学院派们错了，他们的理论没毛病，只不过环境变了，他们的理论该向现实低头了，仅此而已。

总有人想象着政治决策是一个冷血无情精巧细密环环相扣如机械手表自鸣钟般的冷酷机器和真空球形理性机。

并不是，那种理性机器只存在于你们的想象中，实际的一般政治实践和决策形成过程中，拍脑袋，糊弄事，踢皮球，追涨杀跌，应激反应，手足无措，走一步看一步，三个鸡蛋上跳舞和几个蠢事中选一个不那么蠢的才是常态。

一般来说，决策过程能做到今天的指令不和昨天的指令自相矛盾就烧高香了。

否则就没那么多合订本了。

这也是为啥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到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的草台班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其实一直都是草台班子，只是以前信息不发达，大家不了解，有一些基于神秘感形成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现在只不过是信息发达了，原形毕露了而已。

从传统的纯粹理性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诸如黄金峡谷，俄乌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类军事行动就不该爆发，可它们就是爆发了，阿富汗战争甚至差点就养出了美军自麦克阿瑟后最大的海外藩镇，这证明人类社会的决策形成过程和冲突爆发过程在逐渐“去利益化”，或者说，对利益的界定方法已经在逐步发生本质变化，传统的国家利益的界定方式已经逐渐不再合乎当下的客观现实，一些原本的利益不再被视为利益，一些原本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正变的日益重要。

实际上这种对利益的界定和判断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初天主教和东正教能为了吃死面饼还是发面饼的问题打的鸡飞狗跳，是上帝和耶稣是不是一体能搞出人命官司和宗教战争，凯撒和庞贝能为了是否直接会晤而爆发战争，印加人为了神像的形制而把敌人卖为奴隶，中国的诸侯把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屋子里用什么装饰视为战争的发起理由。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无比的可笑，可在当年的古人眼里，这些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利益，不仅一点也不可笑，反而还十分严肃，必须掰扯清楚，否则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在未来，或许我们今天视为重大利益并不惜诉诸武力的理由，也会变的同样可笑，未来人类爆发冲突并视为利益的东西，可能也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一边共存，一边互相捅刀子，我从你那里赚钱来向你发动战争，这样的事情，今后只会越来越多，还记得那个澳大利亚扩充海军来防止中国破坏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的著名笑话吗？这种事情，很快就会变的不再是笑话。

如何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共生，对抗不止，在一口锅里吃饭但又巴不得灭敌人满门的世界上求生存谋发展，去赢得冲突，才是最关键的命题。

前天看到评论区里一句话，天下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好就好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话至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