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险恶用心，为彻底奴化国人，将供奉鬼子的神社引进东北祭祀_风闻

伪满洲国的“新京”（今长春）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对东北民众推行奴化教育，使他们忘本背宗，形成对“伪满洲国”乃至日本的认同。为此日本借助“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在东北推行各种“国家祭祀”活动，企图制造出一个糅杂了日本祭祀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伪满洲国”文化，进而起到奴化教育的效果。

一、征服国民要先征服文化

相较于肉体上的消灭与征服，文化层面的征服是外来入侵者最难做到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原王朝曾被周边少数民族多次征服，但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在文化上征服汉人文化，反而大多数被汉人文化同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并扶植废帝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在东北建立了殖民统治。

日本占领东北军大营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他们深知文化对于一个文明的重要性，因此要想真正确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必须在文化层面做足够多的“努力”。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建国宣言”正式发布，这份完全按日方指示起草的宣言中称，“满洲国”要推行王道主义，实行顺天安民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方在刚占领东北时，还不想立即在文化上进行彻底的变革，待其政治、军事统治稳固后再循序渐进地施行。

尽管如此，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文化政策中，充满着较为浓厚的儒家思想的色彩，这是因为儒家文化中的“克己复礼”、“遵守秩序”等理念十分符合他们的征服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东北的民众改造成“听话、懂事”的顺民，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彻底征服。溥仪被扶植为“伪满”皇帝后，将日本的“王道主义”援引至东北，并结合儒家的“礼教”文化作为伪满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针。一时间，“尊孔重道”这一为中国人所坚持的优秀文化传统，经日本的“殖民改造”，成为“伪满洲国”训练顺民的工具。

溥仪剧照

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对急于彻底征服东北的日本来说，推行“尊孔重道”并不是说说这么简单，为此日本决定在东北举办大型的“祭孔”仪式。1932年7月，“伪满洲国文教部”成立，由“伪满”国务总理、学者郑孝胥兼任总长，其中的礼教司专门负责祭孔活动。根据“伪文教部”的规定，“伪满”将于每年的春、秋两季举办两次祭孔大典。“伪文教部”称“伪满”将“王道”作为建国精神，而“王道”则出于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因此“伪满”将以祭孔作为“国祭”。

郑孝胥

1932年9月3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率领伪满朝廷，在长春的文庙内举办第一次祭孔活动。鉴于是第一次举办，尚未有太多经验，故此次祭孔规模并不算大，流程也较为粗糙。1933年2月，伪文教部在总结第一届祭孔活动的基础上，针对当年春季的祭孔活动颁布详细的祭祀流程。除此之外，在祭孔大典举办的当天，政府应该在社会举办演讲大会，向民众传播“伪满洲国”的“圣道真谛”。3月2日，第二届祭孔大典正式举办，由于伪文教部早在一个月前即开始准备相关事宜，整个祭孔大典较第一次更为正式，也更加隆重。

最隆重的一次祭孔大典是第三届，即1933年秋季的祭孔大典。9月28日，整个“新京”（今长春）都被军队、宪兵与警察进行戒严，祭孔仪式从早上5点正式开始。仪式开始后，已宣布斋戒三天的溥仪带领“伪满洲国”文武百官抵达文庙，溥仪亲自担任主祭官，其亲信担任分献官。溥仪先是带领百官行三拜九叩礼，场面十分宏大。如果没有日方的支持，溥仪是无法在“伪满洲国”举办规模如此宏大的典礼的，儒家文化也被尊崇为“伪满”的“国教”，祭孔大典自然也升格为“国祭”。

长春的文庙

日本将祭孔视作有助于其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方式。由于当时的“伪满洲国”内各方势力云集，各种思想互相纠缠，加之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坚持与日军武装斗争，日本推行殖民统治存在相当的难度。尊孔既证明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足够的尊重，避免因直接宣传日本文化而招致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又可以借用儒家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潜移默化地把中国东北人民训练为顺民。

三、日本祭祀的引入与失败

神道教被誉为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最突出的建筑设施是“神社”，至今日本的“靖国神社”依旧供奉着侵华日军的各级战犯，反映出日本政府坚决不肯低头认罪的消极态度。作为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伪满洲国”自然也被纳入到神道教的传教范围内。出于缓和矛盾的考虑，日本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伪满”的“国教”，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策，日本迟早要将神道教引入伪满。

神道教的神社

1933年，关东军在东北举行日本死亡士兵的祭祀仪式，溥仪与文武百官都受邀参加，这次祭祀采用的即是神道教的祭祀仪式。伴随着日本在东北统治的日渐稳固，神道教逐渐取代儒学，成为日本扶植下“伪满洲国”的新“国教”。1935年，坚守儒家文化作为“伪满”“国教”的“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被张景惠取代。就溥仪来讲，他一直坚持的穿戴龙袍的要求被日方多次否定，而被要求身穿西装或者元帅装参加各种场合。身为一个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连穿何种衣服都无法决定，这不得说是一种悲哀，同时也折射出“伪满洲国”内的中国色彩在日渐降低，代之以日本式的礼仪与制度。

日本在东北设立的神社

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它不再需要将“伪满洲国”伪装成一个“独立”的政权，因此日本加紧在东北推行更具日本色彩的殖民政策。1939年，取代“文教部”的“伪满民生部”下发指令，祭孔典礼上一律穿日本式服装，改跪拜礼为鞠躬礼。1940年后，日本甚至想要废止祭孔礼，以神道教取而代之。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回来后直接将从天皇那获得的“神器”供奉在“建国神庙”内，7月15日，溥仪率文武百官在“建国神庙”举行恭迎“天照大神”的祭祀仪式。当天“伪满洲国”就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祭祀府官制》等条令，将神道教确立为新“国教”，并设立专门的机构“祭祀府”。

溥仪拜访靖国神社

神道教取代了儒家文化，成为伪满的新“国教”，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根本没有对民众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且不说神道教以兴建神社为特色，里面供奉的全是侵华士兵的牌位，就是神道教本身的诸多仪式，整体风格十分阴郁，与中国固有文化完全不同。百姓表面上的认同只不过是暴力逼迫下的一种妥协，且长时间的压迫反而激发了他们内心的反抗意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有关神道教的事物都随之烟消云散，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文史君说

国家祭祀体现了一个政权在文化层面的实力与特色，是展现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作为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本身就很难称之为是一个国家，充其量就是一个不自主的殖民政权，丧权辱国、国破家亡的悲愤在东北人民心中种下了抗争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文化和信仰上彻底征服殖民地人民，是极为困难的事。事实证明，经由强迫手段改变民众信仰与认同的做法，只能取得一时的效果，待人民起而抗争，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后，一切强加于人民的伪信仰都将灰飞烟灭。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 群众出版社 2003年版。

智利疆：《伪满洲国的 “国家祭祀 ”及其日本化》，《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7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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