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我拍电影要对得起大家_风闻

“我来海浪电影周，能带来的是我对电影的一点诚心，这部片子拍了一年多了还在拍，不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是坚持不下来的。”作为今年海浪电影周的艺委会主席，陈凯歌带着目前仍在拍摄中的《志愿军：雄兵出击》剧组成员来到了阿那亚。

这部影片的第一部即将在今年国庆档与观众见面。事实上，最近几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商业大片并不少见，但在陈凯歌看来，这部新片《志愿军：雄兵出击》有足够的必要性，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从早年的《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到后来的《赵氏孤儿》《妖猫传》，陈凯歌的作品序列中总是不乏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察与叩问，而最近几年这一焦点来到了抗美援朝。

前作《长津湖》以57.75亿票房的成绩已然成为中国影史的第一高峰，但站在高峰上继续向前望，中国电影市场还需要怎样的战争片？陈凯歌的态度是，“只管一万，不管万一。”

战争史诗

战争片是漫长影史中的重要分类之一，美国学者马特尔斯克和斯特里特曾有一个经典的论断：“美国对于世界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战争和娱乐，当二者被打包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成了战争片。”这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全世界，战争片在通过纪录战争的方式传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念。

而在陈凯歌眼中，一部可以被称之为“史诗”的战争片应包含两大核心特征：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出了大英雄。这也是陈凯歌在创作《志愿军：雄兵出击》时的核心思想，“像这样的举国之战，一定会有大英雄来到这个世间，这是我强烈的感觉。如果我要是一个观众，我是希望看到在这部电影中有英雄的出现。”

英雄未必是大众熟知的著名将领，也可以是在大时代下不平凡的小人物。不论是《长津湖》中的伍千里、伍万里，还是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的李默尹、李想、李晓一家人，都是同理。

据陈凯歌透露，这一家人，有的有血缘关系，有的没有，但他们都奔赴了朝鲜战场，也有牺牲，“这一家人之所以有的没有血缘关系，是因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不一定非要有血缘关系才是一家人。可以说这个家庭是一个缩影，涵盖了我们中国人所有的情感，是很动情的一组关系。”

不过，在大多数战争片中，英雄并不缺席。而谈及与其他近些年抗美援朝影片最大的区别，陈凯歌表示，这部电影希望能对抗美援朝战争有全景式的展现，会着墨于背后的大国博弈，而非简简单单的单个战役或者单场战斗。

他同时也补充道，“但我觉得这样还不够，电影不能说教，不能全都是国际政治，这不行，还是得有好看的战争场面，甚至是非常刺激的场面，这也是应该囊括其中的东西。”

将文戏与武戏有机结合，看似简单的道理但执行起来却并不轻松，这需要大量的案头工作来帮助创作，一方面要严格尊重历史，另一方面也要在历史的角落中找到动人的细节。

影片美术指导陆苇在现场分享了几张剧照，从中就能管窥剧组筹备工作之细致。比如影片中美军决策的场景为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本来这一地点往常应该是在白宫，但正好1950年1月的时候白宫装修，因此杜鲁门将记者会迁移到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举行。

另一个与之有别的例子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一役——松骨峰战斗，陈凯歌提到，“之前我们查过资料，松骨峰上并没有这么一棵树，这是一棵松树，我们栽在这里。我想既然要写松骨峰，可能要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明白的意象。”

两个案例展现出了战争片创作的两面性，即如何把握好遵照史实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动态平衡。据总制片人傅若清透露，从剧本筹备算起，这部影片已经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拍摄时间更是已经长达一年。正是通过长时间、充分严谨的筹备工作，才能让每一分细节都绽放华彩。

只管一万，不管万一

这也是陈凯歌从影以来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坦言，拉长战线并非刻意，而是希望对得起影片台前幕后的所有投入，“容易把这样的事看成一个任务，要是把这个当任务来做，当然不会拍这么长时间。说白了，我也得对得起最初的建组，两千五百人，几十辆坦克，几百辆汽车，上百间帐篷往那里一搭，完全是一个战场。我觉得作为片子的导演，我得对得起大伙。别大家都挺用力的，然后在我这里掉链子，那绝对不能。”

尽管在操刀大制作影片或战争题材电影方面已有不少经验，但陈凯歌依然保持着一份诚心。两年前的《长津湖》横空出世，担起了当时“救市”的重任，并刷新了国内影史票房纪录，这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的选择。

而时过境迁，市场环境与观众观影习惯都在发生变化，陈凯歌自身也在心态上进行着调整，“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自己的片子也有一个新的要求。就像一个僧人，每天早上敲钟、洒扫、念经等等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僧人没有什么野心，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只管一万，不管万一。”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给如今电影行业创作者们的一大共通的建议，在市场规律有待重构的当下，做好自身能做的“一万”，比起为电影面世之后的“万一”而患得患失要重要得多。不论是高成本的大项目还是低成本的新人项目，尊重观众、尊重创作规律是不变的命题。

傅若清就在海浪电影周的现场呼吁要给予青年电影人更多机会，因为让更多的青年人成长起来，才能让更多的影片投放市场，“我们的市场空间才能做大，观众才能有看电影的热情，从而达到看电影的习惯，让看电影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在他看来，海浪和其他青年电影计划不同的是，对选中的影片会立刻启动支持，从资金的投入一直到制片、宣发，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青年电影人的作品直接送达影院。也正因如此，海浪要求影片更多地具备商业性，必须是类型化的。

在傅若清的理解中，商业性和创作风格不是互斥的，“我们不是不需要导演本身的创作风格，但这种创作风格和整个对故事剧本的把控也要顾及市场、尊重观众。更高级的文艺片也是很能够商业化的，就像凯歌导演当年的《霸王别姬》，绝对是极其高级的文艺片，但也具有商业属性。”

今年同样也是《霸王别姬》获华语影史唯一一部金棕榈奖的三十周年，在与戛纳电影节隔海相望的海浪电影周，陈凯歌重提《霸王别姬》，“《霸王别姬》着力的还是一个‘情’字。一个人和社会过不去，结果注定是悲剧，虽说结局不欢乐，但精神可嘉，让人觉得此人没白活，活出了一点精气神。”

无独有偶，在对《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归纳中，陈凯歌在意的也是一股精气神，“我们拍的是那样一个新的国家刚刚建立、意气风发的人群，他们跟今天的精神风貌是有差异的，我们必须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