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演讲实录｜冯骥才：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创造自己_风闻

日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冯骥才走进北京大学，来到“小说家讲堂”的课堂，以《文学因人而异》为题，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感悟，上了一堂精彩的文学课。

在此将冯骥才先生的讲座实录择其精要分享给您。

讲座实录

文学因人而异

“文学因人而异”这个题目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因为人不同，作家不同，文学就不同。我的作品肯定跟李洱写的不一样，李洱跟莫言写的不一样，莫言跟王蒙写的不一样。从人的本质来讲，每个人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这一个”，都是绝对的唯一性。因为你是唯一的，所以你才需要人脸识别，谁的脸都不可能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指纹也不一样。更深一层的是人的气质、个性、家庭的环境、受过的教育不一样。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人的经历不一样。别人跟你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经历，只有你的经历才是你自己的。而文学又是每个人的心灵方式，是我们心灵的生活，心灵的追求，心灵的创造，当然就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说到这个层面我觉得还不够。刚才说的这些带有与生俱来的性质。每个人生活的经历其实都无比丰富，关键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发现了你自己，认识到了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哪些地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人最高贵的东西，也是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文学更重要。

冯骥才先生讲座

李洱教授主持

对于我来讲，我一定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是1942年出生的，从抗日战争到今天81年，我们民族这81年的历史巨轮，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历史的生活和生活的历史，都从我身上轧过。我怎么认识我自己？我自己跟别人在文学上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有一点不同，我在写作之前画了15年的画，我最早的写作是在画案上，我是从艺术家、画家的身份走到文学里来的。

我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跟纯文学家不一样，我对形象的视觉特别敏感。一块色彩，一片光影，一个特殊的氛围，如果它独特，有意味，一定让我特别注意，会牢牢记住，成为我小说的一部分。所以我特别欣赏契诃夫在一封信里给高尔基提意见的一句话，“文学就是要立刻生出形象”。

我因为从绘画进入文学，身上有太多艺术家的气质，从写作的最初就有一个想法——把小说写成艺术品。举个例子，《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我就是当作艺术品来写的。我写小说看重我自己的方法，不太会看重别人的方法，别人的方法最适于他的小说，我的小说需要我自己想办法。小说需要有支撑点，因为我是从画画走到文学来的，所以我从自己的天性上确定，我小说的支撑点必须在画面上。比如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我必须得有一个画来表现。很长时间我都写不出这部小说的结尾，一天下雨我跟爱人出去，我比她高出一大块，所以每次下雨出门都是我打伞，细雨淋着雨伞而下，走着走着忽然我想，我就是高女人，她就是矮丈夫。有一天如果我死了呢？没有办法，只有她自己打伞，她的伞下我这块空间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块凄凉的、无法挽回的、消失的空间，有一种哀伤在里面。我把伞忽然推给我爱人，说你自己出去吧，我回去写小说，因为我有结尾了。

每一个作家都会不自觉地、也自然地要把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最切肤的感受，最触动自己的细节写到书里去。这是作家的本能。我因为是画画出身，特别佩服那些有艺术感觉的、有艺术修养的、有艺术品位的作家。比如雨果。他在《悲惨世界》里写到一座古城的城门上倚着一个耙，“五月的花在这锈红的耙齿之间浪漫地开放”，我觉得这句话体现出雨果的修养、品位的高度，他把具体的环境变成一个永恒的艺术画面。再比如契诃夫的《草原》，他写一道古老、荒凉、失修的墙，墙中间有一扇门，门这一边的墙往里歪，门那一边的墙往外歪，这扇门好像没有选择往哪边歪，孤零零地立在那。非常美的画面，只有画家才有这样的眼光。后来我到契诃夫的老家去，知道列维坦是他妹妹的绘画老师，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眼光，所以我特别崇拜他。我喜欢这些经典大师们的艺术素养，喜欢他们内心的丰富，喜欢他们在精神创造上的一种高贵感。

刚才说的都是艺术家的本能对我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还有更高一层给我影响的，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六十年代末，这部小说我一气儿看了三遍。罗曼·罗兰影响我的是，他写音乐家，但他不只描写音乐，而是用音乐的感觉写小说。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写一本书，用画家的感觉写一本画家的书。这样的书只有我能写，因为我不是站在画家之外来描写画家。写这本书的想法最早是在八十年代，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放下了。多亏放下了，我后面才可能把九十年代中国文化遇到的各种冲击和问题写进去。我大量写到中西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当代艺术、现代性的冲击为中国艺术家带来的困惑。还有在消费主义商品市场中，这些纯粹的、唯美主义的、理想主义的，真正为精神而工作、而创造的人，所承担的苦恼。我们的民族不应该不注意这些人的苦恼，因为他们顶着民族的精神，他们遇见太多的精神问题。

如果按我刚才说的这样下去写，我可以写好些部小说，包括《艺术家们》。我跟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聊过，想把这几个人物单拉出来写一个长篇，比如写画家罗潜，写一个带灰色的画家，在底层被生活压扁，无力成为生活主流。我又想写洛夫，在商品大潮里面我真遇见过洛夫这样的画家，非常有才气，从广州20多层的高楼跳下去，摔成一个肉饼，就因为在市场里失败了。

到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国家迅速地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高科技给国家做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帮助商业应用品更新换代，迅速使富豪们赚到大钱。在这个大的时代里面，我在全国各地跑，看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拆”字。疯狂啊！ “拆”字被明目张胆地写在那些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上，突然我们变得这么狂妄。我现在反思，我最早站出来保卫这些古城、这些建筑的时候不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完全是梁思成的立场，而是作家的立场。那时我凭着作家的情怀，情不自禁地投身去做文化保护，没有做更多的思辨，我只知道这件事比我个人的事大。所以我从九十年代开始保护天津的老城、老街，写了大量的文章批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荒谬无知。

2000年后我做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提出要对中华民族一切民间文化做调查。一方面抢救，一方面组织人写档案、做口述史，这是海量的工作。我国在2003年加入世界非遗的保护公约，我去做专家委员会主任，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进入国家非遗名录的是1500多项，政府四级名录总计10万项。到2011年我又发现很多遗产后面的问题比遗产本身还大，那就是村落瓦解。国务院接受了我的提议，开始做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到现在12年一共确定了国家传统村落8500多个。

前两天法国驻华大使到天津去看我。我说我很感谢法国，当时我们做文化遗产抢救的许多方法，都是跟法国的三位作家学来的，一个是雨果，一个是梅里美，一个是马尔罗。他们是法国做文化遗产保护最早的三个人，恰恰是有文化情怀的三位文学大师，而不是纯学者。《雨果全集》里有一篇文章叫《向拆房者宣战》，他写得怒气冲冲，简直就像替我写的。我去法国考察的时候，知道六十年代马尔罗做文化部部长期间，对法国“大到教堂，小到羹匙”的全部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做普查登记。登记完以后，法国人说，“在军事上美国是超级大国，在文化上我们是超级大国”，大大树立了民族文化自信，开始有了文化遗产日。后来我们把文化遗产日的想法推荐给国家，国家采纳了，今年6月10日马上要过我国第18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哪的传承人后继无人了，哪的村子又有什么问题了，电话响个不停，你们说我有时间写小说吗？那些年，我基本放弃了写小说，偶尔想过一过小说瘾，就在抢救的路上，在脑子里把自己想写的小说掏出来，一路想得特别有意思，想出好多情节。忽然司机说，“冯老师咱们到了”，这个故事就搁回脑子里了。

这样一直到了2015年之后，我的岁数越来越大，很难再到处跑了，一回到书房里，文学不请自来。是它找我，不是我找它。原来在写的或者想写的东西，它自己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俗世奇人》，原来我写过几篇，现在再写发生变化了。因为二十多年来我做文化遗产抢救，在各地方看非遗的时候，最关注的一点是非遗的地域性。历史上，每一个村落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风俗、习惯、方言，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且留下深深的乡愁记忆，是它独有的文化财富。所以我们选这个地方的非遗，首先看是不是有地方代表性，是不是地方的瑰宝。到我写小说《俗世奇人》，我也想写天津的地方性。

历史学家有这么一种说法，一个地方的历史特点，在某一个时期表现得特别清楚。比如北京人的特点最能看清楚的时期是清末民初，新旧社会、政治、历史冲突的时候。上海人的特点表现最清楚的是二三十年代，西洋化的时候。天津人的特点，最鲜明地体现在租界和老城两个文化空间发生冲突变化的时候。所以我的《俗世奇人》不仅要把每个故事写好，最后还得把天津人写出来。天津人跟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好强、要面子、幽默，平常说的话全是好玩儿的话。疫情的时候各地方都苦得呲牙咧嘴，天津却全是笑话，我经常把笑话发给朋友，有一天姜昆发给我一句话说“天津抗疫不难，到处曲艺杂谈”。因为码头的压力很大，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往往就用幽默的方式消解生活的矛盾，缓和各种压力。

写天津，我不是要写出“天津味儿”，而是要写出“天津劲儿”。我也研究各种方法，比如语言。老舍先生写北京，人物一出场说的是北京话，但他的叙述语言不是北京话，是文本语言。我想，我的叙述语言并不是用天津话，但是得把天津那股子劲儿搁进来。比如“泥人张在天津手艺道上数第一，没有第二，第三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这是天津人说话的方式。天津人说话斗劲儿、斗气儿，有自己的特点，就像你们每个人自己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从文化的角度，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一个地方的文化表面看是它的歌舞、手艺这些东西，往深看是它的民俗、信仰、方言等等。但一个地方最深刻的文化，是集体的性格，集体性格没失去，它的地方性就没有失去。这是我做几十年的文化遗产抢救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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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今天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写小说当作学问。写小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能逃避它。另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再创造自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走到文学的路上，也能找到创作的快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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