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_风闻

文 | 刘梦龙

​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570周年，只要大家给我点赞，大理石之王就会如闪电般归来，重建罗马正统。好吧，其实不会，但今天确实是君士坦丁堡陷落570周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几个历史标志性事件之一。在人类历史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当下，这件往事品评起来又有一番别样滋味。

历史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疑是壮烈而孤独的，就像被榨干了最后一点价值，还要为一群不孝子拼命奋战的老战士，生前死后都不得安生。

君士坦丁堡在历史上无疑发挥了基督教文明之盾的作用，一次次抵御了来自亚洲文明的侵袭。而在这过程中，东罗马的力量极大消耗，并在地中海文明大博弈的漫长争夺中，逐步萎缩。

实际上，包括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很难说在东罗马人最后的灭亡过程中，天主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谁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君士坦丁堡当然有用，但在欧陆列强眼里，这种有用，就该往死里用。

甚至说，在君士坦丁堡即将沦陷的最后关头，对这件事的后果欧洲诸国也未必多有多看重。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急功近利的短视，几乎刻入群雄争锋的欧陆文明骨子里。**亚伯拉罕系宗教文明有个很大问题是极端的去罪化，**洗礼，忏悔之后，干什么坏事都被赦免了，尤其对异端，干什么都没罪过。所以尤其对于域外之邦来说，哪怕历史过去了五百年，和这样的文明体系交往，在不能取得均势甚至强势之前，依然很难谈信任的。

从历史上看，东罗马当时的衰而不亡，是让身处基督教体系内的欧洲列强不舒服的。在现实中，君士坦丁堡政权重要的地理枢纽地位，虽然在客观上保护了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也妨碍了欧洲列强和亚洲文明的直接交流。更不用说在文化上，君士坦丁堡的存在，始终是对欧洲所谓文明世界的一种嘲讽。

对以夷变夏的后起基督教世界列强来说，虽说入教就好像重新投胎，过去蛮夷的勾当就不要再提，大家都是文明的有经人了，但面对守着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这个比经还要久远的大前辈，绝对是碍眼的。对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列强来说，罗马正统不抓紧毁灭，并在毁灭后被踩上一百只脚，让其永不翻身，又怎么能占领西方文明正朔的高地呢。

拜占庭帝国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落寞的帝国之一，明明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字实物，最终却连名字都被剥夺了。如大家所知，君士坦丁堡的子民们当然不会以拜占庭自称，他们是以罗马人自居的。

过去欧洲后辈们剥夺拜占庭其罗马籍的理由，不外说它已经是一个希腊化或其他多元化的新帝国，不纯粹了。但一群觊觎罗马后继者头衔的前蛮夷做出如此论断，实在让人无法信服。从共和国到帝制，从帝国前期到帝国晚期，从万神殿到基督教为国教，罗马本来就是一个在持续变化的概念。还不如说拜占庭人文胜于质，失去了武德，压不住后入会的新贵兄弟们，最终连文明的资格都丢了。

从历史事实上说，无论法理，历史，文化，自我认同等任何一个方面，君士坦丁堡都确实有资格宣称是罗马正统。当然，在这位东罗马老战士咽下最后一口气后，后辈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剥夺他身前的一切，把他贬出正统体系之外。

实际上，西方人是也讲正朔的，不仅仅是那些关于王公贵族称号的复杂演变。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公元前后的纪年划分。古代儒生说天不生孔仲尼，万古如长夜，被李卓吾嘲讽，“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李贽离经叛道以异端自居，这玩笑看似轻飘飘，其实是挖了人家祖宗坟头，死得不冤。儒生这种霸道的话术，其实就是一种正统论。在现实中，这种天不生救主，万古如长夜的“正统论”，也是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所共同的，也是文明史上普遍存在的。

即使到了今天，罗马对于西方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象，就像美国被称为新罗马，欧盟被一些人认为要再造罗马。就像我们常开的罗马玩笑，在西方确实是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就像沙皇实际上是凯撒变体一样。有些沉于思维底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进入现代化就消亡了，只是不容易意识到而已。

历史也展示了，文明的失败是可怕的。君士坦丁堡被开除罗马籍，实际上是被革除正统，甚至是除名了。在今天西方文明的谱系里，尤其是在西欧占文明高点的情况下，拜占庭已经不太能算西方文明的正源之一，而是多多少少被东方文明所污染了。虽然君士坦丁堡以人文鼎盛，高度文明著称，但对西方人来说，污染了就是污染了，就是蛮化了。

西方文明中有一种除名之罚，用来处罚那些罪大恶极之人，往往是渎神之人。不但要处决当事人，还要在历史文献中销毁其姓名，使他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彻底消失。最后的罗马，拜占庭人的遭遇就近乎于此。

这种情形，是很让人不寒而栗的，文笔语言的力量往往还要胜过刀剑。对于像中国这样如今为西方所忌惮的异域文明体系，是应该有所警醒的。

**悠久的历书，古老传统，在自身所处的实体文明失败了之后，实际上都很难阻挡有意识的系统性文化毁灭。**西班牙人毁灭南美土著文化那样的行为在这个时代或许不会再现，但通过文字和语言的暴政，其实很容易把一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分割、撕裂、从老字号变成小字辈。最后，只能跟着所谓文明正统后面，亦步亦趋，还要不时通过自我否定来保持恭顺。

假如中国在文明体系的竞争中失败了，那么中国人十有八九会遭遇东罗马人相似的命运。现实中已有实证，**按西方人和国内一些人内外呼应推动的新清史和内亚史观那样，**先把元清定义为一个征服时期，再把东亚放在一个文明低地的位置，长期处于被武德高地输入的地位。接下来还有日本人最喜欢的华夏胡化说，唐强大的原因是胡化，华夏代表文弱，而武德只能来自蛮夷征服，狼图腾一类的歪理邪说将大行其道。崖山之后无华夏这种调子，大概就会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历史基调。

这类理论再极端些就是，秦汉的辉煌只属于秦汉，西晋灭亡后，也许华夏文明就会强行定性为灭亡。之后中国就不配叫中国人，就像拜占庭不能叫罗马人一样。古老历史的辉煌和如今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无关，是一种很典型西方历史基调，就像很多人熟悉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没有关系那样。

当然，这种论调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必然要遭遇了后发国家的顽强抵抗，后发国家的民族认同一样要基于民族自豪感。但这种抵抗往往是孤独的，在西方统治世界的文化体系中是难以被广泛认同的，并很容易被轻而易举的引向歧途。

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依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他的历史叙事也是很混乱的。比如我们大部分人都认同，今天的土耳其是凯尔末建立的一个全新的民族主义国家，而土耳其人也热衷于搞那套以各种草原征服者为野爹的突厥文明叙事。这种做法除了领土野心，或多或少也包含作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欧洲边缘国家，不得已的选择。

相对的，像伊朗那样，以波斯为正统则会显得名不副实，其现实中的地位，力量也确实难以支撑其宏大叙事。很容易在西方的主流叙事下，无法有效抗衡，而不可避免要诞生出大量反思怪，慕洋犬等意识形态的俘虏，而且这些人往往还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精英阶层。

在这样的叙事优势下，西方自然而然成为一种被历史所证明的正确文明的正源。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其他国家，则是属于次生文明，属于某种文明的后辈，古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异端的古老，只是异端的成分更深，要加倍忏悔，历史与现实被割裂了。

没有一个强大自主的国家实体支撑，就不能形成一种对等的文明与意识形态对抗，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探索历史的工具，文献也好，考古也好，分子生物学也好，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领导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亚考古，前苏联的中亚考古和当代中国刚刚开始主导的新中亚考古，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出发点就是南辕北辙的。而后发国家往往无力组织和主导对本民族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定调，只能被动接受，在流行文化的裹挟中，一步步走向西方所设定的次级地位。

我们前面说了，今天土耳其民族叙事就像个大笑话，但历史上的奥斯曼可是公然宣传罗马正统性和伊斯兰世界共主，试图建立一个跨民族的文明共同体叙事的。而今天的土耳其显然撑不起这样的大架子，只能摆出一个不东不西，不世俗也不宗教的半拉子状态，这是迟早要出事情的。

这样的启示显然对中国人有特别的意义。华夏或者说中国这个叙事架构，是从人类上古时代唯一留传下来的最宏大最历史悠久的独立文明体系。中国者，天下之中，华夏者，天下之美，这个称谓实在是沉甸甸的皇冠。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独立强大，有自卫自足能力的国家去匹配，那么坚持这个叙事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和小儿持金过闹市般的危险源头。

五百年往事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历史似乎又到了和五百年类似的境地。当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跨过坚不可摧的金墙，才发现过去那些美好想象仅仅是古老辉煌的余音。这座伟大之城早就失去了繁华，只有遍地的废墟，等待新的主人赋予其新生。大理石之王一去不回，新大陆也不会再有。

虽然当今之日仍有人僭称罗马，但罗马的精神继业者们似乎无法逃脱帝国腐朽的终末，而真正的罗马早已灭亡。当欧陆文明因为自己的贪婪堕落，即将丢失五百年来的荣光之时，我们将会看到，历史总是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而第二次是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