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狠辣严猛的朱元璋，面对安南挑衅为何迟迟不愿出兵？_风闻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言，明太祖对待安南的态度让不少史家深感疑惑。明朝开国之初，太祖为保持较为稳定的朝贡关系，对安南礼遇有加，试图构建出一套和平稳定且持续的南海关系。但谁知蜜月期仅有三年，此后安南一系列举措不断冲击着朱元璋为数不多的好感。

但即便如此，放眼洪武一朝，素来以铁腕著称的明太祖始终没有对安南刀兵相向。不仅如此，即便安南不经过明朝册封更易国王、甚至出兵侵占明朝国土等一系列恶劣行为，但朱元璋仍然反复退让。洪武二十八年，明安关系已经发展到非常紧张的地步，但即便如此，朱元璋仍毫不犹豫将安南列为“不征之国”，严令子孙不得征讨。

种种举措，当后世史家们多有不解：堂堂洪武大帝，治国一向手段严辣，对外也可谓态度鲜明，为何在安南问题上却反复退让，致使后者愈发嚣张呢？导致成祖时不得不违背祖制，发大军征讨？

【明初局势所迫，“元亡而实未始亡耳”】

公元1367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谕中原檄》。此后一年间，徐达等人率兵连下山东、河南，又取河北，最终于八月二日攻入大都（今北京），而元顺帝早于七月二十八日已携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自此，元朝作为大一统政权宣告灭亡。

大抵也是在这一段时期，明太祖派尚宾馆副使刘迪简赍诏往谕安南，但因刘氏在广西南宁病逝，此行未成。不久后，明政府又派出汉阳知府易济民颁诏于安南，申明元朝已亡，新朝不再奉行尚武政策，希望与南海诸国和平相处。

朱元璋与安南的首次正式联络，便处处充满着其对外的“怀柔”思想。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当时元朝虽然作为统一政权灭亡，但逃亡漠北的北元政权仍有相当实力。与此同时，国内政局也未安息，元朝残余势力仍虎视眈眈，而部分割据政权也极大冲击着新兴王朝的国力。

毫不夸张地说，即便徐达攻下大都，但明朝面对的形势仍十分严峻。

对于北逃的元廷，《明史纪事本末》评价相当准确：

“又况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

元廷虽已逃离中原，但彼时兵戈未息，元朝在中原的残余势力仍有相当力量，当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驻沈儿塔，纳哈初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艳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除此之外，偏居于云南的元梁王孛儿只斤·把匝剌瓦尔密也有相当实力。把匝剌瓦尔密是元世祖忽必烈五世孙，元惠宗北逃后仍奉元为正朔，继续使用北元年号。朱元璋考虑云南险僻，不欲劳民伤财发大军征讨，遂长期使用招降计策，但把匝剌瓦尔密始终不从，割据一方与明廷对抗。云南一隅，阻隔了中原王朝与安南之间的联系，使得明初与安南的正常来往受到极大阻隔，朱元璋的东南亚战略也无法实施。

当时，国内的农民起义政权也尚未完全统一。在四川，明玉珍建立的明夏政权仍然存在，他们表面上顺服于明朝，实际上仍割据一方，严重阻碍了国家统一。

从外部情况来看，当时，帖木儿帝国正在中亚崛起，史载他们“ 驰骋于中亚、印度、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西利亚等地之中。”帖木儿自称为成吉思汗的后人，继承了成吉思汗对外的征服策略，不断对外进行扩张，并一度计划东征明朝。也正是因此，明朝在西部受到的军事压力同样非常严峻。

国内危机四伏，国外又有帖木儿帝国窥伺，明朝立国之初根本无暇扩大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控制，对外战略也偏向于怀柔。

【明初主要矛盾不在于南方，而在北方】

朱元璋之所以对安南处处优待，即便关系破裂也不愿出兵征伐，另一大原因便在于当时明朝着力解决的问题仍在北方。安南挑衅固然引起明太祖愤怒，但相对于北方的威胁，安南所制造的麻烦实在不算什么。

元惠宗

攻入大都后，元惠宗仍率领元朝残余势力在塞外谋图复兴，明政府为消除元朝在中原地区的影响，集中兵力清除元人在山西、陕西及附近地区的残余。

首先，征虏大将军徐达派遣指挥华云龙整理元朝大都、修筑城墙，谨防元军卷土重来。紧接着，徐达、常遇春即率大军奔赴山西，后击败元丞相也速，迫使其放弃进攻通州。进攻大兴州时，李文忠料定也速必走，遂分兵千余为八屯，在也速逃跑之路上设下埋伏，于当夜伏击成功，大败也速军，擒获其丞相脱大赤。经此大胜，明军乘势进取开平，元惠宗此时已弃开平继续北逃，明军追战几百里，俘获元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得军马财货不可数也。此战使蓟北皆平，明政府诏令将元大都更名为北平府。

在明军平定大都周边的同时，冯胜率军直奔河南，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驻兵潼关以拒。当年五月，冯胜攻破潼关，迫使李思齐尽弃辎重逃往凤翔、张良弼则逃往鳞城，元朝各路将领望风溃败，或逃或降。

徐达平定北方后，受命率师进攻山西。明军于九月乙丑攻下保定，丁卯攻下中山，紧接着再下真定，迫使元守将孙平章弃城而走。十月戊辰，冯胜、汤和由河南渡河，连克诸城，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关，元兵不战而降者众多。

元军在韩店大捷后，飘飘然的元惠宗晋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赐金印，并令其率兵收复大都（当时已经被明朝更名为北平）。徐达利用王保保主力倾出的机会，采用“批亢捣虚”的战术直取冀宁。扩廓帖木儿已行至保安州，听说明军来袭后仓皇失措，只得回救冀宁。

在此背景下，明军利用元兵军心不稳的契机，夜袭扩廓帖木儿所部，取得大捷。史载当晚扩廓帖木儿正在读书，听闻明军袭来后仓促奔出营门，只穿了一只靴子，只带十八骑跟从，仓皇逃窜，其余4万人马都做了明军的俘虏。徐达派常遇春追击王保保，后者被迫逃往甘肃。王保保惨败后，元军在山西的势力急速衰减，被明军逐渐平定。

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遣常遇春、冯胜过黄河、进攻陕西。三月，徐达亲自率兵攻占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常遇春、冯胜又率大军自西安进攻凤翔，李思齐所部溃败，十余万人向西逃往临洮。冯胜跟踪追击，李思齐投降，明朝设立临洮卫。同时，徐达也率军进抵巩昌（今甘肃陇西）。

至此，山西、陕西地区大部分平定，明政府后设立陕西、山西两行省，以中书参政汪广洋为陕西参政，御史中丞杨宪为山西参政。（明军平定山西、陕西的具体过程，《明史纪事本末》之《略定秦晋》有详细描述）

除了平定国内，明太祖对北元势力的侵扰也非常重视。元惠宗自1368年北逃上都后一直逗留在明的边境地区，次年迁都应昌，距离北平仅两三日路程，严重威胁到了明王朝北方边境的安全。

在此背景下，朱元璋为了彻底消灭北元势力，于1370年发动对北元政权的首次北伐。洪武年间，朱元璋陆续共发动13次北伐，时间从洪武三年延续至洪武二十九年。从整体意义来看，这一系列北伐虽未彻底消灭北元，但极大打击了塞外政权的整体实力，保障了明朝北方边界线的稳定。

从这一系列阐述也可以看出，明开国之初，主要矛盾集中于北方。朱元璋起身于南方，至其建国北伐，南方情况相对稳定，而灭元后，北方大都、陕西、山西等地区仍残留大量元军，亟待平定。除此之外，明王朝内部仍存在着许多割据政权，外部又有帖木儿帝国虎视眈眈。

明太祖为防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还调集大量军队进行北伐，这一系列举动多围绕北方展开。相比而言，南方的安南或许有反复之心，但整体而言并未触犯到明朝底线，且其在明朝立国后归附最快、朝贡最勤，明太祖虽然心有不满，但奈何北方隐患重大，只能采取怀柔之策忍让了。

【征讨安南？朱元璋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

朱元璋常以“治国严猛”闻名，但这并不代表其凡是不顾后果、执意而为。安南固然多次冒犯无力，但若征讨宣扬国威，必然要付出巨大的后果。也正是因此，朱元璋经过周密思考，决定放弃征讨安南，而始终采取怀柔的方式应对。

其实，朱元璋曾对此表明过对待安南的态度，并向臣下解释了“放纵”安南之原因。早在洪武四年，朱元璋就颁布了一条重要国策：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朱元璋的态度非常明确，凡对中国有害之国，方可出兵征讨，若无害于中国，则“不可辄自兴兵”。朱元璋认为，国土过于辽远就无法保持长久安全，使百姓过于劳苦就是引发大乱的根源。为此，明太祖以隋炀帝为例，得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结论。

很明显，朱元璋对于明安关系的拿捏非常细致。他深知，既便得到了安南的土地，也难以对中原带来帮助；即便得到了安南的人民，也无法彻底将其降伏，更不要说驱使了（这一点，从朱棣征服安南后始终难以彻底统治也可以得到印证）。

此外，另一点原因虽未见诸于史料，但笔者认为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朱元璋对待安南的态度。

不到一百年前，元世祖忽必烈远征安南、日本、爪哇，用兵繁多，但丧师辱国。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深知贸然对外用兵不易，更何况当时明朝刚刚建国，国力虚弱，明太祖审时度势，自然不轻易作两面作战招致腹背受敌的策略。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进一步规范了明王朝的对外策略。值得一提的是，彼时明王朝经“洪武之治”国力提升，且北元势力遭进一步打击，而南方的安南挑衅之举未减，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仍毫不犹豫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其中就包括安南：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此不可。”

朱元璋反复强调“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子孙不要因贪图一时战功，就无故兴兵讨伐他国。

【明初国力虚弱，对内发展为要】

明建国之初，国困民贫，还需要面对国内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警惕塞外北元的反扑。除此之外，元末连年征战，百姓早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还需要承担明军多次北伐的粮草费用，如若再发兵越南，国力恐难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