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光｜共同体转向：百年乡土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乡村主题写作”_风闻

王磊光｜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2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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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文学因五四新文化的感召而发生，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早已成为现代白话文学创作河流中最波澜壮阔、蔚然大观的一脉。百年乡土文学可划分为多个阶段和多个传统，这种种总结提炼，总免不了互相冲突、互生龃龉，但如果从 “人”的价值尺度变迁的角度，却能建立起一种比较清晰的认知。乡土写作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即人在自我与环境的互动中，该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社会角色，两者之间那些或积极或消极的互动，意味着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状态，但从根本上看，它们建构起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追求人的个体化，一是重塑人的共同体。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曾言：“现代世界最重大、最痛苦的见证，——它或许聚集了这个时代按照人们不知道的某种法令或必然性而必须承担的所有其他见证（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历史之思的衰竭）——就是对共同体（共通体：Communauté）的分裂、错位或动荡的见证。”百年乡土文学正是见证和呈现了个体化和共同体的此消彼长、双重变奏。

百年乡土写作：个体化与共同体的变奏

尽管乡土写作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总在反驳着学术研究对于乡土文学的各种具体分类概括，但我们依然不得不借助乡土文学的学术分期和分类来观看其对于人的价值尺度的建构。

大致来说，在1920—19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乡土写作有两类。一类是由鲁迅开创的“乡土写实派”，在鲁迅之后，代表作家有鲁彦、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彭家煌等。一般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偏向群体本位，“个人”是没有位置的，但是，深受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影响的五四乡土写实派作家，对乡村的蒙昧落后展开了激烈批判，他们要唤醒群众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从愚昧而冷酷的封建文化中挣脱出来。而在另一类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的笔下，传统宗法社会或民族边地是独具风情、宁静肃穆的共同体，他们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想象式地肯定了这种共同体。从1920—1930年代，虽然追求个人的解放和守护传统乡土共同体两种尺度并存，但前一种尺度作为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在社会思想领域，都居主要地位。

吴冠中《鲁迅故乡》一九七七年作 油画木板

从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乡土写作群落和流派繁多，但其中有一个主潮，就是服从于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解放这一核心诉求：“亟需作家们创作出直面中国乡村社会现实、表述中国乡村阶级分裂、图绘中国农民革命意识、展现乡村斗争场景等整体性、全方位凸显乡村革命面向的文学摹本和文本典范。”无论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还是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乡土小说，抑或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都有铸造阶级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追求。其中影响深远的当数赵树理的小说，它创造了一种“赵树理方向”，其核心要点有：人民立场和强烈的阶级情感，用群众的口头语言进行创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丁帆将鲁迅与赵树理作比较，指出：“如果说，鲁迅的思想启蒙的指向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新人’，‘人’本身就是目的，并且主要指向这一‘目的’的话，那么，赵树理所要造就的就是‘阶级战士’，‘农民’本身也是‘目的’，同时还是实现一种权力话语的工具。”赵树理采用国家和民间双重立场，从落后与先进相对立的角度来书写农民、改造农民，致力于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及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同盟军”的政治地位。

从1940年代中后期到1970年代，乡土写作鲜明地体现了政治对文艺领域的影响。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土改文学，展现了国家力量如何进入乡村，并通过经济和政治斗争来整合农民，以达到建立阶级共同体的目的。以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为代表的合作化小说，通过对于路线斗争和创业艰难的同步展现，揭示了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必然道路。从柳青到浩然，其创作共同建构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去个人化，去家化，奉献集体是人生意义的来源，也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

**从1970年代末直至今日，乡土写作更是异彩纷呈，尽管类型和数量繁多，但这40年乡土题材的主流叙述，多是从展现乡村的破败与苦难，弘扬“个人奋斗”“个人主义”的角度来描写生活和人物，对于共同体往往采取忽视乃至否定、拒绝的态度。**也许路遥并不是在乡土写作上取得最高造诣的当代作家，但他的以弘扬个人奋斗、挣脱土地束缚观念为指导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毫无疑问是最能体现这个时代情感结构的作品。从新时期的乡土叙述来看，摆脱共同体的个人，在完成自我实现的同时，更容易成为漂泊无归的人，或者自私自利的人。

路遥《平凡的世界》

对于改革开放后文学中“人”的变迁，洪治纲认为：“纵观新时期文学四十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对于人的思考与书写，大致上由‘集体的人’逐渐转向‘个体的人’，由注重共识性价值观念的人，逐渐转向个体生存独特甚至奇特的人。”相较而言，丹麦汉学家魏安娜的研究更显复杂性。**她指出：“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对个体的关注和质疑恐怕是中文文学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魏安娜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作家文本的辨析，揭示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对个体的不断重构，是在中国人摆脱了服从集体的压力之后，又面对群众导向的市场机制带来的压力下发生的，但与此同时，作为个体的人又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寻求重新嵌入另外的真实或虚构的群体当中。

百年乡土文学展现了人在个体化和共同体之间不断进行选择的两种价值尺度，但是否也可反过来理解：乡土写作是以这两种价值尺度为指引，从而建构出不同的文学传统呢？个体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居于重要地位，现代性的个人总想摆脱共同体的控制，获得独立自由。因为，“在思想上，现代性所标榜的是个体的建立，是一种理性，是对前途的乐观”，但是，漫长的20世纪是一段急剧动荡或变革的历史，在革命、战争、流动的现代性或其他文化危机的笼罩下，个体化的理性和乐观总是不断受到冲击，于是，个人便又重新与共同体发生积极互动。这种对于社会变动与人的关系的认知，还可用波兰尼的社会哲学思想来解释，当一种社会动向发生危机时，社会就会采取反向的自我保护行动，而这个变动过程投射到文学上，就是个体化与共同体两种价值观之间不断碰撞、分离、转换和回归的过程，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乡土写作与两种价值尺度之间的变奏关系，目的就是要在百年现代文学长河中审视和理解一种新的乡土写作——这种创作是一种典型的主题性写作，即以正在进行中的乡村大变革为题材，具有特定的题旨取向，故笔者在此将其称为**“新乡村主题写作”**。随着文化与政治由较长时间地相对分离又趋向重新合一，新乡村主题写作越来越引人注目。它是一种以人民性为思想指导，以表现乡村新生活和新情感为主要内容，以再造新的乡村共同体为目标追求的写作样式。

**新乡村主题写作的发生：**重审《湖光山色》

文学创作与历史变迁不一定完全同步，也不是所有重要的历史时刻都会引发文学传统的断裂与新变，所以，不是每个历史时刻都可以成为文学时刻。例如，从文学发展史来看，2000年这个历史时刻，并不一定能真正构成文学的分期时刻，而众多学术著作所使用的“新世纪文学”一词，在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叙事的便利。但是，当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突然出现时，其背后一定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在笔者看来，21世纪以来乡土写作发生根本性变化，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潮流，与2005年10月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密不可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新乡村和新乡村主题写作发生的历史背景。由表1可看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新乡村主题写作作为一种与之相呼应的写作样式也应运而生。**所以，本文所提出的“新乡村主题写作”，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以2005年10月作为标志性的时间起点。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要求。在“十一五”的开端，即2006年初，千年农业税被废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首位的国家战略任务正式推进，自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和社会大方向形成。其后，国家在新乡村建设上实行的重要政策有：2013年开展“美丽乡村”计划；2015年正式实行精准扶贫政策；2017年正式开展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建议中首次提出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抓手。为了贯彻落实这一系列政策，国家每年向农村投入巨额资金，极大改善了农村的物质面貌、精神面貌，改变了农村的文化状况和城乡关系。“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这前后相续的政策落到实践的过程，本文笼统称之为“新乡村建设”。“新乡村”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时代命题，以及想象世界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也造成了观念上的限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年，可看作新乡村主题写作的探索阶段，发展缓慢，关注度不高，甚至一度呈偃旗息鼓之状；而进入到精准扶贫阶段，这种文学样式以表现脱贫攻坚为重点，且由于众多作家参与行动，其存在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乡村振兴战略阶段（其中，2017—2020年精准扶贫与之并行），上下齐动，从专业作家到一线乡村工作者都参与写作，新乡村主题写作呈井喷之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体两面，是其主体内容，已发展为当下乡土写作的主要样式。

表 1　1999 年以来有关农村发展的重大国策调整出台情况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作为文学时刻的2005年10月，只是一个标志性时间起点，却不是绝对的时间起点。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升为全局性国策之前的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加大了对于农村的投入，此后连续几年的政策调整和实践探索，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升为统一性的国策及正式全面实施做好了铺垫，为之提供了现实经验和政治信心。基于此，对于稍微早一些且以改变农村面貌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当然也应该纳入新乡村主题写作的范畴。

《湖光山色》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创作时间、完成时间和出版时间都别有意味。周大新在接受采访时提供了自己的创作信息，“2004年7月中旬，客居北京的周大新再次回到故乡邓州，对豫西南一带的农村现状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两年之后，便有了这样一部着力反映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横空出世”。**而正是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颁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个“中央一号文件”。所谓一号文件，是专门针对三农问题的文件。这个一号文件距离上一个，间隔了整整18年，足见党和政府重新将三农问题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在《湖光山色》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最初两个版本中都没有特别突出强调出版的时间；而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推出的新一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推出的第一版，在其封面勒口都专门强调了“2006年4月初版”这个时间点。而之所以会把《湖光山色》看作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品，其于2006年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出版发行，毫无疑问是重要因素。尤其是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这部作品受到的关注度数倍于先前，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小说所具有历史预见性也越来越被证实。作为一个对政策变迁始终保持政治和文学上的敏感，对现实变化始终保持密切追踪的著名作家，周大新——就算不是在一开初——在后来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作品“正当其时”的重要性。

周大新《湖光山色》

**那么，从内容来看，《湖光山色》又是如何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提出问题的呢？**仔细讨论这部作品的内容非本文的重点，在这里，笔者仅仅罗列几点对于这部作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认识。

第一点，有志青年从逃离乡村、批判乡村转向回归乡村、建设乡村，预见性地回答了乡村该怎么办、乡村该向哪里去的问题。

《湖光山色》的主人公暖暖因母亲生病而从打工地北京回到家乡楚王庄，她的回归虽然不像后来《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那样具有返乡自觉性，但小说正是通过塑造暖暖这样一个新人形象，揭示了乡村建设必须得依靠德才兼备的能人回归乡村，乡村的未来取决于乡村能否内生动力。具体如何建设呢？单纯种田显然无法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发展产业。周大新是较早想象了依靠发展乡村旅游来改变村庄面貌的作家之一，而事实上，在其后十多年的新乡村建设中，尤其是进入到乡村振兴阶段，发展乡村旅游成为一种普遍事实。小说中的暖暖不光是自己脱贫致富，在她的事业刚有进展时，首先不忘的是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以及帮助村里最贫困的家庭。当楚王庄的旅游业壮大时，她把一些村民招纳到自己的南水美景公司中做事，并支持村民开办鱼宴馆、莲子羹店和采摘园等，共享村庄发展的红利。她甚至设想过在村庄里投资建设楚时风格的店铺作坊，“鼓励路两旁的村民参与这事”，“把俺楚王庄更多的人吸引到旅游业当中来，使他们除种庄稼之外，又多了一项收入，这也算为俺全村人造了点福了”。暖暖有一种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观念。她的这种观念的形成，不仅仅来源于社会主义理想和政治自觉，更来源于朴素的民间道德和“人皆有不忍之心”的人性，但是她的行动以及价值取向，在事实上回答了乡村依靠谁和向哪里去的问题。

第二点，认识乡村的视角从人与土地的关系转向人与村庄的关系。

百年乡土写作的主流视角，主要是从人与土地的关系来理解乡村的。是否占有土地，是否靠土地维生，或者是否为土地所困，是区隔阶级/阶层、身份的关键元素，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土地问题是核心，其背后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问题。而新乡村主题写作，主要是从人与村庄的关系着眼，即如何摆脱贫困，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何发展新的乡村文化等。新乡村建设要发展产业，当然也往往涉及土地问题。暖暖同丈夫从家庭旅游发展到公司旅游，其间与土地的牵涉主要有：楚长城的发现与开发，丹江的利用与保护，以及房屋的几次扩建等。土地，在这里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源要素，当然，土地问题最终不可能不触及生产关系，如因扩建房子，牵扯出暖暖与村主任、政府、资本之间，暖暖夫妻之间，以及资本与村庄之间的各种纠纷。但这种种纠纷，已经不像过去乡土小说所呈现的那样，土地因素不再是人遭压迫、受穷困、失去迁徙自由，或被视为下等人、愚人的根源。换句话说，在新乡村建设及对其的书写中，土地主要是作为整个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之一，是人与村庄关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再是制造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乡村生产关系的核心元素。这一点，在《湖光山色》之后的新乡村主题写作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体现。由于现实发展程度的限制，周大新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还没能预想到土地流转、走集约化生产之路后来成为新乡村建设和新乡村主题写作的重要内容。

电视剧《湖光山色》剧照

第三点，在新的城乡关系维度上思考建设乡村的问题。

相较于此前的乡土小说，《湖光山色》没有把城市化看作乡村衰败、乡村人堕落的主要原因，而是突出地表现了城乡之间比较好地融合和互动。这一点，直接体现于楚王庄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乡村旅游原本就不可能产生于乡土社会，只有到了城市化率比较高的城乡社会格局中，市民有了下乡去寻找自然、乡愁和历史记忆的需求，才有可能形成乡村旅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全可以把《湖光山色》看作一部书写城乡关系的小说。当然，在表现城市人下乡、资本下乡的时候，《湖光山色》也没有回避城乡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于资本的批判。但是，与过去那种将城乡对立、城市主宰乡村视作乡村问题根源的创作理念不同，《湖光山色》是在乡村要发展，城乡之间必须有互动，而且最终必须形成良性互动的历史视野中来书写城乡矛盾的。

如果同此后的新乡村主题写作相比较，《湖光山色》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是旧式的，与城乡关系相比，其重要性处于次要地位。而在新乡村主题写作进入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阶段，其内含的国家—社会关系维度是新塑的，比城乡关系的维度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突出，主要体现为国家政策下乡、扶贫干部下乡和支农资金下乡，展现的是党和国家与农民如何建立起鱼水关系，进而实现乡村面貌根本性改变的过程，这与最近40年来常见的国家与乡村相对立，甚至基层干部成为老百姓的敌人的那种乡土书写是大为不同的。概而言之，新的城乡关系和新的国家—社会关系，是新乡村主题写作的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是充当了新乡村故事的内在思想脉络。

以上所论并不仅仅为《湖光山色》独具，而是新乡村主题写作“新”在何处的三大重要内容。

2008年，中国作协将茅盾文学奖颁发给彼时并不特别受读者青睐，且在创作艺术上存在不少瑕疵的《湖光山色》，无论是从文学史还是社会史的意义上来看，这都是一次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历史眼光和文学直觉的选择。其授奖词的开头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然而，直到今天，社会和评论界给予《湖光山色》的肯定依然相当有限。这一方面当然与它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明显缺陷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大部分读者、文学研究者、作家依然停留于过去的审美惯性和审美期待当中，对于现实变迁缺乏历史发现的眼光，难于接受这种再乡村化、再共同体化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想象。进一步来说，新乡村主题写作的发生，是乡村社会进入到新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理念在推动着文学创作去发现和占领新的领域。同时，非常幸运的是，新乡村主题写作在起步之初，就有《湖光山色》这样的作品经过国家最高文学奖励机制的确认，确立了其准经典的地位，为后续的新乡村主题写作提供了方向和高度。所以，无论是从《湖光山色》的诞生过程来看，还是从它的内容表达来看，抑或从文学史地位来看，将其看作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部标志性作品，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

共同体想象：新乡村主题写作的文化政治建构

自197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农村实行分田到户之后，乡村社会人的个体化、原子化状况日益严重。个体化潮流同乡村迅速被纳入市场轨道、基层组织逐日涣散等状况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直接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联系等方面。也就是说，乡村问题已表现于方方面面，在今日乡村振兴的追求下，**必须用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乡村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牵涉到乡村所有人和方方面面的情况，每个人都是乡村问题的生产者，乡村问题渗透到各个方面，建设乡村需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做；二是牵涉全面的结构问题，乡村问题主要包含于国家—社会、城市—乡村、人—自然、全球—地方四大结构中，必须有一种宏观的眼光，在这些结构中来考虑改变乡村的策略；三是总体性问题，乡村问题直接体现为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而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最后都会投射于文化，并以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乡村问题虽是全面的问题，却表现为一种“总体性危机”，抓住这总体性危机，即抓住了全面问题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乡村的总体性危机是文化危机，即集体文化在政治变革、城市化和流动的现代性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几乎消散，“我们该如何生活”再次成为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想象、追求、实践，以及再想象、再实践，总是前仆后继，连绵不绝。人类那些杰出的头脑，如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克鲁泡特金、雷蒙·威廉斯等关于共同体的讨论也是层出不穷，尽管立场有别，含义驳杂，但是“共同感”“在一起感”往往是其共同含义。就中国而言，如何把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嵌入到集体当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当下的乡村振兴，这一连续性的国家战略，确实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状貌。虽然，一方面，农民的个体化状况一直在持续，但另一方面，农民寻找共同体的愿望和动力也愈显强大，国家对于乡村的“输血”和“造血”行动也愈见成效，乡村长久以来一盘散沙的状况在悄然发生改变，正趋向共同体的再造。乡村的物质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乡村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也都在艰难地重建；村民相互交往的契机在增多，共同利益和公共责任也在增加；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开始变得相对和谐通达；新的乡村文化在缓慢重建，重塑出个人的主体感、未来感。

新乡村的现实，为新的写作提供了前提、依据和新的世界观。在新乡村建设的早期阶段，只有少数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再造共同体主要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自上而下地推动，但**进入到新时代，参与书写新乡村的作家逐步增多，共同体想象在文学中的体现逐步突出，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终于变成一种广泛的创作自觉。**从文本的角度具体观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主题写作的成果不是特别丰硕，除了《湖光山色》之外，《泥太阳》《迷离的滚水河》《白虎寨》《麦河》《万物生》《高西沟调查：中国新农村启示录》等作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而到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阶段，大量的专业作家、业余写作者参与其中，作品丰繁，良莠不齐。挂一漏万地分类列举如下：一是小说，如《经山海》《金谷银山》《村庄志》《大地》《暖夏》《灯火夜驰》《天露湾》《还乡记》《易地记》《山盟》等；二是报告文学及散文，如《塘约道路》《乡村国是》《看万山红遍》《西海固笔记》《在群山之间》等；三是着力描写乡村新现实或具有较强政治抒情色彩的诗歌，如《花鹿坪手记》《春天的路线图》、中国诗歌网“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专辑等；四是表现乡村变化和提出问题并重的作品，如《最后的龙爪沟》《梁庄十年》《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等。

**从大量的文本中，可以总结出新乡村主题写作中的共同体想象有三重含义。**第一，作家要扎根人民，要热情地讴歌乡村巨变和时代新人，以共同富裕的理想来引领人民、鼓舞人民，展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同时，这种文学行动本身也是文化构建的一部分，召唤着共同体。第二，重塑共同体作为一种思想方向，贯穿新乡村建设的每一个阶段，而新乡村建设实践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用文学的方式描述出来，描述的过程即展开文化想象的过程。第三，新乡村共同体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结构和事实，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优秀的作家不仅要忠实于记录现实，还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对乡村道路做出展望，所以，这里的共同体想象既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又具有鲜明的未来感。概而言之，个体化时代的共同体想象，既是作为新乡村写作共享的世界观和核心内容而存在，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建构的重要方式。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由追求人的个体化到再造共同体的社会文化转向，并不天然等于文学创作观的转向。现实对于新的世界观主要是起到召唤作用，但现实的变迁往往并不能直接向作家头脑中塞入一个世界观，二者间有一个相互作用和艰难转换的过程。如果不能完成观念的转变和更新，面对新的现实要么“看不见”“情感冷漠”，无法展开“想象”，要么有心无力，无法“进入”，也无法整合新的“乡土经验”来创造出深度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如何处理自身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如何重建作家、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新乡村主题写作尚未解决的中心问题，这也是学界关于新乡村主题写作的讨论中最突出的议题。**很多作家至今仍固守乡土文学的惯性审美，对于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跟现实乡村的具体情况存在巨大隔膜。这种状况在精准扶贫政策全面推行之后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综合来看，推动作家与新乡村发生关系，建立共同体的世界观，进而实现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的创造，主要有四种生产机制。

**第一种是政府、作协等部门积极倡导和推动作家下基层，把认识新乡村和作家的观念转变结合起来。**2020年7月，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指出：“长期以来，深厚的乡村题材书写传统在我们头脑中形成预设的、定型的认知模式，使得我们在面对乡村时，往往轻率地、想当然地展开想象和抒情。精神和心灵无疑是文学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领域，但是，只有当我们对精神和心灵所据以出发和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具有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我们的想象才是有力的而不是粗暴的，我们的情感才是真切的而不是虚浮的。”**2022年，中国作协面向“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工作者”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集书写新乡村史诗的优秀长篇小说。**政府、作协等部门还积极推动作家到市县乡挂职。如潘灵被云南省委组织部派往保山挂职宣传部副部长，得以下到乡村调查生活，写出了《泥太阳》等几部作品，沈洋创作出《万物生》、王松创作出《暖夏》、杨遥创作出《大地》等，都与挂职下乡体验生活密不可分。

**第二种是作家主动到农村中去做社会调查。只有真正看见“当下”，才能写出具有“当下性”的乡村，也才能真正地想象未来。**如前所述，《湖光山色》的创作起因就是周大新回到故乡做调查，了解到很多新情况、新情感。农村该往哪里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他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纪红建寻访了14个省39个县202个村庄，通过实地采访扶贫工作者和在地农民，才写出了沉甸甸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这部作品在叙写脱贫攻坚的历史成就的同时，也注意到以历史的态度来呈现扶贫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赵德发的《经山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陈应松的《天露湾》等众多新乡村作品，无一不是来源于作者对当下乡村改革所做的深入调查。

**第三种是作家带着扶贫的政治任务下到农村，在帮助农民实现脱贫的过程中，获得了创作感情和创作素材。**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前面提及的为创作而下乡挂职的作家，这一类型的作者，其首要身份不是作家，而是扶贫干部，严格说来，其文学作品只是扶贫工作的副产品。如陈涛在海拔两千多米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池沟村担任“第一书记”时，“诸般生活与工作的况味时常袭来”，促使他在忙碌的间隙开始着手记录扶贫见闻和感想，最后结集为《在群山之间》。李约热于2018年3月到2020年4月间，在广西乡村担任村“第一书记”，两年的扶贫经历让他写出了《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关注贫困乡村每个个体背后的故事与凄凉，凸显了脱贫攻坚的必要性和艰难性。诗人王单单是作为扶贫组成员下到云南昭通农村扶贫，“《花鹿坪手记》的写作跨度历时两年多，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再好的写作准备都抵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诗人向来以追求自我的个体化、精神的独立性自居，而这样真情的告白出自一位优秀的诗人之口，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惊讶的。

**第四种是打破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文化建设之间的界限，让文学化作文化性、物质性力量去参与新乡村建设。**2007年，评论家何平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学参与”的课题进行社会学式调查，其后又进行了“江苏基层文学调查”，前后相继的两个调查项目，一直持续到大约2017年。在何平看来，作家要像梁漱溟、晏阳初那样下基层，把文学转化为更具直接性、物质性、身体性的文化参与，把作家主体、文学主体转化为农民主体、乡村主体，并提出了若干策略。从实际情况来看，何平式的主张，真正变为普及性的物质现实的似乎并不多，如建设农家书屋、文学创作基地等虽然落到了实处，但与农民的真实需求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薄弱。但无论如何，何平式的思路和理想依然是宝贵的，特别是一些诗人和艺术家仍在持续探索艺术与乡村的结合，充满了多种可能性。

构成以上四种文学/文化生产机制的具体因素，除了现实的召唤以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引领，文化机构的积极倡导，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项目化的支持，评论家的热烈呼唤，作家的主动参与，以及各种媒介的推波助澜等。透过这些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新乡村主题写作的文化政治要求就是：作家要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新乡村实践，扎根于人民，以文学的方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赋予文化形式；要注目于乡村发展的主流，发现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乡村道路的前景展开想象，表达对于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

说到底，**新乡村主题写作突出表现为鲜明的政治性乃至体制性，有着帮助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和乡村文化的政治自觉。**但是，除了具体的故事内容不同，这种新乡村主题写作在世界观上是否是“土改”文学、“合作化”文学的简单重复呢？每一种乡土文学实践的背后，都蕴藏着对于乡土社会进行研究的视角。经典的乡土社会研究视角有四种：家族的视角、社会治理和控制的视角、阶级分析的视角、文化的视角。“这些视角有意无意地都围绕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秩序的维系和瓦解而展开。”“土改”文学、“合作化”文学的共同体想象主要是从阶级视角出发，表现的是如何通过阶级斗争来建立阶级共同体；新乡村主题写作虽然要直面资本下乡、乡村向哪里去等内容，但并不包含阶级斗争的内容，而是以社会治理和控制，以及文化的视角，来想象新的乡村共同体。

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乡土文学的主流叙述建构起“集体是一种桎梏，乡村是落后的，都是需要被抛弃的”这样一种潜意识。然而，从开始新农村建设到实施乡村振兴，乡村又在新生，正在创造出新的共同体文化。新乡村主题写作的发生、发展，与国家战略、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机制密切关联，共同体想象贯穿其中。所以，新乡村主题写作不仅仅是一个关涉新时间的概念，更是一个如何用新观念、新视角来理解新现实和建构新文化的概念，最终呈现为一个诗学与文化政治相合一的社会主义文学样式。

新乡村主题写作尽管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其中有可能被时间之筛挑选出来而成为《创业史》《山乡巨变》这样的经典的作品，似乎尚未出现。更多的写作，不是直接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使得叙事显得格式化和僵硬，就是无视新乡村建设过程的复杂性而损伤了故事和人物的丰富性。虽然，共同体想象本身就是建构文学美学的一种具体方式，但共同体的观念与美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呈现的关系，两者统一于想象性的艺术世界当中。进一步而言，新乡村主题写作与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构建之间，虽然具有直接关联的一面，但在总体上应该是间接的、缠绕的关系，后者要依赖于前者创造出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而获得形式。所以，创造性的写作要勇于进入到新现实的内核，发现新乡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共同体的想象要保持对想象的共同体做经常性反思，这样才能超越平面写实，超越既有观念和叙事模式的束缚，创造出共同体在新条件下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