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观察｜能源不安全的时代：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斗争_风闻

走出去智库观察

当地时间5月23日，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卡阿比在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警告称，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短缺“最糟糕的时刻尚未到来”，各国政府的能源转型政策将抑制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可能会导致欧洲等地区未来十年出现天然气稀缺。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洲不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为提高自身能源安全采取了多项措施，致力于增加能源供应的多样性，目前欧洲的能源危机已有所缓解。

然而，欧洲并未彻底摆脱能源危机带来的挑战。一是俄乌冲突不仅推动了全球（及欧洲）加速能源转型，还将使各国更加关注能源转型的社会成本；二是在中欧关系“去风险”框架下，欧盟或将进一步减少绿色转型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三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欧盟还面临着如何避免卷入中美绿色产业补贴竞争的困境。

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和能源危机挑战下，中国企业在欧洲拓展新能源业务，须加强地缘政治分析和前瞻，强化战略公关能力建设，降低舆情与合规风险。

当前能源安全面临哪些挑战？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美国《外交事务》网站的文章，供关注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读者参阅。

要 点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能源安全在历史上被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但这一简单的定义不再能反映现实；世界现在面临的风险比以前的时代更多、更复杂。

2、推动新的能源不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在一个日益多极化和分散的国际体系中大国竞争的回归；许多国家努力使其供应链多样化；气候变化的现实。

3、新的能源不安全状况也是由许多国家自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以来，为使其供应链本土化和多样化而采取的有力举措塑造的。

4、能源安全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以来，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政策制定者必须掌握能源安全的新风险，并使他们的工具箱充分现代化以应对这些风险。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

杰森·博道夫（Jason Bordoff）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

哥伦比亚气候学院联合创始院长

梅根·奥沙利文（Meghan L.O’Sullivan）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就在18个月前，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政策制定者、学者和专家学者还在大肆宣扬即将到来的向更清洁、更环保的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利益。他们明白，摆脱依赖化石燃料的碳密集型能源系统对一些国家来说将是困难的。但总的来说，旧观点认为，向新能源的转变不仅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还能结束旧能源秩序中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困扰。

然而，这种希望实际建立在幻觉之上。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在实践中必然是混乱的，在短期内会产生新的冲突和风险。到2021年秋天，在欧洲的能源危机、天然气价格暴涨和油价上涨的情况下，即使是最乐观的能源新秩序传道者也意识到，过渡充其量也是坎坷的。当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时，任何剩余的浪漫主义都消失了。这场冲突不仅凸显了过度依赖特定国家的能源的危险，也揭示了在开发新能源和使世界摆脱旧的、长期使用的能源方面，一场参差不齐、基本上没有协调的争夺所带来的风险。

这场动荡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在过去20年能源供应蓬勃发展和绿色未来的乌托邦式愿景中显得不合时宜的术语得到了复兴：能源安全。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个词让人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让人联想到方方正正的轿车排成几英里长的队伍，等待着以天价把他们的油箱加满，这要归功于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但是，能源安全很难说是过去的事情：它将是未来的关键。

**能源安全在历史上被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但这一简单的定义不再能反映现实；世界现在面临的风险比以前的时代更多、更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定义能源安全的概念，并开发新的手段来确保能源安全。这一过程应遵循四大原则：多样化、韧性、一体化和透明度。尽管这些原则是人们所熟悉的，但在这个新时代，应用这些原则的传统方法将被证明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将需要新工具。

现在还没有理由感到绝望。毕竟，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大量的创新，包括今天的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的发展，更高的车辆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制定和协调能源政策的各种多边机制。现在看来陈旧过时的政策和技术曾经是闪亮的、崭新的。只要政策制定者充分掌握他们所面临的新现实，今天的危机也同样可能带来新的想法和技术。

未来提前到来

过去一年半的事件充分展现出能源转型和地缘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多种方式。曾经被视为理论或假设的动态，现在则具体和明显地体现出来。

**首先，过去18个月突出了传统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所面临的 “先盛后衰 “的动态，它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将在减弱之前加强。**例如，2021年是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在收入方面非常辉煌的一年，因为极端天气和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中走出来，促进了对天然气的需求。这种冲击对一个缓冲力微弱的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前几年，回报率低，未来能源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压力，都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减少和供应不足。俄罗斯利用这种紧张的能源行情，耗尽了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并削减现货天然气的销售，即使它履行了长期合同承诺。从2021年上半年到下半年，天然气平均价格增长了两倍。加上不断上涨的油价，这些为俄罗斯提供了一场年度收入的盛宴，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比克里姆林宫预期的高出50%。

过去的一年半也表明，一些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仍然准备利用其能源实力来无情地推进其政治和地缘战略目标；随着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认为能源不再被用于政治和地缘政治目的的希望破灭。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俄罗斯逐渐削减了对欧洲的管道天然气输送量，总量超过四分之三，这引发了一场危机，导致欧洲政府花费了惊人的8000亿欧元来减轻更高的能源成本对公司和家庭的影响。世界在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最初削弱了全球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在许多个月里，俄罗斯的石油流动免于欧洲制裁。时至今日，欧盟还没有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销售；事实上，欧盟成员国继续进口大量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紧缩的能源市场使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飙升，并给莫斯科提供了分裂新统一的欧洲的潜在手段。

到去年，供应减少和需求增加之间的不匹配已经使石油市场变得紧张。由于市场担心即使在需求激增的情况下，每天数百万桶俄罗斯石油的输送也会中断，因此价格进一步跃升，达到14年来的最高点。在俄乌冲突开始时，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俄罗斯的产量每天将下降300万桶。对供应冲击的担忧推动了油价上涨，并提高了主要石油生产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收入和地缘政治地位。美国曾认为其乞求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在高价格面前，旧的模式再次出现，华盛顿恳求沙特阿拉伯增加产量——这种努力基本是徒劳的，沙特阿拉伯是唯一拥有任何有意义的剩余石油生产能力的国家。

**过去18个月的震荡也说明了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影响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和范围。**在俄乌冲突之前，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致力于转变其经济，以便在未来几十年实现净零碳排放。俄罗斯的行径以及对这些行动由化石燃料收入资助的了解，加强了欧洲和美国许多人远离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决心。在华盛顿，一个结果是以《通胀削减法案》的形式制定了里程碑式的气候立法。欧洲也加快了其绿色计划，尽管近期煤炭使用量略有增加。

然而，许多美国官员担心，鉴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更快速的能源转型将必然涉及对该国的更大依赖。美国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乔·曼钦警告说，他不希望像上世纪70年代排队购买用中东石油制造的汽油那样，必须排队从该国购买汽车电池。这种担心导致国会为现在集中在该国的关键矿物的在美国的生产、提炼和加工制定了激励措施。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并没有因为华盛顿最终通过了有意义的气候变化立法而表示赞扬，而是将这些举措视为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而感到反感，引发了关于气候引发的贸易战的讨论。

**最后，过去18个月的能源危机扩大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裂痕。**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强烈地反对能源多样化的压力，指出在欧洲的军事冲突导致粮食和能源成本上升。发展中国家还谴责了他们眼中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方式中固有的虚伪性：例如，在多年来以气候变化为由避免为低收入国家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后，欧洲国家突然竞相为自己争取新的供应，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接受这些供应。更糟糕的是，随着欧洲竞相抬高天然气价格，亚洲对煤炭的需求激增，推动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使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负担任何形式的能源。这些紧张关系在2022年11月于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示。拜登来到会场，庆祝一项历史性的国内气候法的通过，但他发现，较贫穷的国家对此并不感冒。相反，他们问为什么美国不做更多的事情来资助其美国以外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并要求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给他们的城市、农业和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能源危机在最近几个月可能有所缓和，但现在沾沾自喜还为时过早。欧洲去年减少的天然气需求绝大部分来自异常温暖的天气和工业生产的闲置，而不是可持续的有意保护。此外，欧洲在未来一年可能无法依靠俄罗斯的天然气来补充其储存。在整个2022年，尽管数量减少，但欧洲仍能获得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但现在这种运输已经停止了，而且似乎不太可能恢复；仍然流向欧洲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可能会受到压力，并在未来几个月内被削减。

同时，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随着俄罗斯石油产出的风险越来越大，预计2023年全球需求的增长将是供应量的近两倍。华盛顿缓冲供应中断的主要工具，即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大大减少。如果价格再次开始飙升，西方国家将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再次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后者也有一些备用产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阿联酋在2023年底主办下一次重要的联合国气候会议时，世界很可能也会转向阿布扎比，不仅仅是为了气候领导权，而且是为了更多的石油。

压力的来源

推动新的能源不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在一个日益多极化和分散的国际体系中大国竞争的回归；许多国家努力使其供应链多样化；气候变化的现实。

俄罗斯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及其与西方更广泛的对抗提供了一个鲜明例证，说明一个领导人的想法如何会带来影响世界广泛的人群的能源不安全，俄乌冲突提醒我们，大国政治从未真正消失过。然而，太平洋两岸之间的较量最终可能被证明具有更大的影响。双方希望不过度依赖对方的强烈愿望正在重塑供应链，并为产业政策注入活力，其程度为几十年来所未见。即使加倍努力在国内生产更多的清洁能源，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年仍将依赖太平洋彼岸大国所掌握的关键矿物和其他清洁能源组件和技术，从而造成对该国引起的冲击的脆弱性。

**传统的能源大国也在重新调整其立场，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从而增加能源安全风险。**例如，沙特阿拉伯现在对其全球立场的看法与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沙特国王达成著名的 “石油换安全 “协议后的几十年不同。现在，利雅得对迁就华盛顿公开或非公开的要求，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参与石油市场，已经不那么在意了。面对美国对中东的战略承诺的减少，沙特政府得出结论，它必须倾向于其他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联系，中国是其石油的最大客户。王国接受中国作为最近伊朗和沙特和解的担保人，这加强了北京在该地区的作用和全球地位。与莫斯科的关系对沙特阿拉伯也变得特别重要。即使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沙特政府依旧将俄罗斯视作重要的经济伙伴和管理石油市场波动的合作者。因此，沙特极不愿意采取与俄罗斯对立的立场。

**新的能源不安全状况也是由许多国家自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以来，为使其供应链本土化和多样化而采取的有力举措塑造的。**鉴于在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过度依赖某些国家意味着明显的风险，这种举措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明智的。然而，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能源系统仍然是能源安全的基石；市场仍然是分配供应的最有效方式。自给自足的增加可能给各国带来更多的弹性，但也可能使它们变得脆弱；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市场可以缓解极端天气或政治不稳定造成的破坏。更加细分的能源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会有更少的选择可以利用。美国的《减少通货膨胀法》和欧洲的 “绿色交易 “工业计划旨在加速实现净零排放，它们通过遏制对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全球贸易碳氢化合物的依赖，在某些方面减少了能源不安全。然而，它们也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因为促进国内产业有可能激起保护主义和分裂的风险，这两者都会使经济的能源安全性降低。

**最后，气候变化将是未来几十年能源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对新旧基础设施构成风险。**水域变暖和更严重的干旱将使冷却发电厂、运输燃料和依靠水力发电变得更加困难。2022年，加利福尼亚因为干旱失去了一半的水电输出，巴西在失去大部分水电后几乎被迫配给电力。随着世界的去碳化，这类事件将变得更加普遍，因为一个不那么依赖碳氢化合物的能源系统将更加依赖电力；交通和供暖等部门去碳化的最便宜方式将是使用电力而不是汽油发动机或天然气锅炉。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世界要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全球能源消费的50%将需要由电力来满足，而目前只有20%。而且，几乎所有的电力都需要由零碳资源生产，而现在只有38%。

气候变化将使这种发电、输电和配电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脆弱的电网和架空电线往往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野火和其他与气候有关的风险的影响。气候变化也会对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产生负面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风速可能下降10%，因为气候变化会减少产生风的大气温差。

多样化的窘境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使供应多样化。多样化仍然是能源安全的核心，就像1913年一样，当时的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宣称英国将 “在多样性中，而且只在多样性中"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以解决他决定将英国海军从依赖纽卡斯尔的煤炭转向不太安全的波斯石油所造成的脆弱性。

从长远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清洁能源转型将通过使燃料来源和供应商多样化而改善能源安全。**例如，目前，运输业大部分以石油为主要能源，而一个大约三分之二的车辆实现电气化的世界将不那么容易受到燃料供应中断的影响，因为电力可以从多种能源中产生。而且，由于大多数电力是在靠近消费地的地方生产的，一个更加电气化的世界也将较少受到国家间争端造成的进口中断的影响。

然而，**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入和消费者从依赖化石燃料转向能源多样化，将出现新的脆弱性和对能源安全的威胁。**即使石油使用量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增加，因为全球生产进一步集中在能够以低成本和低排放生产的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在波斯湾。在国际能源署的设想中，到2050年世界将达到净零碳排放，欧佩克生产国的全球石油供应份额将从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上升到大约二分之一。英国石油公司预计，全球对这些生产商的依赖程度甚至更高，估计到2050年，它们将占到全球石油供应的近三分之二。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一块很小的蛋糕中的很大一部分，但几十年来，即使每年的需求量在下降，石油需求仍将非常高，而且影响很大。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问自己，如果全球石油生产比今天更加集中在欧佩克国家，他们感觉如何。面对这种结果，他们可能会考虑一些选择，比如将日益流行的“朋友圈”概念延伸到石油领域，更积极地支持国内以及挪威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生产，这些国家被认为比伊朗、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的风险要小。一些官员甚至可能主张通过进口税乃至制裁来惩罚不太友好的石油来源国。

然而，**采取这样的措施来颠覆市场，支持优选地区的石油生产，将带来巨大的风险。它将破坏在石油供应中断的情况下重新安排石油供应路线的能力所带来的好处，还将面临来自欧佩克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反击和报复的风险，这些国家可以通过限制产量使价格上涨。**补贴国内供应也会与鼓励消费者远离化石燃料的努力背道而驰。一个更好的方法是拥抱全球市场，但通过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加强对不可避免的冲击和价格波动的防御。

同时，使清洁能源的输入多样化将比化石燃料更加困难。必要的技术和零件来源，特别是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关键矿物，甚至比石油更加集中。世界上最大的锂供应国（澳大利亚）约占全球供应量的50%，而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稀土（中国）的主要供应国各占这些资源的70%左右。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各自只占全球供应量的10%至15%。这些矿物的加工和提炼甚至更加集中，中国目前承担了其中约60%至90%。同时，中国公司生产超过四分之三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类似比例的太阳能技术中使用的所谓硅片和电池。

美国政策制定者最近意识到了这些脆弱性，以及随着转型的进展，这些脆弱性将变得更加严重。《通胀削减法案》通过为国内生产商提供税收减免和贷款担保等措施，鼓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生产关键矿物。拜登政府最近与刚果和赞比亚签署了协议，旨在增加美国对清洁能源相关矿物的进口。而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已经进行了债务交易，以支持中国以外太阳能电池制造业的发展。但是，为了从更多它喜欢的国家获得更多它需要的矿物，美国将需要达成更多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并完善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工具，该银行可以资助印度尼西亚等友好国家的海外采矿业务。就美国国会而言，它应该增加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权力并扩大其投资能力。

另一个亟需更加多样化的领域是浓缩铀，**随着核电使用的增加，浓缩铀将变得更加重要。**鉴于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核燃料服务的主要供应商，令人感到非常不安，也成为脆弱性的来源。促进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铀生产、转化和浓缩，并大幅提高其为俄制反应堆制造燃料组件的能力，对于维持现有的核动力舰队和保持去碳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培育韧性

**一个安全的能源系统必须能够抵御意外的冲击和干扰，并迅速恢复。**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是实现这种韧性的关键。长期以来，政府和私营公司一直致力于保护能源基础设施免遭各种危险，从恐怖袭击到飓风。随着转型的进行，他们将需要加强这种努力。此外，随着清洁能源经济变得更加数字化和电气化，它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威胁。私营公司和政府将需要协调和合作，以阻止和应对威胁，如此前曾导致乌克兰西部的大片电网受影响的网络攻击。

**韧性还需要灵活性，在能源领域，灵活性是由系统的每一部分应对其他部分的损失的能力来衡量。**由于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资源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它们所产生的能源需要储存起来或由其他资源提供支持，并由输送系统进行逐分钟的调整。这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一个拥有更多间歇性能源和更多可变电力需求的电网中，这种调节将变得更加困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如果所有国家都履行其气候承诺，到2050年，全球电力系统对灵活性的需求——即系统的其他部分需要调整以处理需求和太阳能及风能输出的变化——将增加四倍以上。今天，使用煤炭或天然气的工厂完成了大部分的调节任务。但随着能源转型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工厂的数量，以及它们完成调节功能的能力，将逐渐减少。

为了应对这种态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措施，确保电网中不断增加的可再生能源份额与足够的平衡和储存能力相匹配。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所谓的容量市场等结构，即向发电机组支付费用，以满足高峰需求，即使它们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这样的机制可以使那些有调节能力的公司保留下来。

**官员们还可以利用新的工具来管理能源需求，而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不便或造成政治上的麻烦。**例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消费者将能源密集型活动（如洗碗机和干衣机）转移到一天中的低需求时间，或通过调节无人居住房间的恒温器来提示他们节约能源。人工智能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减少能源系统停机维护的时间，预测需求，以及改善电力存储。这些工具已经在2022年12月派上用场，当时德克萨斯州的电网运营商严重低估了客户需要的电力，该州勉强避免了大面积停电。最后，官员们应该避免在替代能源完全能够提供必要的服务水平之前，提前淘汰能够平衡电网和确保可靠性的化石燃料电力来源。

**一个有弹性的系统还必须能够承受意外的冲击和供应中断。**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种类型的缓冲：石油生产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备用能力和本国的战略库存，作为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禁运后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必须持有这些库存。随着能源转型的展开，这些历史性的缓冲仍将是重要的——如果像今天看来可能发生的那样，能源供应和投资的下降没有与需求的下降同步，导致系统中应对意外冲击的松弛程度降低，波动性增加，那么这些缓冲就更重要了。此外，很明显，沙特愿意听美国招呼动用其备用产能的意愿已经降低。随着去碳化经济中煤炭发电量的减少，发电商在天然气和煤炭之间切换的机会将减少。这一新的现实可能会导致天然气价格更加波动。最近炼油行业的动荡导致美国汽柴油价格暴涨，这提醒我们，在汽车电气化导致燃料使用量急剧下降之前，有限的炼油投资会打击消费者。由于这些原因，其他各类战略库存将变得更加重要——不仅仅是石油库存，还有那些天然气和石油产品（如柴油和汽油）库存。

**美国还需要建立起与清洁能源有关的战略储备，与盟友合作，积累锂、石墨、稀土和镍等关键矿物。**如果国际能源署能参与协议谈判，评估哪些国家最适合为哪些库存做贡献，并定期监测库存的构成是否符合当前的需求，那么这种协调将得到加强。国际能源署在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发挥了令人钦佩的作用，如果其成员选择扩大其任务范围，在关键矿物方面也可以这样做。

作为保险的一体化

**对更大安全的渴望刺激了美国和有关各方几十年来对 “能源独立 “的追求。**而且，由于页岩革命，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的净自给。然而，美国仍然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因为在全球市场上，任何地方的供应冲击都会影响各地的价格。长期以来，向净零碳系统过渡的支持者们一直预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可能会使美国与地缘政治更加绝缘。但至少在未来几十年，能源安全将不是通过更多的自主，而是通过更多的整合来推进，就像以前一样。

**互联和运作良好的能源市场通过允许供应和需求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使整个系统能够更好地处理意外冲击，从而提高能源安全。**2005年，当飓风破坏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大量生产和炼油设施时，能源公司能够通过迅速从全球市场进口来避免燃料短缺。同样，在2011年的福岛核灾难之后，日本能够暂时关闭其核电部门，因为它可以从全球市场进口其他燃料来源。

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中，维持和培养相互依存关系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因为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涉及增加国家对市场干预的工业政策。**尽管这些努力可以带来好处，例如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在地缘政治对手面前的脆弱性，但许多政策制定者希望走得更远，将这些政策作为促进国内就业和建立政治联盟的手段，以支持对环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事实上，尽管气候外交多年来一直以进展取决于跨国合作的假设为前提，但一些推动气候行动的努力却有可能通过助长分裂和保护主义的力量而破坏合作。

**由于欧洲在俄乌冲突期间迫切需要与俄罗斯能源脱钩，能源一体化受到了影响。**然而，尽管在一个一体化的系统中，人们可能会更广泛地感受到冲击，但对冲击严重性的感受程度则会降低。一体化是一种保险形式，将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分散到许多方面。即使更多的自主比更多的一体化更可取，但如果每个国家只在自己的边界内寻求生产和消费，就不可能以所需的规模和速度扩大清洁能源的应用。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关键矿物的全球贸易价值将需要增加两倍。氢气等低碳燃料的全球贸易也将需要成倍增长。对美国来说，能源安全将需要减少贸易壁垒，并与盟友以及符合某些环境标准的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贸易协议。华盛顿还应该取消与清洁能源有关的商品和技术的关税，并帮助敲定《环境商品协议》，该协议将降低有利于环境的商品的关税，以降低其成本并增加其贸易。

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几个欧洲国家在1974年创建了国际能源署，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准确、可靠的价格和供应数据，使政府难以制定政策和应对危机。教训是明确的：良好的数据能够确保市场正常运行，防止恐慌，并阻止价格飙升、波动和投机行为的进一步加剧。几十年来，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为有关生产水平的决策提供了支持，并指导了诸如协调释放库存石油的行动。

**清洁能源经济将需要同样的透明度。**新兴能源市场的数据不足可能导致供应中断，缺乏流动性，现货价格评估的可用性差，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明显的价格波动。能源转型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矿物的市场，如镍。但是，在2022年初，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镍价在短短两天内几乎翻了两番，这提醒了投资者市场的不透明是如何引发极端波动的。

目前，一些私营公司掌握有可用的价格信息，但没有一个实体收集广泛的全行业数据并将其公开。国际能源署显然是填补这一角色的候选者。理想情况下，该机构将要求各国政府分享矿物的消费和生产数据，并对库存水平作出知情推断。如果各国政府同意建立战略储备，就像他们对石油所做的那样，这种数据共享对于确保合规性尤为重要。然而，要使这样一个系统发挥作用，国际能源署必须让那些不是该组织成员但生产或消费大量这些矿物的国家加入进来，而这又需要为该机构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框架。同时，为了帮助防止市场操纵和投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国家监管机构应要求提高商品定价和交易的透明度。

安全与气候

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从未降低；它只是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在一个资源丰富、一体化、运作良好的全球能源市场中。政策制定者现在有机会重新审视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对两者给予适当的重视，并认识到如果没有对方，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

我们需要认识到，能源安全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以来，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政策制定者必须掌握能源安全的新风险，并使他们的工具箱充分现代化以应对这些风险。这些做法不是在分散应对气候变化的注意力，他们本身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如果没有这种转变，能源危机可能会使实现净零排放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前，官员和专家们认为，对能源安全的过度担忧可能会阻碍气候领域的努力。今天，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向净零排放世界的过渡，对气候议题更大的危险将是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不足。

原文题目：The Age of Energy Insecurity How the Fight for Resources Is Upending Geopolitics

原文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energy-insecurity-climate-change-geopolitics-resources

编译：竺灿

来源：欧亚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