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满清四川血腥屠省_风闻

中原战乱，中原人民是从西、中、东三条线往南迁移的。在历代战乱中，都有不少客家人进入四川避难。作为人口大省的四川省，在元军入侵的时候，就有不少汉族客家人进入四川抗元。在后来的清军南下中，不少客家人避难四川。清军屠省中，汉族客家人的损失也十分的惨重。以前，有不少资料说是张献忠屠四川，但历史的真相是，清军血腥屠杀四川。事实的真相如下：

（一）从明代四川人口的分布看“张献忠屠蜀”谎言

 张献忠据有全川的时间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总兵曾英即赶走大西守将占领重庆，同时川南也被明将王祥杨展等人占据，而川东北的山地则控制在“摇黄十三家”等土匪武装的手中。此时的大西政权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据杨济堃考证在当时四川管辖的“府十一，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广大区域里，大西政权所控制的仅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杨济堃《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这样就必不可免的产生了矛盾：就算这些记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张献忠屠杀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为了自圆其说，古今持张献忠屠蜀观点的论者只好如此解释：明代川西的人口远大于川东，所以张献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实真的如此吗？宋代时四川人口分布为：成都府路户258万口742万；潼川府路户85万口263万；利州路户37万口76万；夔州路户38万口113万（元脱脱等编《宋史•地理志》）。很明显此时川东（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区）人口远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军的入侵却打破了这一局面，川西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到元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成都路户3.2万口21.5万；广元路户1.6万口9.6万；重庆路户2.2万口9.3万；夔州路户2万口9.9万（3）。从口数上看川西川东比约为3：2，而从户数上看则是1：0。875，考虑到川东的户口比（1:4）远小于川西的户口比（1：7）的不正常状况，此时川东川西人口分布已趋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据蜀时定都于重庆，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据川者一样定都成都就说明了这一点。明季四川省各府、州、县田粮征额数字，成都府三十一州县，田粮是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庆府二十州县五司，则有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张云侠《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引《四川通志》，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所以川西的人口损耗绝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灭绝。张献忠死时，据有川南的明将杨展有兵数万，并自称有民“数百万”（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引《纪事略》）；据有川东的曾英竟拥兵二十余万（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引《绥寇记略》卷十）；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傅迪吉《五　马先生纪年》中记载顺治四年时，不但简阳存在大量人口，而蒲江邛崃一带竟是“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资阳地区（王洪林《舞剑落头说蜀碧》王洪林写《资阳人口发展史》时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资阳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崇庆州（费密《荒书》中记载明庆符王和王妃在张献忠据蜀后“混迹民间，居崇庆州”，清军入川后，因庆符王下属“与人相诟”，才暴露身份被捕。这说明崇庆州在张献忠死后仍有大量人口）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尽管张献忠镇压反抗者时有过一些烧杀的行为，但并未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二） 揭穿满清御用文人毛奇龄的弥天大谎言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这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数字。其后彭遵泗在写《蜀碧》时，虽然将种种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不可靠的传闻都收录进来，但对毛奇龄的这段材料却不敢采用。作为一个在清初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毛奇龄为何要编造如此拙劣的谎言？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史·张献忠传》竟照抄了这段谎言“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然而同样是这部《明史》，在《地理志》中却白纸黑字的记录着“万历六年，（四川）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明史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良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为何这些明史的编撰者会将毛奇龄这种拙劣的谎言照抄，难道他们的见识连常人都不如吗？有学者曾认为这是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的仇恨使然，但同样是《明史》对于李自成水淹开封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明河南巡抚高明衡等人试图水淹农民军，结果造成开封被洪水淹没上百万人丧生。当时的不少史料都将责任全部推给李自成，但明史的编撰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却比较实事求是：“（孙传庭军）未至，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清张廷玉等编《明史•李自成传》），如果说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有仇恨，但为何要这样厚此薄彼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屠蜀谣言的编造是满清政府的授意，其目的是借栽赃张献忠以掩盖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径。据孙次舟先生考证，毛奇龄编造屠蜀谎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馆担任撰修官期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清楚的点明了这一关系。　　

（三）清军在四川企图灭绝人类的屠杀行为

 如同指使毛奇龄编造谎言一样，清政府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清军无关。好在文字狱虽然严酷，但百密难免一疏，透过那些被清政府改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企图灭绝人类的血腥。　　

 总的说来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破坏与大屠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领兵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赵尔巽等编《清史稿•豪格传》），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大有玄机：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何要进攻这些堡垒？主要原因是粮食，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帖》）。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赵尔巽等编《清史稿•豪格传》），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马玉《征行记略》，计六奇编入《明季南略》）。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引《客滇述》，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引顺治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道光《夔州府志》卷三六《大宁场龙君庙碑记》）。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清圣租实录》卷十一）。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而两百年后的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对攻下的城市里的百姓，允许将士集中放假三天，集中实行残酷的奸淫掳掠以及三光政策。其残暴，已可与侵华日军相比了）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民国《江津县志》卷三）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民国《雅安县志》卷四）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平定三略方略》卷四八）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据康熙十九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乾隆《富顺县志》卷三《宦迹》)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王洪林《舞剑落头说蜀碧》：1674年四川叛清，归附吴三桂，资阳纳入周国版图，农耕学读，并无大乱。1676年，蜀中经常暴风雨，古树尽拔。清周势力互为消长，资阳西街那时叫伍家街，武成巷本名伍家巷，三藩之乱，伍家迁居清水河蓼叶沟保全族脉。云居山圆觉寺，受吴三桂詹将军捐助，匾额有洪化字样，乃周国年号。1679年，清朝授河南上蔡进士张沐任资县（今资中县）知县，资县城中居民不满200人。]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满清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而可悲的是，后来的许多所谓的学者，照抄照搬满清御用文人的谎言，导致历史的真相长期被掩盖。直至今天，谎言还在瞒天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