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种姓制度”？将百姓分成四个等级，两班地位最高_风闻

印度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规定了各种姓的社会地位高低。在韩国，也存在着将人民分成四个阶级的身份等级结构，即两班、中人、良人、贱人。其中的两班，是最先发展确立起来的。

一、何为两班

《易·说卦》中写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说的是中国古代以南面为尊位，所以天子、诸侯面见臣子，或士大夫面见僚属的时候，都朝向南面。高丽的国家建制基本效仿唐制，因此国王也沿袭了“南面听政”的惯例，国王朝向南面，大臣立于左右两侧，东侧为文班、西侧为武班，因而有了文、武两班的说法。

可以说最初的两班群体，就是朝堂文武官职的外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班也逐渐从官制概念发展成为代表着社会地位的身份概念，成为王权以下上层统治阶级的代称。

二、高丽时期的两班

高丽建国初期，官员阶级的构成以开国功臣和地方豪族势力为主。出于君主集权的需要，高丽光宗王昭在位期间进行了改革，对功臣和豪族展开了清洗，并采纳中国人双冀的建议，在光宗九年（958年）实施科举制度，使得大量新贵族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阶级。

成宗时期（960年—997年），高丽从唐朝引进了文武散阶制。文武散阶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官职结构发展而成的制度。中国古代官制中存在两类官职，一种是具有实际行政职能的“职事官”，一种则是代表官位高下的“散阶”，散阶不具备行政职能，但具有增添名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的功能。

成宗十四年（995年）的文武散阶制为了突出文班的社会地位，抑制地方豪族的势力，仅对文班赋予了散阶，导致文武两班地位不均衡，引起了武班的强烈不满和反抗。高丽毅宗时期（1146年—1170年），矛盾达到顶峰。大定十年（1170年），武臣借机发动兵变，废除毅宗王晛，拥立明宗王晧即位。此后的一个世纪，高丽政权基本掌握在武臣手中。

武臣执政时期，掌权武臣通过科举选拔新兴文臣，导致大量乡吏挤进朝堂，并逐渐成长为高丽末期的新兴两班阶层。高丽被元朝打败后，一些地位较低的医官、译员之流，也因为与蒙古人往来密切，跻身两班的行列。

高丽末期社会越发混乱，乡吏、医官、译员的加入使得两班数量大增，一方面新两班和传统两班的矛盾激烈，另一方面两班群体的膨胀极大挤占了普通人民的生存空间，高丽社会矛盾空前激烈。

三、朝鲜王朝初期对两班的整顿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建立李氏朝鲜，朝鲜吸取高丽灭亡的教训，对两班群体进行了“裁员”。

高丽末期两班膨胀主要起源于大量乡吏挤进朝堂，为此朝鲜王朝极大地限制了乡吏的权力，不仅限制其科举应试资格，还强制还原了两班官僚中的乡吏，限制两班权力，设立乡吏监督部门，明确区分了两班和乡吏之间的身份等级，还对胥吏、技术官和庶孽也进行了广泛的降格，分化了高丽王朝时期的两班阶层，确立了以两班地主为中心的四民身份等级结构。

四民即两班、中人、良人、贱人。两班是上层统治阶级，中人则多是降格的吏人和技术官，身份次于两班而高于良人，构成了下层官僚阶级，良人大多从事农业和工商业，教育水平低下，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而贱人则处于最受压迫的社会底层。

朝鲜的身分制度极为森严，只有两班出身的官吏才能升至正一品，中人最高只能升到正三品，其中士官、乡吏出身者限品于正五品，胥吏以下限品于正七品，而贱人原则上不能任官。

这种四民身分制度的确立，使得朝鲜各层级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也使得两班上层统治阶级的身份比之高丽时期又多了一层权威。

朝鲜两班不仅限于文武官员，还涵盖了有资格成为官员的群体。李崇焕所著《里志》中写：“凡仕于朝者，与不仕而在下者，苟其人从事于士，则通谓之士大夫……品官与士大夫，同谓之两班。”道德高尚的贤人学者也有成为两班的资格，“苟文学博业者，身无玷缺，虽十世无官，而郡望至高，可以传于百世”。此外，两班的子孙，贤人学者的子孙，也被纳入到两班的范畴，“所谓尊尊者，入仕为君子者……然君子之子孙，世守其道，续文秉礼，虽不入仕，犹为贵族”。

高丽两班与朝鲜两班的关系，是发展与延续的关系，二者同样享受着统治阶级的特权和便利，同时通过垄断教育打压下层群体的上升通道，通过联姻等手段加强自己与其他两班之间的联系，不断稳定自身地位，并逐渐成为世代传承的门阀贵族。但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的两班阶级，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高丽两班是朝堂官职的外延，是在朝官员及其家族的统合；而朝鲜王朝区分了官员和职位，使得两班和官职之间的联系减少，同时也将道德高尚的贤人学者等列入了两班群体，两班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阶级。

四、两班的没落

朝鲜王朝中期以来，两班与庶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一些两班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党争中没落，部分富商则变成庶民地主，挤进了两班的阶层，两班数量的膨胀导致了其权威的下降。

1588年，日本侵入朝鲜，朝鲜虽然在明朝的援助下打退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时期因官军无力，官府不得不依靠义军作战，对义军作战的嘉奖导致为数不少的贱人脱离贱籍，一部分非两班的良民也通过参加义军而步入两班阶层。

战后政府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允许一批愿意缴纳粮食的富农跻身两班行列，此例一开，卖官逐渐成为惯例，两班在朝鲜逐渐失去权威，两班人口数量急速增加，到了19世纪，两班的比例甚至高达60%到70%，两班制度名存实亡。

文史君说

两班制度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变革出的官僚社会体制，建立在中央政府的集权体制之下，因此其发展与中央集权政府的兴衰基本保持一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维护封建制度的两班制度也必然被时代所淘汰。

参考文献

曹中屏：《韩国古代两班制度刍议》，《韩国研究》2014年第12辑。

潘畅和、何方：《论古代朝鲜的两班及其文化特点》，《东疆学刊》2010年7月、

朴晋康：《朝鲜王朝初期对两班层的整顿及其历史意义探析》，《延边大学学报》2016年7月。

（作者：浩然文史·春风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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