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频挑衅却一忍再忍，明太祖对越南为什么如此“软弱”？_风闻

中越关系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中越两国关系久远、山水相依，历史文化方面有诸多互通。笔者曾撰文详细介绍了明宣宗弃守安南之原因，并附带介绍了明成祖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的规划。当然了，历史事件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对安南态度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明初几十年的发展演变而来。

也正是因此，探究明初对安南态度的变迁就显得非常重要。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在讨平割据政权、北伐大都等一系列重要战略中都展现出超越同时代的指挥能力。但在构建与安南关系的过程中，朱元璋的一系列决策却被认为过于软弱，以至让安南愈发狂妄，最终成祖才不得不出兵南下郡县其地。

明太祖一向以杀伐果决、运筹千里而闻名。但面对安南，他的举措是否出现重大失误？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明太祖所为必然有不足之处；但我们讨论问题又不能忽略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明太祖一些看似“漏洞百出”的决定又是否有着难言之隐？

本篇文章，笔者将详细叙述明初与安南的关系发展，以及朱元璋在安南屡屡挑衅背景下所做出的应对。

【明太祖对安南的态度：异乎寻常的“仁慈”】

自北宋初年脱离中原王朝控制，正式建立独立政权以来，安南国家意识就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元朝时，元廷一度在安南建立行省，派遣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临长官）进行管辖。但令人意外的是，元政府派出的达鲁花赤不仅无法深入安南的中枢，反而还屡屡受到安南地方势力的抵抗，最终只能无奈罢置。

明太祖画像

至元末天下大乱，元政府对南方控制力明显减弱。徐达率军攻入大都后，元中央政府北遁，对南方完全失控，更不要说管辖安南了。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前后，朱元璋的吴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明朝）开始与安南建立联系，这一时期朱元璋对安南的态度非常值得深究，他的不少决策被后世视为过于软弱，对安南只是一味纵容，致使后者愈发狂妄，为日后成祖出兵埋下了伏笔。

关于吴政权与安南的首次接触，笔者遍查多方史料，并未找到明确记载。但在今年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笔者了解到越南国内的一些史籍记载了这段历史。

根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早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就遣使前往安南，后安南方面也派出使者来到中国，但并未留下太多的史料记载，少有的文字记录则认为安南遣使只是为了了解朱元璋、陈友谅两股新兴势力的虚实而已。

关于《大越史记全书》的这段记载，真实性一直争论不休。此时距离明朝建立还有近十年，而朱元璋又处于与陈友谅相持的苦战之际，遣使安南似乎看起来有一些摸不着边际。但不管怎么说，朱元璋注重东南亚战略，并早早将其提上规划日程，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明朝与安南的首次正式沟通发生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在建国不久后即派遣尚宾馆副使刘迪简赍诏往谕安南，因刘氏病逝于南宁，未能成行。但太祖并未放弃与安南的沟通，同年八月，明政府又派出使团，但入越之后的细节缺乏记载。

因国家初立，万事萧条，加之局势不稳，元朝残余势力仍盘踞四方蠢蠢欲动，明太祖主要集中力量扫平国内敌对势力，对东南亚诸国一改元朝的尚武政策，采取怀柔策略。

洪武元年十二月，明朝再遣汉阳知府易济民颁诏于安南，主要阐明明政府对安南的两点重要态度，一是元朝已经被推翻，明朝已然成为了中原正统；二则是新朝不再实行元朝的尚武政策，对四方诸国开始实行怀柔政策。

也正是得益于明朝的政策转变，安南迅速接受了新兴王朝的招纳，而非像元初那般极力抵触，甚至爆发战争。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安南国王派遣使臣少 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入贡明朝，并请求封爵，明太祖对安南的臣服非常满意，不仅亲自接见，甚至还赐诗一首：

“安南际有陈，风俗不元人。衣冠周制度，礼乐宋君臣。”

并赐“文献之邦”四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安南使节的席位首次被安排在朝鲜之上。

之所以给予安南如此优待，一方面是因为朱元璋看重对于东南亚的战略规划，另一方面也与一个小细节有关。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接见时见安南使臣衣着服饰仍从宋朝，不由大为感慨。太祖在《谕中原檄》明确提到了北伐的核心纲领，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对于安南“依然中华文明”，太祖自然欣赏。不久后，明廷就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

元顺帝（元惠宗）

洪武三年，明朝在与北元的关键决战中取得大胜，俘虏元顺帝妥灌贴睦尔之孙买的里八剌，明朝在北方局势得到根本性改善。也正是基于此，朱元璋面对南方外交也自信满满，明朝与南海诸藩国的关系在国力不断增强下也得到了巩固，南海诸国无不心甘情愿臣服于明朝。

正是基于南海诸国无不归顺的背景，明太祖得以施展其在东南亚的对外政策。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单单只考虑明太祖一人，而应该将他身后的谋士团队也纳入考量范围。

宋濂

明太祖常言“予本淮右布衣“，他能够从乱世之中崛起，最终夺取天下，离不开身后一批汉族士大夫精英的辅助，如刘基、宋镰等。也正是因此，明初许多政策的制定离不开传统的华夷观念。

明初朝廷政治集团摒弃了元朝的尚武政策，对外政策趋于务实。明朝政府深知盲目扩大疆土非其所追求的目的，反而会陷入“得其地不足以供赋，得其民不足以供役“的境地。因此，太祖承认周边各国的自治权力，不强调对周边国家的侵扰，而要构建以中国为中心、一个相当稳定的、有等级的、和谐的天下秩序。

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表示：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基于这种思想，明朝与安南在明初的相处相当融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占城指控安南侵边，明朝旋即派出翰林院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等分别赍诏谕安南、占城国王，诏曰：

“念尔两国，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强而为一，此天意也。况尔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国越山隔海，所言侵扰之事，是非一时难知。以朕详之尔彼此世传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尔前王必有遗训，不待谕而知者。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今遣使往观其事，谕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执兵端，连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悦，恐天变于上，人怨于下，其祸不能逃者。二国之君，宜听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几尔及子孙，皆享福于永久，岂不美欤！”

明太祖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成功调解了占城与安南两国的纷争，充分彰显了新朝的威严。此后，明朝与安南关系愈发融洽，不久后又遣使颁科举诏于安南，规定安南国士子于本国参加乡试，入明廷参加会试。

在明朝建立的前四年，明太祖构建的对外体系十分成功，周边各国与明政府相处融洽。明太祖对此颇为满意，称：

“朕君临天下，以成正统，于今三年，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更是宣布了一条重要国策：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 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肤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朱元璋这条国策，既考虑到了安南当时与明朝关系融洽的现实，也结合了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朱元璋认为，国土过于辽远无法长久安定，让百姓劳苦容易引发混乱。征服四周蛮夷之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如果这些国家不会对明朝造成威胁，则决意不去征讨。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以安南为代表的周边各国非常优待。但这种好感并未持续太久，安南与明朝的蜜月期仅仅只有三年左右，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涌现，明朝与安南的关系开始在波动中受到冲击。

【安南如何一步步挑战明朝底线？】

“蜜月期”的破裂，应当是从洪武三年开始的。

洪武三年（1371年），明朝遵照安南方面的请求，册封陈日熞（越史称陈日礼）为安南国王。但陈日熞即位以后，荒淫暴虐，为祸四方，引起全国上下不满。在此背景下，恭定王陈叔明（越史称陈暊）发动政变，将陈日熞废为昏德公，随后登基称帝，即陈艺宗。

陈叔明（陈艺宗）

陈艺宗虽然尊崇明朝的宗主国地位，但恢复国家意识、增强民族独立的思维非常明显。他即位之初，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增强民族独立意识的政策，而且重用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外戚黎季孷。

此后，当安南使臣前往明朝进贡，朱元璋惊奇发现安南国王居然变成了陈叔明，而明朝事先居然毫无所知。更让明朝方面愤怒的是，陈叔明并未通过正常渠道向明廷请求册封，而是偷偷将安南国王名称掉换成自己，企图蒙混过关。这一举动自然被明朝的礼部官员发现，安南的擅自作为让明太祖非常不满，他旋即下令将安南使臣驱逐出境，并且不许安南进贡。

明朝随后以出兵为由向安南施压：

“春秋大义，乱臣贼子，在王法所必诛，不以夷夏而有间也。向者安南王陈日煃薨，我国家赐以玺书而立日熞为王，今观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询诸使者，日熞为盗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毙。此皆尔叔明造计倾之而成篡夺之祸也。揆于大义，必讨无赦。如或更弦改辙，择日熞亲贤，命而立之，几可赎前罪。不然，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尔其无悔。”

陈日煃

明廷认为，安南混乱之源头均来自陈叔明篡逆，只有重立“日熞亲贤”，才可尽赎前罪。如若不从，明朝必将发兵南下。

明朝的军事威胁或多或少起到了威胁，加之明朝采取外交胁迫，长时间不给陈叔明册封。在此背景下，陈叔明受到不少宗室反对，他的政策也很难推行。无奈之下，陈叔明以年老为由，向明朝请求由弟弟陈煓（越史称陈曔，即陈睿宗）代理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