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跨境民族”这一概念！_风闻

众所周知，“跨境民族”这个概念表示某个“民族”的成员分别居住在国际承认的国境线两侧，他们的居住地“跨越”了国境线。认可“跨境民族”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承认这个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的群体成员属于同一个“民族”。

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在民间流传较广，甚至在学术界及出版界也逐步增多。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约有30个跨国民族，总人口为6600多万人。在“百度文库”中，也有个“中国的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词条，按语言分类学的语族-语系框架详细介绍我国各“跨境民族”以及境内外相关“民族”的名称及基本情况。

众所周知，在现代国家的国境线两侧生活着祖先血缘有一定渊源，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群体，这在今天的世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类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战争或外交争端，在两个国家划定边境时没有完全依照当地传统群体的自然居住边界，而是把同一个部落、同一个族群的成员划在边界两边，使他们分属不同的政治实体。这种历史上的划界通常是由当时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来决定的，而且时有变更。有些国家的边界甚至是殖民地时期由外来殖民政府划定的，如今天在非洲大陆上许多国家的国界即是当年英、法、德等殖民国家划定的，完全排除了本地人的参与。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边界划定后，由于政治、宗教、经济等原因，一个族群的部分成员迁移并定居在邻近国家境内，在这些人当中，有些获得迁入国的国籍，有些保持原国籍，属于“合法侨民”或“非法居住”。这些现象和由此引发的外交问题，在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

国内一些出版物提出“跨境民族”这个提法，认为这样可以利用边境两边有共同血缘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情感、文化联系，使之成为中国边境省份发展跨境贸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资源。这种提法和与此相关的交流活动已使邻国政府和学术界十分紧张和反感。

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定要慎重思考“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及相关用法，也许可以考虑废弃这个概念而改用“跨境族群”的提法，尤其注意不要在我国边境省区确认国境两侧的“跨境民族”，这不仅会对我国边疆民众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认同造成混乱，而且会导致境外国家政府的反感和潜在的外交问题。

如果参照现代国际规则的国籍、国际法和护照制度，不存在“跨境民族”。但是，我们可以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跨境族群”，回溯区域历史演变的足迹。在国境两边居住的人群，在祖先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方面来说有可能具有相同特征，也许在历史上曾经同属于一个政治实体。例如中国今天的朝鲜族大多是清末和民国时期从朝鲜半岛迁来移民的后裔。我们尊重历史及他们的祖先记忆和文化共同性，但是对于这些特征，应当从“族群”的角度来加以解读。对于边境地区的政治历史过程、人口迁移、文化传统和认同观念的演变，今后仍然可以作为学术界的研究主题，但是这些研究一定是超越今天的国界和公民身份的学术探讨，不涉及国籍和领土，而且应积极争取邻国学者的合作，化解对方的疑虑，努力把一些政治敏感的历史问题转变为纯学术的研究专题。

在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中，那些已经脱离了自己原属国家、正式成为迁入国公民的人，我们承认他们与“祖先之国”有血缘和文化联系，但只能把他们认作所在国的少数“族群”。所以，如果把中国的朝鲜族称为中国的“朝鲜民族”，是不适宜的。如果有人把他们视为（朝鲜半岛）朝鲜民族的成员，那只能说这种认识仍然受到“族群的‘民族’模式”的影响，还没有认识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和话语体系。我们同样不能把新加坡的“华族”称为“中华民族”成员。许多东南亚国家曾长期对与新中国建交怀有疑虑，最大的担心即是各国庞大的华人人口是否对所在国忠诚。只有当中国政府明确放弃“双重国籍”后，表明中国政府今后不干预各国政府处理加入本国国籍华裔的事务后，这一顾虑才被逐步打消。

那些仍然保持中国护照的华人，是国际法承认的“华侨”，作为中国公民，他们受到中国驻外使领馆的保护。但是那些已经放弃中国护照、出生在国外并获得当地国家公民权的人，我们只能称他们是该国的“华人”（华裔族群），他们必须服从所属国家的法律，承担该国的公民义务。如果我们的使领馆和报刊宣传仍然称他们是“中华民族成员”、“中华儿女”，鼓励他们参与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如中国国庆日升国旗），那显然是不适宜的，也一定会引起所在国政府和民众的疑虑。

定居海外的华人民众愿意与中国建立文化、经贸交往与合作，年轻人愿意学习中文，在所在国建立学习中华文化的机构，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不带政治色彩、不涉及“民族”身份的活动，应当看作中国扩大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机构也可以积极参与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但是在这些交流活动中，我们要切记遵照“公民的‘民族’模式”而不是“族群的‘民族’模式”的话语来使用“民族”（nation）概念和界定“中华民族成员”。

作者：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