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食时代的焦虑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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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否 | 文·

特稿写作中的一次机缘巧合，看到了一档访谈类节目的粗剪，其中一期因故未能排播，嘉宾是著名的文化人梁文道。

近日得空回看了这期内容，发现其中观念不仅并未过时，而且结合当下的纷杂，堪称“空谷足音”。

这期访谈首先吸引我的，是梁先生对“读书人”形象另一面的自我揭示，年少从中国台湾到香港求学，受青春期的自我膨胀作祟，到处跟人打架，因此被老师批评“没希望”。

当然，他同时又酷爱阅读，这样的人格反差，恰似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Honey，穿着一款海军服、慢条斯理、眼神澄澈，那份理想主义的神采，与顽主绝不相称。

读同学读不懂的书，在当时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后来，则是“要让你换一个脑子来看这个世界”。

它和上学从来是两件事，和考试更是两件事。

我在回看这期节目的同时，还抽空看了一期最新季的《十三邀》，发现同过往几季相比，节目风格有些变化。具体来说，谈话中思想的密度在下降，而编排的精巧、节奏的紧凑在提升。

朋友认为这样的文化浓度刚刚好，我却稍微觉得有些不过瘾。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自《锵锵三人行》停摆后，在中文媒介里，优质的文化类栏目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算上《圆桌派》《十三邀》《见字如面》以及命途多舛的《和陌生人说话》，无论它往何处变，观众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

众多年轻人熟悉梁文道、前呼后拥地称他“道长”，恐怕并不是通过他的文字，正是经由凤凰卫视那些异彩纷呈的电视节目。也因为这一“电视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他也经常需要澄清一个有趣的误会。

“国内特别滥用学者这个词……我每次出场做一些活动，人家说著名文化学者，通常是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学者，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学者，又想叫他学者的时候，这种我们就叫他文化学者。”

梁先生经常需要解释，自己是媒体人，不是学者，两者职责很不一样。自己曾经想过做学者，但后来发现由于好奇心太重，喜欢触类旁通地考虑问题，没办法服从于学术工作的纪律。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每当梁向人解释这一点，对方都会认为他在自谦，“仿佛媒体人是低了”，这令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解释再作解释——“他不理解就是，我多么认为媒体人是个神圣的事”，这关乎一份深刻的责任。

或许也因为这份责任，他会告诉主持人，如今的媒体从业者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耻感。

《论语·泰伯》有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百废待兴的时代，一个人却碌碌无为，这是可耻的；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一个人却获得了世俗成就，这同样可耻。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媒体人来说，平日里也都会有自己的圈子，就像电影《神探亨特张》开场所表现的类似饭局。圈子就像球队，栏目只是比赛，只要队友还在，赛场就依然会有，只是它变小了，不再向公众开放。

如同《锵锵三人行》到《圆桌派》所体现的尺度落差的背后，真正受损失的，从来不是嘉宾们，而是原本可以听到更多思考角度的公众。

佛法里所谓“末法时代”，就是有识之士因故缄口不言的时代。与此同时，那些仍在默默耕耘、持续守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则尤为显得可贵而有必要。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赛特讲过：

“今天，亟需提倡一种具有夸张意义的责任感，以激发那些能感觉到它的人。强调当今时代之危险征兆已是迫在眉睫。毫无疑问，如果让我们对当代公共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做一番权衡与考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不利的因素远远超过有利的因素，尤其是当我们从它们对未来的预示与征兆来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目前的状况来考虑的话，情况更是如此。”

这期节目中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人物同流行符号所保持的间距。

例如在某一年的宝珀文学奖的颁奖礼上，梁先生这样讲道：

“我们如果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跟这个时代高度重合，这个时代所讲的一切，我都相信；这个时代所鼓吹的一切，我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在我眼前展开的所有的物事，我都当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来接受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鱼在水中感受不到自己的游动，只有当它离开水的时候，它才能意识到水的存在。

不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庸众，自以为与环境水乳交融，其实不过是被大环境裹挟和吞噬。真正在一个时代“活过”的人，都是那些懂得与时代拉开距离，用不合时宜的态度去寻找观察切口的人。

这让我想起与马克·吐温同时代的讽刺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在《魔鬼词典》里对“玩世不恭”的解释：“他们总是能一眼就洞悉时代的本质，而不是它看上去的样子。”

当然，保持距离需要付出代价。以梁先生为例，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回复信息；手机声音能关就关；甚至极少叫外卖。在生活之外，他要跟北京时间保持4个小时的时差。

作为一个媒体人，仅从职业角度看，是需要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与新闻事件及时进行观察的，但有趣的是，在对讯息的跟进上，不蹭热点的梁先生却并未因这份主动“降速”而引发焦躁。

梁文道认为，在生活中慢下来绝不是坏事，尤其是当我们已经过快的时候。他随即举了一个1930年代文人笔仗的例子：鲁迅和梁实秋、林语堂们骂来骂去，为什么事后看上去并不那么激烈？因为他们吵架的载体是报纸，一登二印之间，最激烈的情绪早就消散，剩下的都是智识和涵养层面的较量。

“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社交媒体它（的）速度、节奏太快，那就很简单粗暴，那被骂的人也就只能很简单粗暴地马上回应，你（在）中间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停下来去沉淀这个情绪，去过滤对方所讲的话里面到底他的真正的那个内容，那个精髓在哪里。”

而在今天，时代中央的情绪，除了愤怒，还有焦虑。今天的人很喜欢被“带节奏”，动不动就狂喜或是泪目，大家需要经历强烈的刺激，才会觉得一天没有被浪费。

过去有不少人都指责过咪蒙式的写作，但很少有人考虑的是：一个内容想获取流量，就得对大众情绪点进行猛攻，可如果人们真的排斥挑拨，它就应该没有传播市场，而非恰恰相反。

社会追热点的弊端，就是把每个参与者都变成了“巴普洛夫的狗”，所有的价值都被稀释和搁置了。而我们唯一的机会，或许是等所有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厌倦，并认识到生活的焦虑、压抑与抑郁，正与信息的获取方式和获取内容密切相关。

在如今这个流量时代，很多人说“文化节目在当下很难”，梁文道却表示，以前电视台放《开卷八分钟》，其实安排的都是垃圾时段，但在互联网时代，推书进入了点播模式，货可以自动匹配人，人也方便自动搜寻货。你看，答案并没有那么糟！

主流观点以为，现在的人注意力分散了，没有耐心看长的内容，所以短视频、口水文大行其道。但这几年在微信里流量很高的爆款文章，却都是深度长文——因为大家在看惯了那些碎片化的垃圾内容后，还是愿意去获取一些思考和共鸣。

如果这一天迟早都会来，那你为什么不是最先去那么做的人？中国有14亿人，如此大的一个市场，并且逐步走向细分，怎么能用一种极端趋同的理念去搞策划呢？

所以梁先生认为，是我们的视野决定了我们的广度和高度。

用梁先生的话说，他这些年就像一个管道，不断分享所见所感，让别人看到那些更有价值的观念、作品、现象与事物——“我不是一个对象，不是一个终点，你只是通过我去到某些地方，有一天你可能会比我去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比我更高的山峰，那这样子我会很高兴的”。

这个过程肯定是孤独的，但在儒学名家牟宗三的例子中，你却能感到一丝宽慰。牟师当年在香港教学，周遭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他清汤寡水的学术并不受到重视，只是保有一寸讲台。

牟宗三却说，知识分子是有道统的，从孔圣人到古仁人，“前面有很多，后面也有很多”，怎么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