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回望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扎根了吗？_风闻

一

“五四运动”这个短语对任何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都不会陌生。“五四青年节”是所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重要纪念日（其实，国民党下设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早在延安之前就曾一度将“五四”确立为“青年节”），“五四奖章”是中国青年的最高荣誉。此外，北京有“五四大街”，上海有“五四农场”，青岛有“五四广场”……可以说，在中国大陆，“五四”这两个字是想绕都绕不过的。

不过对许多人来说，对“五四”的感觉也就仅止于此。对了，还有中学生考试时需要背诵的那几段话：“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但这些生硬的结论随着升学考试的结束，在大脑里也烟消云散了。

如今这场伟大的运动已经是百年前的历史了，但无论是对民主精神的追求，还是对科学品质的呼唤，中国至今似乎依然还行进在五四运动的延长线上。至少对我来说——我想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吧，关于五四运动还有谜团需要解开，比如：是“五四运动”还是“五四事件”？五四运动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五四”游行示威的参与者究竟有多少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是谁？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孰因孰果？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吗？“打倒孔家店”是怎么回事？当时的世界舆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如何？五四运动是怎样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走向？五四运动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眼前这本《五四运动史》虽然并没有完全帮我解开这些谜团，但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启示。我一直认为，好的书不在于能够给你明确的答案，而是能够打开你的视野，让你的思想飞得很远很远。《五四运动史》正是这样一本好书。作者为著名史学家周策纵先生。1959年，作者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五四运动才过去40周年；而现在又过去了63周年，这本书依然富有生命力。

二

作者周策纵先生用了“五四事件”来特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以区别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后者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乃至社会运动，发生在1915年到1921年之间；而前者则作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行动发生在1919年5月4日。

我同意作者这样的区分，而且我认为，只有这样来考察“五四”，我们的历史眼光才更具穿透力。

本书给了我五四事件的一些具体的现场感，改变了我以前不少想当然的“以为”。比如，小时候一说到“五四”，我就会想到1919年5月4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那波澜壮阔的场面，然后是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的殊死搏斗。

但实际上，那天的场面谈不上有多么“壮观”。作者以经过考证的细节和数据告诉我：示威是下午开始的，“下午1时30分左右，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他们代表了北京13所大专学校。北京大学的学生人数最多，而且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但北大的学生最晚到达，因为教育部曾到北大去劝说学生不要参加游行，而学生们拒绝了劝告执意走向天安门，这是他们迟到的原因。

学生们在天安门前的集会时间不长，仅有半个小时，没有长篇演说，只是几个人大略阐述了集会的意义，并分发了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上面说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份传单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原因：一战结束，本来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可巴黎和会却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于是，学生们被激怒了，中国民众被激怒了。

三

如果以今天某些影视导演的眼光看，那天天安门前学生们半个小时期间的“动作”毫无“观赏性”可言，也没有任何警察前来“镇压”。真正的高潮是下午两点左右开始的行动，即学生们排队离开天安门向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前进，虽然队伍是有序的平和的，但学生们高呼的口号却震撼人心，吸引了广大市民：“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反对强权政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打倒卖国贼！”

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警察试图阻止学生进入。学生们的目的是向各国公使表达诉求，却被阻止进入东交民巷，而且眼看着警察和军队渐渐包围了东交民巷的入口，企图武力逼迫学生退后，学生们开始愤怒了。“他们发现，现在国家还没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于是，有人喊道：“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一呼百应，于是，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朝外交部和曹汝霖住宅前进。沿路散发传单，高喊口号：“打倒卖国贼曹汝霖！”“打倒卖国贼陆宗舆！”“打倒卖国贼章宗祥！”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即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去曹宅怎么没打曹汝霖而打的是章宗祥？原来曹汝霖藏在一个非常隐蔽的箱子间内没被学生发现，但当时在场的章宗祥却被发现了，而且被认为是曹汝霖，于是章宗祥遭到愤怒学生的痛殴，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章的全身受伤大小共计56处。

最初警察其实态度相当温和，他们试图一直保持中立，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打砸和放火烧楼。但后来在接到上峰的几次命令之后，警察才被迫干涉学生。混乱中，学生在曹家院子里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均有受伤，但无一人死亡。最后警察在现场逮捕了几人，沿街又逮捕了一些。那天总共有32名学生被押到警察厅，其中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人。但经过校方的交涉和公众的声援，三天后的5月7日被拘学生全部出狱。

1919年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事件取得了胜利。

以上就是五四事件的基本经过。但“五四”之所以由“事件”演变成“运动”，显然不只因为那一天的事，那一天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四

随着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民众开始被唤醒，民主与科学的种子日渐播撒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中国这头沉睡千年的雄狮即将苏醒。而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学生们的呐喊，正是唤醒中国的一声惊雷。很快，事件的发展便由北京扩散到了全国，参与者由学生扩展到了全国民众。一时间，全国罢课、罢工、罢市……

虽然，中国政府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但五四事件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它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拒签合约的成果，而是整个中国的思想革命、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选择，最后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文学革命打破了文言文主宰天下的局面，让白话文成为主流；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对旧文化的清算与批判；各种社会团体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还有女权运动的兴起、教育改革的浪潮……都标志着1919年的5月4日，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旧文化土崩瓦解，新文化喷薄欲出；旧中国行将灭亡，新中国曙光初露。

如果说五四事件的本质是挽救中国的话，那么五四运动的使命便是再造中国。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每年都要纪念五四运动。但我认为，其实五四运动的精神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五四精神”是什么？按官方统一的标准答案，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五四运动当然是“爱国”与“进步”的，但爱国与进步并非五四运动所特有的品质，所有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中国发展的运动（比如“一二九”）都是爱国的、进步的。而“民主”与“科学”则是五四运动的特质。因此，对“五四精神”的概括只能是民主与科学。

五

谁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这是作者在书中提的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有趣”，是因为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1919年5月4日那天，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是由当时的学生社团组织领导的，天安门前的集会即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主持。简单说，五四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一批有爱国精神的热血学生，比如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匡互生、张国焘等；说“复杂”，是因为作为促进思想解放和推动社会革命的五四运动，显然不是几个热血青年所能领导的，在他们的身后还屹立着当时中国一大批思想家和教育家，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其中最杰出也最著名的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陈独秀以《新青年》为号角，将民主与科学思想引入中国，让华夏大地进入了“觉醒年代”；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让白话文成为老百姓迅速接受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工具，也让思想启蒙成为可能。蔡元培主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让北大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孵化园，也成为五四事件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中心。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当时有人认为学生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资助与煽动。尤其是日本媒体声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人扶持的。1919年6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就此向美国驻日大使罗兰·莫里斯（Roland S. Morris）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同一次会谈中，他还提醒说，这场运动将促使普遍的“排外情绪”的迅速发展。同时，日本新闻界广泛报道，英美特务在煽动中国学生反日，“利用这场运动以扩大他们的市场”。他们还将“五四”事件归因于中国政治家们野心的冲突，归因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按莫里斯的话来说，归因于“除日本侵略外的一切”。

说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是受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支持，显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当时大多数在华的西方人士是同情学生的，并且就山东问题和反日运动来说，是支持学生的目标的。杜威一再强调，这样一场浩瀚的运动绝非几个外国侨民或外交人员所能煽动的。许多西方记者以及一年以后来到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都称赞了中国的这场知识运动，认为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富于希望的、脱离蒙昧的觉醒。

如果说，英美等西方国家许多人（当然不是全部）对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表示同情；那么，刚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俄国则以一项非常“实惠”的承诺，赢得了中国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1919年7月25日，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加拉罕——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宣言（简称《加拉罕宣言》）中，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尽管因为阴差阳错，这份宣言直到八个月之后的1920年3月才被中国人民得知，但它对五四运动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知识分子们认为，在那种形势下，较之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对中国施加的其他压力，较之西方强权强加给中国的特权与歧视，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去热烈欢迎这个提议。虽然当时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刚刚开始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俄国新生的苏维埃如此向受尽列强欺凌的中国表达善意与慷慨，可以说，无数中国人的心都被苏俄征服了，他们欢欣鼓舞，心怀感激。后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向苏俄靠拢，列宁主义在中国加速传播并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在这里可以找到某种必然联系。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加拉罕宣言》中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并未兑现。

六

在国内，并非所有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都持全面肯定态度，也有人提出了批评。比如梁漱溟，当然他也同情并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但站在现代法制精神的立场，他反对学生破坏法律秩序的暴力行为。五四事件发生不久，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表达了他对学生运动的独特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知识分子对学生运动一致叫好的背景下，梁漱溟的观点独特而鲜明：法律至上，即使是爱国行为也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

孤立地看梁漱溟的观点，不能说他是错的，相反，他甚至具有超前的现代法制思想。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未免偏颇且天真。周策纵写道：“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五四’事件，认为应该把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法律层面之上。但在那些习惯于正式法律程序的西方人看来，‘五四’事件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也许是一次非法行动。可是西方敏锐的观察者，如杜威等却把这次运动从‘社会的道德意识’，而不是从‘纯粹法律处理’的角度来考察。”

杜威在1920年春天说：“我很怀疑，中国会不会完全模仿西方国家那样，依照法律主义和形式主义来行事。这也许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例如在中国，甚至先进分子，也很少有兴趣在立法和政策决定方面推行纯粹间接的代议制度。上几个月，一连好几次大众舆论决定了一切，他们用群众集会和拍电报的方式强迫政府改变外交政策。他们所需要的是这种个人的感受和大众意志的影响。”

周策纵分析道：“不过准确地说，该事件应该被视为非正常的政治局势的后果。公众，特别是那些新知识阶层，真正对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此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大概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公众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来改变或控制政府的行动。”

在当时的背景下，“公众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来改变或控制政府的行动”，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七

百年以来，对五四运动最大的争议，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人甚至指责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是五十年后“文革”的“前奏”。八十年代，我读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就读到这个观点，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当然，持此观点的远不止他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非我在这里用一篇文章能够说清。但我同意本书作者的观点——

五四运动中改革者们的主要目标是创建一个新中国，其方法之一是以新思想取代旧式的传统思想。《新青年》创刊伊始，这成为新改革运动的主要思路。在一定意义上，“五四”事件是这一思路的结果与具体表现。

在早期，新知识界的大部分领袖人物对于思想改革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1918年，陈独秀与胡适联名答复《新青年》的一位读者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数十年改革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当时的现实问题是，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改造”的以儒家为代表并拥有绝对至尊地位的“传统文化”，已经严重扼杀了人的自然天性和社会权利，阻碍着中国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非要消灭孔子学说本身，而是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扼杀，反对将儒学定为“国教”，反对以所谓“传统文化”去抵御民主与科学等西方现代文明。

正如作者所说：“问题的实质不是对孔子的教义进行重新评价，而要揭露许多世纪以来，由统治者和官僚们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伦理原则、制度，即基于孔子本人的教义或者冒用孔子教义的名义的伦理原则与制度的虚伪与残酷。战斗的关键是反对僵化的传统，而儒学则是这一传统的核心。”

八

说到“偏激”，恐怕无过于鲁迅。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书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他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时，最为关注的不是宏大的“国家”“民族”而是普通的中国人，而且他关注的视角或者说参照，是世界。他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话让我想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名言：“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当时，不少极端保守的传统主义者面对五四运动对旧文化的抨击，惊恐万状，提出要“保存国粹”，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要保存的并不是国粹，而是“国废”。他反驳这些人：“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主张，中国人应当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为祖先而活着。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知识比背诵儒家经典更重要。

作者指出：“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攻击的孔子思想，是否完全是孔子的理论或精神，仍然值得怀疑。”他说：“五四运动早期的新式知识分子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我要补充的是，更要命的是，统治者要把这种“正统解释”强加给孔子，更强加给老百姓，假借孔子的名义牢牢束缚着中国人民的思想。

一百多年过去了，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这种“束缚”又打着“文化自信”的旗号借尸还魂吗？

九

令人感慨的是，五四运动同在一个阵营向着旧文化或燃薪点火或冲锋陷阵的风云人物——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学生领袖，后来发生了分化。

陈独秀和胡适，一个坚持要将《新青年》办成直接推动社会革命的政治论坛，一个则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最后分道扬镳，一个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一个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新青年》阵营就此分化。

在学生领袖中，在天安门前叱咤风云之后，也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傅斯年，“五四”游行总指挥，后来转入学术界，成为史学大师，也曾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成为著名教育家。罗家伦，五四游行运动中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正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这个词也是他最早提出并沿用至今的。后来也成为著名教育家，曾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张国焘，“五四运动”爆发时，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他组织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后来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成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分管组织工作，后来领导工运，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再后来，背叛中共，投入国民党怀抱……

今天的我们，细读历史，看着他们当年英勇的背影和后来的人生轨迹，实在是不胜唏嘘。这正是：“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十

作者周策纵如此揭示五四运动的本质——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和社会公正。从广义上来说，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思想革命，因为它的基础是假定思想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变革，并且它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这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化。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维护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这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有重大改革及革命的目的。

同前辈改革家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革者为实现这一目的，提倡中国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或者西方化，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风俗习惯等。他们从批判旧传统开始，并以现代西方文明为标本，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思想行为。他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所以“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

我完全同意作者这个论断。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燃起的两把熊熊火炬，点亮了上世纪初中国的天空，也照耀着21世纪中国的大地。今天的我们，依然行走在五四运动所照亮的漫漫征程上。

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马相伯活了一百岁，临终前用一句话警醒世人：“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能把中国叫醒。”又是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还在苏醒之中。

该书初版36年后的1995年，作者在《再版自序》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史家有两个优良传统：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这后一点，也是西洋古代史家的志愿。我素来尊重这些作风，现在写‘五四’历史，对这些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距1995年又过去了28年，我读完这本书，想对已经告别这个世界、走进历史的周策纵先生说：“您的这本书对得起您当年的心愿。”

2023年1月3日

（本文校对：高敏敏、陈晴霞、向虹霖。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