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07）_风闻

    进入1974年后，形势日渐紧张。部里有一些好心的参谋、（付）处长不时悄悄地告诉母亲：上边要遣返你们回农村了。“五一”前后，母亲将家里的被褥重新弹了一遍。为我们兄弟俩每人准备了一套厚、薄被子。一直舍不得用的真丝被面也拿了出来……

    7月底，一位刚刚从青岛调到部里工作的王副部长到家里宣布，母亲存在羊坊店街道办事处的组织、人事关系已经调回大院；有关组织决定撤销其党员身份；按照“死党”家属处理回原籍务农。给一周的准备时间。并威胁，如果不服从，坚持“赖”在大院，将派警卫连押送回去。宣布后，即没有让母亲签字，也不听申诉，匆匆离去。

    同时，部里派了梁参谋等2人，到我的工作单位通报了组织决定。他提醒：你妹妹怎么办？是留在北京还是跟你妈妈一块儿回去？上面的命令只是把你母亲遣送回老家务农。如果你们兄弟能接收你妹妹，我们可以帮助把她的关系迁到你们的单位。

    回到家里与母亲商量。一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心里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什么主意了。二是担心自己就是集体户口，住在集体宿舍。如果把妹妹迁过来，户口放在哪儿？人住在哪儿？三是心存幻想，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将来父亲平反了，母亲和妹妹还可以回来。而妹妹一脸懵懂，根本不知道离开北京回农村意味着什么。

    对于妹妹被迫返乡一事，我后悔死了！一想起来，就心里隐约发痛。真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有决心把她留在京城？！

    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怀着丈夫不久就能平反的幻想，母亲无奈接受了组织的决定，开始默默地做返乡的准备工作。记得她买了好几个大坛子，买了好多猪肉。将肉切成大方块，然后往肉的表面搓盐，整整齐齐地码放进坛中，用塑料布把坛口封住。就这些肉，回乡后每天炒肉菜，吃了2个月。最后肉都成了咸肉。吃的时候需要先用凉水跋一会儿，去咸味。楼上的杨成保参谋出主意：反正组织出面订票，办理托运（行李），干脆连蜂窝煤也带上。于是母亲又买了好几百块蜂窝煤。回到村里，足足烧了3、4个月。部里把长期占用的二八飞鸽自行车整修一新，还了回来。我们商量一致：留给妹妹用。缝纫机自然是母亲心爱之物，跟着回了老家。

    几年后，弟弟结婚，把自行车、缝纫机都拿走了。

    1974年8月4日，情报部派了2个参谋——王存友【注：后来转业去了阜外医院，任党委书记。已经去世多年】和年轻的杨参谋【注：1996年，在济南13航校。人已经偏瘫，说话也不清楚了】，“押解”母亲和我妹妹回到了山东泰安燕家庄后梁家林（村）。王给了村支书1500元“安家费”。称：不要一起给她们。每月给个50、60（元）就行……

    事后了解到，遣返母亲回原籍的事情是某几个人的决定，不是组织决定。王存友他们送母亲返乡过程发生的各项费用一直到1974年年底还压在王的手里，没有地方报销。而母亲的所谓“安家费”，也是情报部从父亲的工资里拿出来的。

    那时，父亲在亚疗接受中央Zhuan案组的隔离审查。每月180余元工资发到情报部。部里代为扣除3元交党费；给母亲50元生活费；给父亲交30元伙食费，30元零花钱。剩余的70余元暂存在部里。到了遣返母亲回乡时，部里存有父亲“节余”的工资2000余元，留下400元，拿出1500元，假冒所谓“安家费”交给了村里。后来，父亲被押往秦城监狱，工资就停发了。而节余的工资统统被上缴充公了。存放在办公室的一些私人物品，如：派克金笔、3块上海牌29钻手表、军用雨衣、公文包……也被充公了。

1981年夏，母亲和大儿媳丁广来在北京良乡蚕种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