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一位地下党员的命运丨展卷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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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4月27日，对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新书《归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国北美留学生名录》于北京发布。此书采集了1950年代前后由北美归国的留学生共一千八百余人的学者资料。
在当日召开的研讨会上，著名科技史专家王扬宗教授在发言中总结了该书的科学史价值（详见后文）。同时，我们在此刊发本书已故主编王德禄和副主编之一程宏两位先生于2014年撰写的一篇相关科学史文章，以增进我们对时代背景的理解。
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一位地下党员的命运
二战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为了将来重建国家，恢复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采用中央和地方部门资助全国考试优秀者公费留学、中央政府提供评价外汇资助全国考试合格者自费留学等方式，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派出了大批留学人员。1947年后，中共同样为了在建政后重建国家，实施了“楚才晋用”的人才争夺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国民政府期间赴美留学生回国工作。由此在1950年代初期形成了上千人规模的回国潮，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海归”群体。然而这批人回国后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大部分人后来遭到了不公正对待。
撰文 | 程宏（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现代留美学人历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德禄（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已故前所长）
1955年9月15日“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次在旧金山起航，驶向中国香港。这个航次因为有钱学森等24位归国留美学者，所以成为1950年代归国潮中的一个著名航次。当年这一船上归国留美学者之一陆孝颐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归途中被秘密监视，他的命运和经历引发了作者的关注和追访。
同船海归
1950年代的“留美海归潮”有两波。第一波从1949年到1951年，至少1230人。1952年-1954年三年回国潮落为低谷，但至少也有155人。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开始领事级外交会谈，美国逐渐放松限制留美生回国，第二波“留美海归潮”从1955年兴起，至1956年，两年回国人数至少有242人。此后从“反右”运动至“文革”前，归国者成为个例，十年仅有66人回国。另有100余人回国具体年份不详。
1955年9月15日，钱学森等24人乘“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旧金山起航，经香港回国，这是第二次海归潮中的一件大事件。王德禄1990年在做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研究时，采访了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疏松桂、许国志、何国柱等三人。疏松桂提供了同船同学名单，但对于这24位同学的去向和下落，他们三人也不完全掌握。2010年作者又开始了对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的寻访，2014年终于获知了他们回的下落（以去世年份为序）：
洪用林（1916～1972），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和沈阳农学院副教授。陆孝颐（1925～1981），历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市水利局水利勘探设计处工程师。陈炳兆（1911～1988），任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所研究员。沈学均（1933～1994），王祖耆夫人，在成都规划设计院、成都工学院和杭州大学外语系工作。冯启德（1925～1996），历任中科院水工所副研究员、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骊生（1924～1998），在南开大学分子生物所任教授，退休后移居加拿大。孙湘（1916～1999），李正武夫人，历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核工业部西南物理所副所长。疏松桂（1911～2000），历任二机部九院设计部副主任，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所长。肖伦（1911～2000），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张发慧（1920～2000），洪用林夫人，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沈阳农学院、南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许国志（1919～2001），历任中科院力学所、数学所、系统科学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院士。刘豫麒（1927～2004），何国柱夫人，任教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外文部工作。刘尔雄（1924～2005），在洛阳拖拉机厂，曾任副总工程师。许顺生（1920～2007），任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究员。蒋丽金（1919～2008），许国志夫人，任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肖蓉春（1920～2008），肖伦夫人，在外交部门工作，后任中科院经济所、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钱学森（1911～2009），历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部五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蒋英（1919～2012），钱学森夫人，在中央音乐学院历任声乐系教研室主任、歌剧系副主任。李正武（1916～2013），历任二机部585所所长、西南物理研究院名誉院长，中科院院士。张士铎（1925～2015），任同济大学道路桥梁系教授。何国柱（1922～2017），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退休后移居美国。胡聿贤（1922～），历任中科院土建所所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工程地震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戴月棣（1923～），胡聿贤夫人，历任中科院土建所图书馆馆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馆员。王祖耆（1927～），历任成都电讯工学院教授、光电子系主任，杭州电子工学院院长。
这24人中，后来成长出6位两院院士，尤其是钱学森，作为留美海归的典型，他不但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大师，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公众有所不知，当年同船回国24人中，只有一人是中共党员。何国柱1990年告诉我们，当时美国国务院派员随船航行，秘密监视一位被“驱逐出境”的留学生。说这位留学生暴露了地下党身份，轮船沿途停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可以上岸游玩，唯独让他留在船舱里，不准上甲板登岸。王祖耆2012年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这位留学生是陆孝颐。他回国以后才知道，陆孝颐出国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位被驱逐回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命运如何？成了一个谜。
求学抗日
关于陆孝颐的生平资料很少，只有梁思礼、徐永强的《陆氏兄弟》有所涉及。2013年我们寻访了其他同船回国者胡聿贤、戴月棣和张士铎，均一无所获。最后通过知情人于平、赵霞、常平和陆孝颐的堂兄弟陆孝繁、陆孝平，以及“陆孝颐科学技术奖励”获得者陈祥建，最后终于大致勾勒出陆孝颐的人生轨迹。
陆孝颐祖籍江苏太仓，1924年生于天津。父亲陆以燕是铁道部建厂工程公司工程师。兄弟姊妹8人，陆孝颐排行老四。1935年在培植小学毕业，到南开中学读初中，“芦沟桥事变”后失学；此时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利用校舍在下午和晚上时间办“特班”，广泛招收失学青年，陆孝颐得以继续念书，1941年高中毕业。
1939年时，三青团也是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陆孝颐在中学期间加入过三青团，但没有什么活动。陆孝颐家族中许多人都参加了中共革命，三哥陆孝华后曾任湖南出版社社长，堂兄陆孝劬（纪锋）后曾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国际部部长，中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他们都是陆孝颐政治上的引路人。陆孝颐少年时代有很多玩伴，后来都比较有作为，如梁启超之子梁思礼院士、“文革”前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天津大学土木系教授徐定华、建工部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张克诚（他曾成功盗取国民党天津城防图，为解放天津立了大功）。
1941年，陆孝颐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42年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斐然读书会”。同年7月初在家中与陆孝劬一起被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过两次审讯，于8月24日被释放。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关闭燕京大学，遣散学生。1942年陆孝颐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1946年毕业，同年8月在北京，经宋硕介绍加入中共，后在山海关铁路桥梁厂实习。1947年陆孝颐参加第二届自费留美资格考试。原想利用官方外汇牌价一买一卖，补贴家用，供弟妹上学，但朋友、兄弟、叔父都鼓励其出国，宋硕通知他，地下党同意他赴美留学。
负笈留美
陆孝颐在留学期间积极参加两个地下党控制的学生组织 —— “留美科协”和“CSCA”（北美基督教中国留学生协会）的活动。与王祖耆、李鑫（未回国）、吉金瑞（未回国）等人组成CSCA艾奥瓦支部。1950年又联络了许协庆、姜文钊、黄渝江、徐仁吉、方琳等人组成学习小组，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动员进步留学生回国。梁思礼回忆道，陆孝颐当时坦率地指出：“工业救国的理想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语义中彰显了地下党的思想立场。
当年很多自费留学生的读书费用是由家人利用外汇官方平价买来，再以市场价卖出一部分的方式维持。1947年至1948年底三个学期，陆孝颐家里为他三次买了近3000美元，陆孝颐返回给家里1000美元，供家人在市场上卖出用于还债。1947年时外汇官价与黑市价为1:4到1:5。1950年后，美国国务院每月发放津贴60美元，打零工每月有15美元收入。1951年后，他在几个公司从事土木建筑设计工作，每月收入从360美元逐步增至每月525美元，这些经济琐事都是陆孝颐回国后向组织交代的内容。陆孝颐在美国期间节衣缩食，购买了大量水利科技资料带回国，捐给工作单位。
陆孝颐1949年5月获乔治亚州技术学院土木学硕士学位，又赴艾奥瓦州立大学水工研究所准备读博士。1951年准备回国，8月份办齐手续，因朝鲜战争爆发，只好滞留美国。陆孝颐引起移民局的注意，被移民局找去谈话，问及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刘尓雄在1959年回忆，陆孝颐1954年3月又被移民局传讯，要求不能离开纽约，每周向移民局汇报参加了什么活动，单位和住址变更了没有。1955年4月陆孝颐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理由是在CSCA中编发宣传品。经同学保释，被驱逐出境，又被税务局扣掉400美元。
报效祖国
1955年9月15日，陆孝颐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旧金山，10月8日抵达香港海域。当时港英当局不许他们上岸，由武装人员押送，分乘小艇到九龙，再乘火车到深圳，入境回到大陆。陆孝颐到北京后，住在前门国务院留学生回国接待办公室的招待所，在此等待分配工作。宋硕听说后，向中央要求将他留在北京市工作，并介绍自己部门的闵曾嫚与他相识，闵后来成为陆孝颐夫人。陆孝颐所学专业是水利工程，历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八组副组长、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室主任、市政设计院副主任工程师、市水利局勘探设计院高级工程师。1950年代末期，在北京市郊区水利规划中，陆孝颐多年深入房山和通县的现场，演算和复核了大量的水文数据，为北京市城市排水规划、水利建设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当年陆孝颐出国时，组织与他约定以通信方式保持联系，1949年后因国际形势变化中断，1955年回国后，陆孝颐马上向组织申明情况，经市委组织部批准，接续上组织关系。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组织已经秘密将他列入内部审查对象，1959年开始对他进行外调。原规划局党委宣传干部于平回忆，彭真1960年在人民大会堂做“反修”报告，6级以上党员工程师都可参会，身为5级工程师的陆孝颐跑到局党委宣传部领入场券，却被排斥在名单之外，让他十分失落。
1961年3月，陆孝颐调入市政设计研究院。“文革”开始时，因宋硕是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首当其冲的点名对象（第二和第三人是陆平和彭佩云），陆孝颐不免受到牵连，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强迫去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大约1967年，陆孝颐被查出患有鼻咽癌，接受治疗，不能全日上班。养病期间还坚持翻译水利资料。1969年钱学森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而1970年，陆孝颐在北京市水利局却被劝退出党。这对他精神打击巨大，他常常自言自语：“我怎么就不是党的人了呢？”。堂兄陆孝樊说，陆孝颐因放疗脑部受伤，精神出现异常，但外人不容易看出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派出所民警到家中，告诫陆孝颐不要出门。此后病情发展，陆孝颐几乎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梁思礼、徐永强和妹妹徐永秀回忆，文革末期，他带着药片和口杯，乘坐公交到处游逛，经常跑到他们家，坐下来找水服药。陆孝颐对梁思礼和徐永强感慨地说：“党培养我十三年！我只给党工作了十二年！”。话语之间透露了他要为国家继续工作的渴望。十三年大概是指从1942年在燕京大学积极参加抗战到1955年回国；十二年是指从1955年回国到1967年文革这段时间。
1979年1月，北京市水利局根据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文件《关于五十年代中期留美学生同美国政府进行斗争争取回国斗争问题的调查结论》，开始清理甄别1950年代回国留学人员的冤假错悬案，给水利勘探设计院发出《关于陆孝颐同志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批复》，至此陆孝颐的三个历史问题，即1939年加入三青团，1942年在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逮捕释放，美国留学期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全部得到澄清。
凡星陨落
陆孝颐得到甄别结论后仅两年多，就于1981年8月31日去世，年仅57岁。1982年水利局组织上为其召开了追悼会，悼词给予了高度评价，是年夫人闵曾缦因抑郁自杀，他们没有子女。根据他们遗愿，其一生省吃俭用积攒的17000元捐赠给水电部，经钱正英部长批示，1983年12月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设立“陆孝颐科学技术奖”基金。但由于缺少新的增值资金注入，该奖项仅颁发两届就停止了。
陆孝樊说，“文革”中陆孝颐受宋硕和纪锋牵连时，曾将在美国期间的通信资料，包括回国船上的全体同学的签名信等资料交给他保管，后来他转交梁思礼。梁思礼说，这些资料已经捐献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该博物馆于2014年10月开放，反映陆孝颐、汪衡等这一代回国留美学者爱国主义情怀的文物被陈展出来。
1985年10月，这一船同学回国30年时，钱学森和许国志张罗了部分在京同学，在许国志、蒋丽金夫妇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那时陆孝颐去世不久，据说为了纪念他，同学们还尝试收集他回国后的资料，但无果而终。
（本文原题为“寻访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陆孝颐”，首载《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6期，2023年4月修订，此次重发有个别增删。作者之一王德禄先生已于2022年12月逝世。）
演讲 |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很荣幸参加这个发布会，此时此刻也更加怀念王德禄先生。他带领的团队，10年前整理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出版，10年后的今天，他主编的《归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美归国留学生名录》（以下简称“归来”）问世发布。这两部书都是中国现代科技史的重要成果。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科学家与留学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第一、二代科学精英，甚至可以说至今中国科学界的很多学术带头人大都来自于留学生。这是由于中国本土无法培养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现象长期存在，而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上至今还在延续着。
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以出生于1890年代的“1890后”为主。由于在“五四”运动之前，也就是他们的求学时期，我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学，国内大学还只能提供大学预科程度的教育，因此要成为合格的科学家就只能出国留学深造。如果要获得博士学位，往往需要经过5-8年左右的留学学习。他们回国后，也就是“五四”前后，国内大学才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特别是20年代末，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成立，建立了一批国立大学，这些留学生进入以国立大学为代表的新建大学和新创建的国立中研院等科研机构开展教学科研，我国第一代科学家才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是我国现代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能够在中国开展合格的本科程度的高等教育，并在中国本土开始开展科研工作。
《归来》主要涵盖的是第二代科学家，也有少量的第三代科学家。他们以1910年代出生的人为主，下延至一部分2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像华罗庚、钱学森等少数人归国时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更多的人则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不久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相当程度的训练后归国。
比较一下第一、二代科学家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轨迹可知，第二代科学家大都在国内上大学，完成了大学本科训练。第一代科学家是第二代科学家的老师。他们有师生关系，但他们有没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呢？一般来说其实没有。因为第二代科学家的高级学术训练仍然需要出国留学。第一代科学家主要成名于抗战前，他们资历老，名气大。第二代科学家在四、五十年代归国，他们投身于新中国科技事业之中，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第一代科学家由于条件所限，回国后做研究的并不多，或者研究水平并不高。随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第二、三代科学家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留美学生在中国近现代留学生中人数最多，他们对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贡献最大。因此，他们的学习研究经历和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归来》整理了他们的留学信息，为我们对他们开展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近年随着中国科协组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实施，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研究的热潮到来，也为中国科学家研究取得突破创造了条件。《归来》与个人传记相辅相成，都是研究的重要资料。我认为《归来》是袁同礼（1895～1965，华裔美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的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编注：袁同礼编著有《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等）问世六十多年来，与袁同礼目录同样具有高度史料价值的一项重要成果。当然，名录提供了更丰富更可靠的信息，比如，很多信息都与当事者的后人进行过核实，这就是一项非常繁难的工作。因此，《归来》必将在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归来》追寻这些归国科学家在回国后的轨迹，就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成就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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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归来》向世人透露了1950年代从北美留学归国人员的如下信息：
• 理工与文理各占比：约73﹪ 和27﹪
• 女性占比约：15. 5%
• 1950s年代留美回国潮人数概况，1949-1951年，三年至少1230人。1952-1954年，三年至少155人。1955-1956 年，两年至少240人。1957-1967年，十一年约66人。另有100余人具体回国年份不详。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中的中共地下党员（46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中的抗战老兵（盟军译员等军佐46人，走出6位院士
• 1950s部分动员响应回国行动团体的回国留美学人
留美科协会员812人，回国442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中的兄弟姊妹（33家73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中的情侣、夫妻（202对）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与1930s回国留美配偶 （3对）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与外籍华人配偶（6对）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与留欧学人配偶（3对）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中的洋夫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中的美籍华人（3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入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和工程院院士(159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获两弹一星元勋（9人）
• 1950s回国留美学人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励获（8人）
• “国家名片”上的1950s回国留美科学家 （10人）
• 以留美回国科学家命名的小行星（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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