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列之后：乡村振兴不是乌托邦，想好了再参与_风闻

1、“李列事件”

我一向认为，我们既要反对对乡村的歧视和偏见，也要反对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了解真实的乡村，是外部力量下乡之前的首要功课。

前几日，一篇题为《李列进看守所之前，他在桐庐的民宿发生了什么？》的文章引起了一定关注和争议。据文章所述，2015年媒体人李列辞职回祖籍地浙江，在杭州市桐庐县一个农村开办了一间民宿。民宿租赁的宅基地和自留地，原属于一户农户，在地方的搬迁过程中置换掉了，土地收归集体，因此李列是与村委签的租赁协议。

当初由于经验不足，村委在与该农户的协议中，有一小块地没有说清楚，引发争议。该农户以此为由，一直向村里“索要不合理补偿”，并要求李列一起向村委施压，被拒绝。加上此前发生过的一起意外伤亡，该农户女主人对李列可能一直心存芥蒂，双方也曾有过小摩擦。

村里迟迟未答应，农户便要求李列铲除该地块上的绿化。2020年，农户女主人借干农活受伤的机会，可能是蓄意“碰瓷”，找李列理论，双方争吵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该农妇报警，后索要赔偿、协商不成，走司法程序。

该农妇随之住院一个多月，并被鉴定为轻伤二级，于是引发李列的故意伤害罪，或农妇的敲诈勒索罪。李列被带走，李列家属担心被不利判决，遂写了上述文章。

文章在朋友圈传了一天，一些朋友也转发给我看了，我本无意评论，因为类似的事情在乡土并不少见，既然走了司法程序就相信法律。但看到一些朋友，发出“这样的振兴，让人寒心”“鲁迅笔下乡下人的劣根性”之类评论，还是想跟大家做一点探讨。

事情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了解实情，不便发表评论，但也不赞成扩大化为舆论节奏。我主要想说的，是对乡村“劣根性”的看法，和乡村建设的真实逻辑。

**2、**理性经济分析

首先，类似劣根性确实存在，但又普遍存在，并非单纯的乡村“排外”。

笔者出生、成长于农村，此类利益冲突实在见得太多，以前村民之间为一点利益冲突乃至械斗的事也是常见。要说“排外”，中国人向来有这种“劣根性”，并不唯乡村。

譬如，以前人们常说上海、北京排外，但我在这两座城市都工作生活过，并不太见得。相反，我老家内地欠发达小县城，听说你是外地来打工、做生意的，多少都有点本地优越感。这点地方优越感，还不至于到“排外”这个程度，中国人敏感的自尊心，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在农村，以往资源贫乏的时代，这样的“排外”更加常见。譬如，大村庄欺负小村庄，大宗族排斥小姓氏，男丁多的人家欺压缺男丁的人家，包括90年代横行乡里的乡村混混们对本地村民的欺压，等等。但这些事情，本质还是生存压力较大时期的竞争行为或时代产物，完全属于可以理解的范畴，无需什么都上升到“劣根性”。

过度敏感于“劣根性”，反而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譬如最近的宝马mini车展冰激凌事件，对老外的笑脸相迎，对国人的爱搭不理；以及经常出现的，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对外资、外地企业笑脸相迎，送地、免税、低息贷款，一切好谈，对民间投资、老百姓蓬勃的创业心、创造力，却大加干涉或禁止，这不许那不许，到处设绊子——社会改革与开放，对外不对内，对上不对下，也是自身不自信的表现。

这样一些“劣根性”，到处都有，你我也可能有。那就去反思、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乡村和国民素质，而非动辄“劣根性”、加剧对下的封闭。

其次，投资风险普遍存在，多用市场理性行为审视乡村建设。

城市创业、企业家投资，从消费市场到营商环境，从政府治理水平，到投资标的产权关系有没有问题，等等，都要做市场调研、可行性分析，为什么去到不熟悉的乡村就不用呢？

在李列案例中，我们要看到的是经验、教训，而不是一看到问题就否定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把自己的身家投入到乡村的投资人，投前应当做充分的市场调研，投后要注重与环境的互动、风险管理，并善用法律武器、敢于斗争，等等。这方面，扎根乡村搞民宿或其他投资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验，在此不展开。

乡村不是乌托邦，在乡村投资和在城市投资一样，不能苛求一切顺意。事实上，我们要看到，李列在当地的“营商环境”并不差，除了与该户村民存在一些矛盾，其他都还合理。譬如，村委依协议办事，平时不给经营主体添堵，其他村民站出来做农妇自己受伤的口供，派出所依法办案，等等。这样的乡村振兴“营商环境”，显然不算差，李列也没有将矛头扩大化到这点。

第三，乡村有乡村的特点。在乡村做经营、乃至做斗争，都要“本土化”。

从古至今，不唯经营者，从基层政府，到乡绅、现代乡贤，到外来投资者，乡村工作都不好做。各种小矛盾处置不当导致的升级问题，向来常见。

做乡村工作，不能完全套用城市思维，如契约、雇佣关系、出资人一言堂、只算利害冲突等。相反，乡村还有其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一面，做好基本“人情”，平常处理好乡民关系，把自己融入乡村，往往就有意外收获。

矛盾之初，如果在依法、依协议的同时，李列及其家属还懂得深入村民之间，通过拉家常的方式做解释工作，争取乡村舆论，就可以向农妇一家反向施压；平时用工，适当招收一些本地村民，甚至解决一点该户村民的亲属就业，他们自然会起到一定润滑作用；“欺负老实人”，向来是乡（中）村（国）之常见，遇事时不能躲避，应善用乡村办法斗争，比如，农妇上门干扰民宿运营，你也可以以民宿生意被干扰的名义，上对方的门前理论、静坐、干扰对方的生活节奏，之类。

当然，目的不是激化矛盾，乡村有矛盾，但很少你死我活的商战、利益之战。“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打一打，再拉一拉”，争取舆论支持，再找话事人或对方亲属调和，以“打”促“和”……这些都是常见的博弈手法。斗争哪里都有，乡村也不可能一团和气，用好土办法，可能比光念“城市经”更管用。

当然，西方有一种自由经济思想，即认为企业应专注于创造利润，不应受任何社会问题的影响。其中，尤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他认为社会责任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具有高度的破坏性。

但现实中，包括美国也不可能如此，企业主不能关起门来百分之百地专注创造利润，企业所处的环境、对环境的改善，也是企业经营的一部分。

参与乡村建设，毕竟不是去乡村旅游，必须远离浪漫化想象，以一种做投资、做企业的理性经济思维对待，远比一时的激情重要。

**3、**讲一个故事

为了让读者理解的更清楚一些，我再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来源于一篇文章。说的是广州两位老人退休回老家山村生活，但遭到乡邻的不合理对待。

第一个不合理，来自弟媳妇。尽管这两位老人时不时给弟弟家一些好处，但依然满足不了弟媳妇的不平衡心理。她认为哥哥、嫂嫂有钱，有可观的退休金，心理不平衡，时常找小事表达情绪、贪更多便宜；

第二个不合理来自村民。两位老人中，老太太是广州某大医院的退休主任医师，村民们认为她很有能力，就大病小病，乃至妇女临产都来找老太太看病。老俩口本来想回家享享清闲，结果更忙了。两位老人一气之下，觉得故乡变了，感到失望、伤心，干脆返城，不再回去。

站在城市老人的角度，我很理解这种境遇和情绪。但站在乡村的角度，我有些不同看法。

乡土自有其自身的价值逻辑。虽然老人在农村出身，但显然，中间几十年一直在致力于离开乡土，人生轨迹与乡土的联结不多，而乡土的变化远远赶不上这两位老人在城市的变化，互相感到陌生、隔阂，这很正常。

同时，两位老人也没有对故乡做出什么贡献。城市社保给你发退休金还要看你对城市做了什么贡献，凭什么你既缺乏联结、又没做出贡献，到老了、该享受的年纪，就可以天经地义地回来享受？而且是在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同时享受城市、乡村两边的好处？

要说公平，这就公平吗？如果实现，对回不了乡的城市人，对乡下的村民是不是也不公平？

此处再延展说一个观点：同理，我认为在特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非完全不合理，比如对社会的管理、公平，土地分配、乡土保护等，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大肆批判，并不客观。当然也有不合理之处，表现为政府给户籍附加、捆绑了过多不合理的政策（如社保、购房政策、教育及医疗权利等）。

对这两位老人，以及有类似需求的返乡老年人老说，我有以下建议：

1、乡村生活，不是你理想化地，把城市生活、偏好搬到乡村即可。比如喜欢养花种草，就关起门来摆弄花花草草。要下乡生活，就要融入乡村生活，比如，多出去跟村里人唠唠嗑。

乡下人并非不通人情，相反很会替他人考虑。你把你的想法、烦恼，通过拉家常的方式告诉村民，获得他们的理解，就会形成有利于你的舆论场，就会有人不断帮你说话，烦恼就会不断减少，而不是不断增加。

乡村一旦接纳你，就将是一劳永逸的。你这点基础“工作”都不去做，全部把责任推给乡村，又搞“劣根性”，正是自己被城市化、完全忘记乡村的表现。

2、力所能及地为乡村做点贡献。

比如，出点钱修个老年人锻炼区，弄一点健身器材，建两个乒乓球台带动点老年活动。老太太也可以定个规定，每周设一个固定时间义务会诊，等等。

如此，老人们一边锻炼一边念着你的好，乡亲们感到自己被重视、被尊重，就会主动去宣传，你的口碑和影响力就会建起来。在城市，别人说一句你是“好人”，可能还藏着复杂的意思、利害算计，但在乡下，一句“好人”的评价，远比大多数行为都好用。

你自己不去融入乡村，不去找方法，一昧怪他人，“人心不古”，终究还是自己的格局被“城市化”了——这里的“城市化”，指的是各人过自己的日子、看好自己的利益，别人无权过问，你也无权过问别人；然后人与人之间以利益区隔，凡事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扰，现代城市“个人原子化”的境况由是而生，随之，城市变得冷漠、缺乏人情味。

与其完全“城市化”，我宁愿乡村保留它自己的那点小小的倔强和顽固。你既想要城市“权利”、按照城市习惯，又想享受乡村的生活氛围、淳朴人情，本质还是自己“既要，还要”，内心冲突。

3、重新做一些适应。

一个乡下人进城，总要经历许许多多适应，也少不了别人的冷眼。凭什么一个城里人下乡，就可以万事顺意地无缝对接？

对社会投资也是，如果城市资本以老板的身份、纯粹雇佣关系在乡村随心所欲，必然遭到乡村力量的巨大反弹。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的“顽固”有其文化自我保护、不被外力冲击、稳定传承的一面，这并非坏事。

总体来说，乡村还是相对淳朴的。做一点与乡村的情感、利益联结，远比光喊自由市场更管用。

**4、**再讲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来自一位知名乡建企业家朱总。类似乡建故事，他可以讲上三天三夜，而且几乎每个乡建人都有。

多年前，苏州市昆山某村由于人口外流空心化，决定整村搬迁到镇上。政府给予村民一块宅基地置换三套房的优惠政策，搬迁很顺利。随之，为盘活这些闲置的集体资产，地方政府邀请朱总的企业进村做整体开发、运营。

团队进村一看，发现还有大概20户村民没有搬走。他们原以为这些村民是因为穷或者依恋故土，最后发现这样的村民只有两三户，剩下的十几户，都是村长家的亲戚。原来是村长提前知道有企业入驻，让这些亲戚留下来闹点事，得点好处。

政府跟你谈了不算，你要想进来做生意，还得跟我谈！这是放大、复杂版的“李列事件”，还是群体性质。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办？

一方面，朱总认为村长（及其亲属）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在协议范畴，政府收储到多少，团队就建设多少；另一方面，对村民的合理诉求，比如施工中损坏了周边庄稼，团队的态度都是友好协商，无条件赔偿。

眼见谈判诉求得不到回应，村长决定闹大，组织村民对抗。终于在修到一座桥时，发生了“群体事件”。村长以造桥破坏了村里的“龙脉”为由，发动一些村民“武装对抗”，还开来挖掘机，要把正在修建的桥挖断。

朱总团队，以建筑设计师为主，都是知识分子，很多还是博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村长明摆着就要欺负老实人。项目经理一时慌了神，打电话给朱总。结果朱总下了死命令，让项目经理、设计师们挡在挖掘机前，一步不许退，因为一步退，后面势必步步退。同时，朱总加紧跟镇政府沟通。

镇政府担心事件闹大、影响营商环境，给该村长施压，并派出警察到现场维持。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长不好闹大，但不拆桥可以，也不让建设，我不动你，你也不让建。

碰到这种“懂法”、不蛮干的人，朱总团队也犯了难。但项目不能一直停着，好在镇政府也不避责，建议继续动工。

第二天村长看到桥还在施工，继续试图阻挠，被制止，然后宣布“心肌梗塞”，也住进了医院。此后，村长及其亲属化整为零，只要一看到修桥就继续出来，就头晕住院。

面对这种“一哭两闹三上吊”的“村妇派传统做法”，朱总同意团队去看望，垫付医药费，在证明“头疼与拆桥无关”的同时，严禁团队与村长谈判——他不同意“花点小钱解决部分问题”，不允许敲诈、勒索、碰瓷，向地方强人低头！

期间，村民在村长的遥控指挥下，还持续闹事，镇政府也很为难。但朱总硬脾气，始终没有低头，也依法、据理向地方政府施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朱总讪笑，“闹到不行的话，我也带公司几百员工去政府门口静坐，发动全体员工写举报信”。

他还说，如果长三角这么文明的地方都搞不下去，那还能去哪里搞乡村建设？干脆把公司解散得了。

村长自知讨不到便宜，一个多月后出了院。后来，项目团队与“村长派”的关系一直不睦，但村长并不代表全村人，这并不影响企业跟村民之间的融洽关系。村里提出，希望企业资助一下村里的孤寡老人，帮助发展集体经济，朱总都基本满足。除了招聘部分村民工作，他们还帮助村庄修缮小庙、设立大学生助学基金、组织员工在传统节日送温暖，帮助农民售卖当地大米、农产品等。

“我们只是与压榨‘劳苦大众’的人关系不好，跟群众的关系一直很好”，朱总笑着说。从此，他的团队都知道了公司文化，都懂得了如何在乡村搞建设、搞“斗争”、搞群众工作，在乡村也扎下了根。去到各地做项目，纵有波折，也还总体顺利。

如何做乡村建设？朱总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5、**乡村振兴的态度

时常有人问我，应该怎样参与乡村振兴？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去了解、理解、尊重乡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最敏感于他人瞧不起、不尊重自己，外来者但凡流露出一点这样的意思，乡下人多半宁愿受穷也不愿攀附。相反，如果你尊重他们，他们哪怕自己吃点亏也会涌泉相报。

这曾是我党乡村工作的法宝，只不过很多人进了城，变成城市精英后忘记了。不但忘记，反而习惯了用城市视角、现代文明视角施加偏见、歧视，譬如上述动辄“劣根性”批判，譬如很多人对乡村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百年前的“贫愚弱私”、低人一等。

其实大可不必，我经常说，中国的乡村其实已经振兴了一半（主要指硬件），而且一代一代人也在往前走。70、80后两代中生代农民工，即便买不起城市房子、落不了户、没有社保，做不了城里人无奈返乡，也算看过世界，与前几代老年农民相比，素质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这就是希望。

反对偏见，也要反对将乡村浪漫化。

乡村首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生活的空间，是生活就会酸甜苦辣。它不是城市富裕或者退休人群拿着钱就能来享受“权利”的地方，你要享受权利也可以，就应该站在乡村的视角，放下居高临下、看不起“乡下人”的忌讳，全身心融入乡村。

随之，你要融入乡村，就不能选择性地，只取城市人的偏好，譬如，只要优美环境、便宜的私家庭院、安全的食材、闲散的生活氛围，而隔绝邻里关系、乡里闲话，以及乡村对自尊心、“自己人”的维护。你不能一边嘴上说着要和她谈恋爱，一边又在心里瞧不起。

如果你决定下乡，那就好好地下乡。要和人家生活，就要了解她，从心里接受她，拥抱她的多元，乃至小小的缺点，再一点一点地在生活中带动她、改进她。这，就是参与乡村振兴应有的态度。

否则，你们迟早会离婚，回过头来还要把责任推给她，败坏人家的名声。这又是何必。

参考文章：

施淑娴，《李列进看守所之前，他在桐庐的民宿发生了什么？》

作者：刘子，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 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