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归来，世界亟需重新认识中国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世风”，作者吕晓宇 

在英国和欧陆完成了近两周的会议和走访，各类大会的主题不离开三个关键词：乌克兰，中国，人工智能。

对中西之间的认知鸿沟我有所准备，但是这三年造成的影响还是远超于我的想象。不止一次，我在私下的场合被问到，你们现在出来方便吗？国外的研究者还能进入中国吗？这些问题不是来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反是之前去过中国、并对于中国持中立友好的态度的人，他们目前心存十分的踌躇和迟疑。

这一趟下来，可以说得到的倾听的姿态比批评的立场多。但这不意味着欧洲对华立场的变化，而是对方现在对于中国从内到外的一切处于不了解和捉摸不透的状态。

**先说说乌克兰。**我们不能轻估乌克兰对于欧洲人现实政治和未来预期的冲击。乌克兰战争被认为是西方在冷战后最大的安全秩序转折。欧洲学者的普遍评价是：如果说9/11根本地改变了美国的安全环境，那么乌克兰战争则根本地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秩序。强烈不确定感和危机感笼罩欧洲。

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让欧洲各国达到空前的一致和团结。这种团结在欧洲区域层面是少见的。因此，曾经欧盟内部改革的敏感问题，如军事一体化、修订宪法条约、新的成员国扩张，都被公开充分讨论。可以说，欧洲一体化正在经历重新的调整和定位。

欧洲对于乌克兰加入欧盟及北约总体上持肯定和谨慎欢迎的态度，把支持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及进一步的胜利）作为是未来和平的保障。这样的支持是对2014年欧盟迟缓的反思，也是向破坏安全秩序的行为发出明确的遏制信号。即便乌克兰选择和谈，欧洲各国的态度是确保乌克兰在和谈中的利益保障。如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上说的，自己在所剩任期的时间内，希望看到是“一个公平的和平协议”。

公众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看法不同。乌克兰战争一年后，YouGov给出的舆论调查中，欧洲民众对于欧盟认同的高涨期已过去，基本回到了战前的水准，对俄罗斯作为“威胁”的认同没有明显的恶化。欧洲公众对于乌克兰战争感到“疲态”，他们认为最为急迫的问题是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相比而言，乌克兰民众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决心，并且对于“胜利”的定义并不只是回到2022年之前，而是回到2014年之前的状态。这也是使得目前的乌克兰政客很难冒着违背民意的风险强推和谈。

**再说一下欧洲的“战略自主”。**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概念，但大家对此概念的理解不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欧洲正在努力地推行自身的战略自主的战略和政策空间。

但是，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理解和中国的不同。按照芬兰前首相的说法，战略自主对于欧洲来说要解决三个层面的依赖：安全上依赖美国，能源上依赖俄罗斯，经济上依赖中国。俄乌冲突后，安全上依赖美国是没有受到挑战的，反而是加深了。芬兰加入北约看上去是惊人之举，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来是欧洲内部积极推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集团，对于他们来说地缘战略上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前苏联），加入北约只是巩固合作基础。

切断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也是达成的共识。现在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经济上是否要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欧洲从俄乌冲突中看到了经济依赖风险，要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是主流的声音。但欧洲的领导人对于美国强迫选边站的行为是抵触的，劝说美国留足政策的灵活性，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脱钩”(decoupling)或是近来进化的“去风险”(derisking)的质疑。

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欧洲战略自主是减少对于美国的安全依赖，但欧洲人谈论的战略自主是如何在能源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在经济上如何平衡中美。

另一个对于欧洲决策有影响的是“全球南方”。欧洲注意到乌克兰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并且明白欧洲的安全问题不再是全球的安全问题。欧洲不断提及要“解构”全球南方的概念，强调不能把印度、巴西、土耳其这些多元化的国家混作一谈，但我对于这种急于打破南方国家团结的立场心存怀疑。

最后谈“中国问题”（The China Questio****n）。即便对于中国经济合作的支持者也不再把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视作是“改变中国”的方式。换句话说，欧洲从政策层面来说可以说放弃了试图改变中国政体或是挑战其合法性的立场。

对于中国内政和rq问题的关注正在淡出视野。这反映欧洲在面对乌克兰战争和自身内部危机后所谓“价值观外交”的褪去。欧洲考虑的问题不再是通过经济贸易把中国变得更像欧洲，而是承认政体和价值观差异的基础上如何共存。

对待台湾问题上，欧洲主要国家的声音还是私下批评佩洛西的访台，并且不同意立陶宛的外交行为，当然，作为欧盟来说没法公开批评或强压改变立陶宛作为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欧洲不希望看到台海局势的升级。

**最有启发的是乌克兰代表的看法，他们最为强烈和明确地表达了不希望台海局势升级，因为一旦中国和西方因此对立，他们判断中国会更坚定地倒向俄罗斯。**乌克兰对目前中国立场的评估还是务实的，只要中国保住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立场，他们即认为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欧美的安全机构和组织正在经历年轻化的转型，且不说国家领导人和外长在四五十岁的年龄，北约等机构的部门负责人也是“年轻到可怕”的程度。如果外交接触还是停留在欧美老一辈并期望他们发挥作用，可能低估了这些年轻人正在施加给机构的深刻转型。这些年轻人多是持密切欧美合作的“大西洋主义”者。

我以为让欧洲感到中国威胁的是实力对比的变化。但交流下来，让欧洲更为焦虑的是在中国政策的U-turn中，无法看到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认为务实的“解决问题导向”的外交合作精神正同时在欧洲和中国消失。

目前来看弥补中欧之间的认知偏差是优先的。这需要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外宣和内宣的逻辑是不同的，对外过度强调整齐划一、密不透风的立场化声音，制造的是持续的不解、疑虑和恐惧。一定程度的**“噪音外交”**是必要的，非官方、多元化的表达，不仅是战略模糊，也是给政策的灵活变化留足空间。我们需要一次全方面的再次接触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