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与妇女解放——谈最近的几起性骚扰事件_风闻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05-03 15:43
看了最近报道的几起性骚扰事件,我不禁想起一件事情。
我从小听父母都是称呼那些不太熟悉的人为“同志”,如果是那些辛辛苦苦为我们服务比如来修理家电的、装电话的、安门窗的,就叫他们“师傅”。
耳濡目染,我也对没有必要指明身份的一般成年人,不是叫“同志”就是叫“师傅”。而现在,我听到一般人之间互称“老板”“美女”“帅哥”,感到很别扭。
“同志”或“师傅”这样的称呼,包含了什么呢?与今天的这些称呼又有什么区别呢?
1.平等。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和身份,都一律这样称呼,也接受对方这样称呼自己,没有任何尊卑贵贱的差别,这就是平等。而“老板”这样的称呼,本来是用于雇主的,代表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当它泛用于全社会时,无非就是体现了对有钱人的下意识的艳羡和崇拜。
2.尊重。“同志”说的是“志”,是把对方当作一个有立场、有理想的人;“师傅”说的是“能”,是把对方当作一个有本领、肯实干的人。这都体现了一种将对方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尊重的态度。而“老板”无非讲的是钱,“美女”“帅哥”无非讲的是外貌,哪里有一丝一毫对“人之为人”的真正内涵的体现和尊重呢?
3.认同。称“同志”不单说明我知道对方有立场,有理想,而且说明我们彼此认同对方的立场和理想,我们不但相互承认对方是“真正的人”,而且彼此认同对方是“自己人”。作家周立波回忆,护送他穿越日寇封锁线的八路军战士临别时对他说:“再见,同志。”因为是在夜间行动,他连这些战士的脸都没有看清,但在这样的时刻,就是这样平常不过的称呼、这样简单不过的话语,却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你可以体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就是那种让让迎来解放的地下党员一听到就像个孩子一样欢呼雀跃的力量,就是那种让刚刚加入人民军队的国民党俘虏一听到就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的力量。这种认同是我们的党和人民、国家和军队凝聚力的根本;体现这个认同的称呼,也是我们团结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标志。而“师傅”呢?它也代表了一种对他人品德与能力的钦佩,代表了向对方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本领的决心。
我以前对这两个称呼大概就是这样认识的。
然而在看了最近那些性骚扰事件的报道后,我才发现:
“同志”和“师傅”,也是唯二可以全社会通用的“去性化”的称呼。
“先生”、“女士”、“小姐”、“太太”、“兄弟”都带有性别色彩。今天的“美女”“帅哥”,不用说更是将“性别色彩”作为一个带有挑逗性的卖点了。就连“老板”这个称呼,其实也带有性别色彩,因为当我们说“老板娘”的时候,其实就默认了“老板”应该是男性,甚至还默认了“老板娘”对“老板”从而也就是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否则,我们为什么没有“老板夫”、“老板公”这种说法呢?可见资本主义天然倾向男权本位,在这样的称呼中也会流露出来。
而只有“同志”、“师傅”这样的称谓才告诉我们:
人之为人,人之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同,在于有自己的理想,在于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态度和本领,在于和大家团结起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与你是男是女,是贫是富,都没有关系。
“同志”这样的称呼不是为了“去性化”而设计的,它的本意不过是“人人平等,共同奋斗”而已,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它客观上起到了真正体现性别平等的作用。当我们互称“同志”的时候,完全消除了“性化”的想像,也最大程度地减轻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而今天我们的文化,却是无时无刻不在强调“性特征”,主要是女性的性特征。比如,袜子有“男款”“女款”之分,这本是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我有一次去超市买袜子,却突然发现:所谓“男款”袜子,其实只要撕掉“男士袜”的外包装,让女性去穿,谁看了都不会有什么违和感;然而那些“女款”袜子呢?如果让男性穿出去,那看起来就很不像话了。换言之,男款袜子其实不是“男袜”,它们并不突出男性的什么特点,它们只不过是本来意义上的用来保暖、吸汗、防滑、护踝的“袜子”而已;只有女款袜子才真正是“女袜”,才是专为女性设计的,而且这个“专为女性设计”并不是为了照顾女性,而完全是为了突出女性腿部、足部的某些性别特点来吸引男性的。由此我又想到,阅兵的时候,男性军人的军装其实就是通用的军装,完全就是为了打仗而设计的,并不突出什么男性特征,所以看到全副武装的男性军人,你只感到他是一个“兵”,而并不会想到他是“男兵”;而女性军人就要戴上折檐帽,穿上裙装和紧贴小腿的高跟长靴(这些都与作战无关,也与一般意义的军人礼仪无关),于是她们的性别特征被刻意地强调出来了:她们不是“兵”,而是“女兵”——这真是“白马非马”论的最佳现代注脚。
这样刻意针对女性的“性化”(实际上就是物化),形成了一整个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氛围,当然会助长很多男性的不良倾向,刺激他们在职场也好,在社会面也好,一见到年轻女性,首先就将其当作性行为的对象。其中有些人品特别败坏而又自以为地位优越的人,就会公然进行性骚扰或性侵犯。
女同胞们都喜欢说我有“穿衣自由”。这是完全正当的。但她们应该注意,在一整个“性化”女性的大环境下,只强调“穿衣自由”,而没有更根本的主张,是不够的,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女性的自我“物化”。“性化女性”,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女性自己的同意——私有制社会有千百种方式做到这一点。而“穿衣自由”,在有没有进步的革命主张为背景的不同前提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正如“裸体自由”,形式上都是同一个概念,好像都是一种自主、解放,但它到底是当脱衣舞女的自由,还是在海滩晒日光浴的自由,或是当人体写生模特的自由?这个概念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实质内容。
还有的女权主义者主张男性可以物化女性,女性也可以物化男性,比如欣赏“男色”,这样就“打平”了。这听起来很痛快,但其实不可能改变绝大多数女性的地位,最多是让少数有钱有势的女性逞得一时之快。而且,这种做法毋宁说加强了“性化”:因为在男权社会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那些“男色”(例如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薛怀义等),会被男性群体不当作“男性”,而当作“不配为男儿”的“第二种女性”来加以排斥。于是这里出现了对女性的双重排斥:生理意义上的女性被排斥;心理意义或社会意义上的“女性”受到更严厉更残酷的排斥——男权社会的特点,本来就是把一切具有弱势性格特征(这也与这些人的弱势地位有关)的人都“性化”,都当作“女性”。男权逻辑,本质上就是私有制社会所通行的丛林法则和欺弱逻辑。所以这样一来,只不过是扩大了被歧视的“女性”队伍而已。
综上可见,只有“同志”这个称呼所标志的那条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道路——才是彻底消灭物化女性的道路,才是通向真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道路。
我们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骚扰和侵害女性的人,应该通过一次次具体斗争,打击这些人的嚣张气焰,让这些问题为社会,为国家所关注,维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尊严与正当权益。同时,我们应该在思想上逐步成熟起来,掌握好更先进的理论武器,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求得男女平等问题的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