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 | 以概念为媒_风闻

一

据灵长类专家的研究，人与大猩猩的不同在于大猩猩只生活在单一的群体里，而人则可以和不同群体交流并建立关系。在不同群体的交往中，理解彼此的语言无疑是重要的，建诸语言的关联也即所属语境间的关联。回顾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研究，继风行一时的“没有真正的历史”的观念史（historyofidea）之后，语言——**关键词、话语、概念乃至意识形态等成为论者关注的对象，赋予语言以“历史”渐为思想史研究的主导趋势，**缘此，裔出德国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history of concept or conceptual history）所张扬的旨趣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学者涉足概念史研究不过二十余年。2008年，笔者为《新史学》第2卷主编《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文集，在该书出版之际，笔者亦在《中华读书报》撰文为概念史鼓与呼。在有限的篇幅里，笔者试图梳理概念史与观念史、思想史、词语史的关系。时至今日，详细介绍概念史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但把概念史与观念史、（以往的）思想史、词语史混为一谈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学者围绕概念史来历的理解歧义更是值得咀嚼。

2018年，方维规在《读书》刊文批评李宏图“臆造”了“剑桥学派的概念史”。原来，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刊登的概念史笔谈中，李宏图认为存在以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概念史和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的概念史。犹记，《中国社会科学报》曾组织了一组关于概念史的笔谈，笔者也在受邀之列，当笔者看到将概念史分为德国的和英国的字样后很是吃惊，撤下了已经排版的样稿。饶有兴味的是，方维规在其新近出版的《什么是概念史》一书中，不仅纳入“剑桥学派”，还旁及英国的“关键词”、法国的“话语”研究等，**这种杂糅德英法不同学术的叙述已然不只在回答何谓概念史，而是关乎如何书写概念史的问题了。**李、方二人对概念史观点歧义而书写模式相似，均将“剑桥学派”视为自明之物，在笔者看来背后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身影——梅尔文·里希特（Melvin Richter）。

二

德国概念史进入英语学术圈与对科塞雷克著述的译介密不可分。1985年《未来的过去》（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的出版，使英语圈读者得以了解概念史的方法和内涵，2002年《概念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的出版拓宽了读者的视野，阅读后者收录的论文可知，1980年代以后，科塞雷克留意到德国以外的研究动向并予以呼应。为本书作序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这本涉及范围广泛的论文集证明科塞雷克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和历史学理论家之一”。确实，仅就科塞雷克关于历史时间的见解而言，这可谓实至名归。

里希特是积极向英语圈推介概念史的学者。里希特擅长在历史语境中研究政治思想，与剑桥大学思想史研究的翘楚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相熟，代表作有研究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良心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里希特与概念史的邂逅是在1980年代初访问德国期间，在那儿他阅读了刚刚出版的第1卷《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in Deutschland），为这部鸿篇巨制所震撼，感到剑桥学人的“语言”“话语”研究和概念史有互通之处。稍后，他应邀在科塞雷克任教的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演讲，从此和概念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比勒菲尔德大学

1986年，里希特在《政治理论》杂志上刊文介绍概念史。在里希特发表的关于评论概念史的论文中，很重要的一篇是1990年刊登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的《重建政治语言的历史——波考克、斯金纳与历史的基础概念》。在这篇论文中，里希特首先概述了波考克和斯金纳的代表作所涉及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进而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相似，试图撮合英德两种不同思想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

三

对话的时机很快到来。1991年，荷兰赫伊津哈（Huizinga）研究所召开了由该国概念史学者发起、主题为文化史主要趋势的研讨会。在会上，里希特发表了关于概念史的论文；科塞雷克委婉地回应了对其将“语言”转为“概念”的批评，没有参加关于历史研究中语言的作用的讨论。斯金纳展示了他关于霍布斯的研究，仅在发言中有一句话涉及概念史：修辞学为文化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大门。从里希特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各说各话的会议。斯金纳对概念史漠视的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理由，即他认为没有概念史，只有概念争论的历史，概念史研究是一种“词语崇拜”（fetishism of words）。

1992年12月，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庆贺《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最后两卷（第7卷、第8卷）出版的学术会议。从会后由所长莱曼（HartmutLehmann）和里希特主编的论文集——《历史术语与概念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收录的六篇文章看，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及其主编的历史大辞典，以里希特的论文为媒介，受邀与会的波考克与科塞雷克在观点上有一定的互动。

波考克直率地表达了对概念史的三点疑虑：**第一，概念史与话语史、语言史、意识形态史的区别。**和斯金纳一样，波考克认为语言或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有词汇、语法、理论以及用法、假设和暗示等，在时间上共同存在，可由一个群体为政治目的而使用之，涉及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虽然语言并不是封闭和自足的世界，但人们很难在没有争议或没有矛盾的前提下从语言中析出概念。话语史学者对语言的用法、假设、细微差别的变化十分警觉，他们也没有致力于从所研究的语言中分解出“概念”。波考克认为，对语言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有可能把语言视为左右实践的资源，从而忽视了其表演性。**第二，根本无法写出一部概念史。**这是斯金纳的说法，波考克对此表示赞同。波考克认为，斯金纳想表达的是，书写的历史是语言现象的历史，是词语及其年代的历史，以及它们承载的概念的自由度；概念不能从语言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并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如果执着于概念，有可能出现一种糟糕的情况，即一方面历史学家被困扰在基础概念不合时宜的主张中，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行动者并没有使用这些概念。波考克声称自己习惯把话语和辩论的历史置于概念化的历史之前，并在其中发现比概念史要复杂和确定得多的叙述。**第三，关于“鞍型期”（Sattelzeit）及衡量基础概念的四个标准（时间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波考克对“鞍型期”概念一度很感兴趣，但不懂德语的波考克在阅读了里希特的描述后发现，他和科塞雷克对“鞍型期”的理解大不相同。科塞雷克写的是德国的历史，自己写的是英国的历史，如果自己有理由使用“鞍型期”——也许没有——那是因为它可以被有效地用于英国历史，并被用来表达有关英国而不是德国的历史。在结语部分，波考克表示：概念史和剑桥学人的思想史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上、文化上和民族上各有其特殊性；不能建议将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推及欧洲其他历史文化中，否则必会发现这是徒劳的；正如里希特所建议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过去及其理解方式，不同的思想模式可以对抗、比较和结合，但不能同质化。

在会议的最后，科塞雷克回应了各位学者的意见。他首先引用历史大辞典的主编者之一、中世纪法制史大家布鲁内尔（Otto Brunner）的观点：过去时代实际使用的词汇比现代解释者的理论偏好更有意义。对于斯金纳和波考克的质疑，他指出，严格的历史主义认为所有概念都是在无法复制的背景下的言语行为，1981年他就提出了同样的论点：**概念会变得过时，因为构成它们的背景会不复存在。**概念的原初语境发生了变化，概念所承载的原初的或后续意义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是，概念的历史可以通过研究最初的使用和后人的使用进行重构。

可见，波考克和斯金纳着力于对单一言语行为及其情景进行微观研究，而科塞雷克则主张研究语言的概念化及循环过程。扬·伊夫弗森（Jan Ifversen）认为，对于波考克的批评，科塞雷克本可以用结构语义学——支撑他的语言理论的概念、词语和对象——来回应其宽泛的理解，但他选择把回应的重点放在概念史的主要假设即基本概念的作用上。实际上，因为有基础概念的理论，科塞雷克是能够将对语言的使用或概念化的语言（概念成为政治和社会词汇的基本要素）、语言理论（概念是话语的枢纽）和结构性观点（储存在语言中的可重复的结构）结合起来，波考克的有限的语境主义与概念史的社会历史相去甚远。这次对话说明，波考克、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和概念史不在一个频道上，前者专注于重建特定语言使用者的话语背景，后者则从特定时期或社会阶层中提取基础概念。海登·怀特在给《概念史的实践》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之所以在英语圈的人看来科塞雷克的工作有令人生畏的“黑格尔式”的感觉，是因为他的研究根植于特定的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传统——从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到马克思（Karl Marx）、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直到韦伯（Max Web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但是，科塞雷克非常了解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哲学，他把上自古希腊下到现代欧洲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13年

四

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对话（dialogue）是以一方驳倒另一方为前提展开的。这场无果的“对话”看似里希特调和之举的失败，其实亦在常理之中。剑桥思想史和德国概念史犹如两条平行的轨道，前者正如斯金纳引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话——语言即工具，而后者认为语言在注入社会政治的内涵后可以变为概念，历史性基础概念凝聚了历史本身，因此二者即使发生联系，亦如扬·伊夫弗森所说，要么在“语言学的转向”下出现在同一编者的书中，要么面对共同的敌人——传统的思想史和政治哲学。

1992年后对话双方各自拓展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在思想史研究上，一枝独秀的剑桥学人佳作迭出，影响深远。而科塞雷克的学生辈斯坦因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开启了对中产阶级概念的跨国比较研究；一群有志于概念史的欧洲学者建立了一个学术团体——HCG（History of Concept Group），里希特是该团体的“主要推手”（master builder）。今天概念史研究不再限于欧洲，已经扩展到包括南美洲在内的伊比利亚文化圈，韩国、日本和中国等非欧美的亚洲地区，这不仅因为概念史确立的基本原则——如历史性基础概念既是历史转折的“标志”（Indikator），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Faktor）——业已得到广泛认同，更因为概念史研究者感到，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翻译是从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当下，概念史研究兴盛得到了两个新生力量——全球史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助力，在某种意义上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就是全球史，概念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庞大的语料库。与波考克的预期相反，具有“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性格的概念史正在不同文化中展开。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歧义乃至对立也在加剧，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无疑有助于增进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1992年无果的学术对话五年后，里希特将其有关概念史的论文编辑成册，命名为《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历史》出版。这本书被翻译为汉语后，对学人了解概念史很有帮助，但也引发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