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六国，跑步进入ICU_风闻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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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废嫡立庶”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直接造成犬戎攻破镐京，随后旧贵族们拥立周平王继位，迁都洛邑。

而西垂大夫秦襄公带兵营救周王室，并一路护送周平王抵达洛邑，周平王为了回报秦襄公的功劳，便封秦襄公为诸侯，以岐山以西的土地立国。

从此以后，曾做为商纣王宠臣的嬴姓赵氏家族，正式成为周朝的一方诸侯，参与到春秋战国的乱世争霸行列。

谁都没有想到，坐落在西陲偏僻之地的秦国，竟然能在五百年后一统华夏，混一宇内。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13年后，底层庶民们便揭竿而起，以烈火燎原之势埋葬了这个伟大的国家。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秦始皇做错了什么，历史的深层次逻辑又是什么？

最近我又翻了一遍《资治通鉴》、《史记》和现代研究资料，有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体会，总结起来有几个关键词——

秦制的历史惯性、秦始皇的历史包袱、统一战线失败、人口危机、气温下降、经济危机等等。

接下来，我们用一篇长文来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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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秦国离不开商鞅变法，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吧。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薨逝，21岁的秦孝公继位。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战国时代，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也写入史书，有雄心的国家都开始变法图强，准备在越演越烈的乱世大展拳脚。

但秦国经过数十年的内乱，国力急剧衰退，秦献公付出毕生的努力，也只能阻止秦国衰落的趋势，始终不能重振秦国，以至于关东诸国都把秦国视为夷狄。

秦孝公回想起先祖的烈烈雄风，再看看现实中落拓的秦国，不禁发下宏愿——以毕生之力，再造秦国。

第二年，秦孝公便发布诏书说：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孝公说的很明白，只要能重振秦国，秦国就会给与高官厚禄，并裂土分封传给子孙。

魏国相府的中庶子卫鞅，听闻秦孝公的诏令，便跑到秦国，通过宠臣景监的关系，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说服秦孝公，一举成为秦国的显赫人物。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正式开始变法，卫鞅刚上任便颁布了几条法令——

把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成为国家管理的编户齐民，并要求人民群众互相检举揭发，挑动群众斗群众，降低国家的治理成本。【令民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为国征战且立功的，封官拜爵，为私利而作奸犯科的，按律严惩。【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努力种田提高粮食布帛产量的，免除赋税和徭役，偷奸耍滑不努力种田和经商的，没收家产，老婆孩子贬为奴婢。【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嬴姓宗室子孙没有军功的话，要开除族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这一套组合拳打出来，秦国很快就从散乱的部族国家，转型成整齐划一的军事国家，全国人民只需种田和打仗，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

于是短短十年时间，秦国便道不拾遗，山中无盗贼，国家大治。

公元前350年，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具体法令是设立31个县、统一斗尺等度量衡、废井田开阡陌，并且更改税法，让秦国人民依照田地的亩数纳税。

如果说第一次变法是整个社会层面的，整顿了社会秩序和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变法就是经济层面的，让秦国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经过这两次变法，秦国人民就被彻底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而完成这两次变法，卫鞅又亲自统兵和魏国作战，一战而胜，逼魏惠王迁都大梁，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

卫鞅凭借巨大的战功，得到商於十五座城池的封邑，号称“商君”，兑现了秦孝公诏令中的承诺。

由于秦国起点很低，所以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秦国境内始终是“人少地多”的状态，而三晋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则是“人多地少”，在秦国鼓励生产的政策下，大量的三晋人口离开故土，跑到秦国寻求出路。

这就给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和生产力、经济总量是强相关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到了秦始皇继位以后，秦国境内已经是遍地粮仓，达到“积粟如丘山”的地步。

再加上郑国渠的开凿，秦国的4万顷盐碱田地得到灌溉，变成亩产一钟（6.4石）的肥田。

至此，秦国正式成为“沃野千里，无凶年”的超级强国。

而在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同时，秦国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无数次抓住有利战机，四处征讨，开拓国家的生存空间。

我们在前面说，秦孝公时期，商鞅就统兵东征击败魏国，收复河西失地，把秦国的势力范围辐射到晋西南，初步形成“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优势。

秦惠文王继位后，秦国的经略重心放到南方，他派司马错讨伐蜀国，占领四川盆地，完全占领了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上游，并夺取楚国的汉中郡，将秦国的影响力辐射到江汉地区。

关于这一时期的秦国，史书上写到：“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厚富，轻诸侯。”

秦武王在位仅仅5年，但也占领韩国的宜阳，打通进取中原的通道。

从此以后，秦国的经略重心开始放到东方。

秦昭襄王在位56年，任用白起等将领破韩魏联军、江汉伐楚、长平击赵、洛阳灭周，几乎完全占据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对山东六国有泰山压顶之势，当时的人就说：

“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

经过百余年的军事开拓，以及百余年的经济积累，秦始皇终于奋六世之余烈，用十年时间便横扫六国，一统华夏。

秦国能建立空前绝后的功业，离不开历代秦王的接力，也离不开变法政策和老秦人的合力，但归根到底，是商鞅变法给秦国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3

秦始皇统一华夏以后，一个必须要面临的抉择是，分封还是郡县？

其实在当时的人看来，分封和郡县是不冲突的。

秦国主要是郡县制，但山东六国也有郡县，例如赵武灵王就设置了云中郡、雁门郡、代郡。

山东六国给宗室和贵族分封食邑，但秦国也给宗室功臣们分封食邑，例如秦孝公封商鞅十五座城池做食邑，秦惠文王封张仪为武信君，食邑六城。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邑是洛阳十万户，器大活好的嫪毐都被封为长信侯，封国为太原。

整个战国时代，这些都是有先例可循的。

所以在公元前221年，刚灭了齐国，丞相王绾就和秦始皇说，燕、齐、楚国太偏远了，朝廷不方便直接治理，不如封您的儿子为王，镇守这些偏远地区。

丞相王绾的意见，其实代表了秦国朝野的意见。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认为，秦国的咸阳朝廷不可能直接治理边境地区，需要藩王做皇权的代理人，在那些地方现场办公，遇到问题就地处理。

但是廷尉李斯不同意，说周朝也是分封宗室的，后来不也打成一锅粥么？好不容易统一了，咱别折腾了。

听完李斯的话，秦始皇表态了：“李斯说得对，秦国以后不搞分封了，只用郡县。”

七年后，博士淳于越又提了一次分封的建议，结果李斯又站出来反驳，坚持主张用郡县制，绝对不能分封子弟为王，而秦始皇再次站在李斯一边，反驳了分封的建议。

那不封到边地做藩王，总要给儿子们食邑，做官做事吧？

毕竟秦惠文王的弟弟樗里疾，就被封为严君，做过秦国右丞相，给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秦昭襄王把宛城封给公子芾，邓城封给公子悝，他们两人后来跻身秦国“四贵”之列。

但到了秦始皇这里，非但二十多个儿子没有食邑和工作，连嬴姓宗室都见不到名字了，整个始皇一朝，你看不到一个嬴姓宗室在史书上露脸。

此外给秦始皇打江山的功臣们，也几乎没有封地食邑，王翦在伐楚前就吐槽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意思是在您手下打工啊，封侯就不指望了，趁着您宠信我的时候，赶紧捞点钱吧。

如果说坚持不分封藩王，是秦始皇的制度信仰，但藩王、宗室、功臣都不封，这就不是单纯的制度信仰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秦始皇在政治上对分封制不满意，在情感上对嬴姓宗室不满意，在权力上对大臣不信任，三者都受到秦始皇的严酷打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秦始皇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周朝分封的弊端，秦始皇是亲眼见到的，各诸侯国的始祖都是血脉相连的兄弟，结果世袭几百年后，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生灵涂炭。

而嬴姓宗室的反噬，前有秦武王薨逝后，严君樗里疾和宣太后拥立公子芾争王位，后有公子芾和公子悝位列“四贵”，和穰侯魏冉一起专擅朝政，导致政出私门。即便秦始皇亲身经历的，就有长安君成蟜谋反，差点把他拉下马来。

至于功臣，独掌朝政的文信侯吕不韦，带领门客刺王杀驾的长信侯嫪毐，这不都是前车之鉴吗？

秦始皇天生就是多疑敏感的人，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以后，基本不可能对藩王、宗室、功臣产生一丝信任感。

他担心这些人颠覆秦国的政权，也担心他们颠覆自己的地位。

秦始皇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他根本甩不掉。

所以秦始皇才废除分封、打压宗室、贬抑功臣，把朝野事务都揽到自己身上，把天下大权也集中到自己手里，实行了史无前例的独裁政治。

这意味着，嬴姓宗室、功臣乃至亲儿子，都在统一华夏这件事上，没有得到丰厚的利益，统一华夏对他们来说，除了精神荣耀以外，很难再找到其他方面的认同感。

但任何事都有两面性。

藩王、宗室、功臣能威胁皇权甚至颠覆政权，但他们做为秦国的天然股东，和秦国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内部争权夺利，可一旦遇到想颠覆秦国政权的人，那就是掀他们吃饭的桌子，出于自保的目的，他们也会团结起来保护秦国。

可以说，他们也是秦始皇的天然盟友。

秦始皇因为自己的历史包袱，主动把他们排除到政权之外，虽然暂时集大权于一身，却也放弃了大量的潜在盟友，天然的政权基石。

唯独李斯，因为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意，成为秦始皇的宠臣，最终进位丞相，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从这方面来看，秦始皇和极力削藩的朱允炆有相同之处，李斯和明朝后期的阁老们差不多。

那个威风赫赫的秦始皇，权力根基其实是很虚弱的。

这个问题，可能秦始皇也意识到了，于是他想了两个解决办法。

其一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焚烧诗书，以吏为师。

这两道命令是同时发布的，目的便是统一思想，并且把民间知识分子吸收到政府里，逐渐培养认同郡县制的新生代官员，然后在他们中间选拔根正苗红的人，组成接班梯队。

这是指向二十年后的官员培养计划。

其二是和六国旧贵族结成统一战线。

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始皇其实没有刻意清洗六国旧贵族，统一之后，也只是把十二万户豪富迁徙到咸阳，放到眼皮子底下监管。

六国存在了数百年，各国的宗室、公卿、大夫、将军何止十二万户？所以迁徙到咸阳的十二万户豪富，可能只是最顶尖的六国旧贵族，那些中层官吏和基层地主，大概率都留在了六国故地。

例如王贲灭魏国后，秦始皇派人问魏国的安陵君：“能不能用五百里地和你交换安陵？”安陵君说：“我的土地是魏国先王封的，想终生守护，行不行？”

秦始皇的反应是“义而许之。”

注意一个细节，秦始皇的态度是交换，而不是剥夺，安陵君说不愿交换，秦始皇也没有强制要求。

可以想见，这绝对不是个例，应该是当时的政治要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六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贵族依然是贵族，地主依然是地主，平民依然是平民。

秦始皇觉得，这样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平定六国，并和六国旧贵族结成统一战线，获得他们最大限度的支持，让六国旧贵族成为秦国政权的一部分基石，填补藩王、宗室、功臣缺位造成的权力真空。

实事求是的说，秦始皇的这两个办法都有可操作性，但必须要稳定的过渡二十年，等到战国时代的人都死去，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秦国的统一大业就彻底完成了。

然而，秦始皇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迫使他必须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正是在解决新问题的时候，秦始皇的布局彻底崩盘了。

因为那个新问题叫做历史周期律。

4

从公元前219年起，秦始皇开始东巡郡县，在此后的十年间，东巡成为常态，秦始皇几乎常年在各地视察，在马车上处理公务。

那种硬轱辘马车，我们坐几天都得散架，更别说秦始皇长年累月的坐了，很辛苦的。

秦始皇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在六国故地炫耀兵威以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以皇帝之尊组建流动的中央政府，暂时替代藩王守边的职能，等待二十年过渡期结束。

但在巡游的过程中，秦始皇可能发现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天下的人口太多了。

秦国统一华夏只用了十年时间，相比春秋战国常年累月的战争来说，实在太快了。战争的时间短，意味着因战争死亡的人也少，结果就是秦国和关东六国的人口大部分都保留下来。

据现代学者们推算，统一之后，秦国人口在三千万左右。

这些人口看起来不多，但问题是，当时江南没有开发，北方边境的人口不多，三千万人口几乎都集中在黄河流域。

而且秦始皇没有大规模清洗六国旧贵族，之前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都保留下来，那么必然是旧贵族、旧官吏、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少地甚至无地。

这意味着统一不到十年，秦国便出现“人多地少”这种历史周期律的晚期症状。

秦始皇灭六国，可以说是跑步进入ICU。

但秦始皇毕竟是千古一帝，他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和历史周期律这个首次出现的客观规律战斗。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发布诏书——“使黔首自实田。”

黔首是人民群众的统称，自实田是自己申报田地数量，这道诏书的意思是，所有人都自行申报田地数量，再由郡县审查核实，以此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

这么做有利于秦国的财政。

但反过来看，由于六国故地没有改变旧的经济关系，那么秦始皇的**“使黔首自实田”其实是土地确权，他放弃了重新分配土地的历史任务，正式承认了旧的经济关系，保护了所有旧贵族、旧地主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

那没有土地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很简单，开疆拓土，我打下新土地分配给你们。

于是在公元前215，秦始皇派蒙恬统兵三十万，北却匈奴七百余里，夺取水草丰茂的河套地区，设立44个县，从人口繁盛的黄河流域迁徙大量移民过去居住。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征发赘婿、商人为兵征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迁徙50万人到岭南地区，镇守这块新征服的土地。

公元前213年，“治狱吏不直者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征发作奸犯科的官吏和罪犯，迁徙到南北边疆。

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向榆林、河套一线迁徙了三万家人口，每个人的爵位升一级。

不断大规模移民的同时，秦始皇还征发数十万人修长城，征发70万人到咸阳附近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等大工程，再加上采石料的、砍木材的、运输的，秦始皇动用的青壮劳动力何止百万。

这几年时间，秦始皇以“暴君”的面目出现，和前半生“精明强干”的形象完全不同，原本原因就在于，他要抽调黄河流域的青壮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试图解决已经出现的历史周期律。

可能秦始皇觉得，这么做既能为国戍边，也能满足个人享受，还能缓解人地矛盾，要是死掉太多的人，正好减少多余的人口。

简直是一举多得。

熟读历史的你肯定看出来了，秦始皇解决历史周期律的办法，不是在上层分配方面动刀子，而是走了一条军国主义道路，用输出战争和肉体消灭的方式，来解决秦国的底层矛盾。

在两千年前刚统一华夏的时候，秦始皇就认识到历史周期律，并做出相关的尝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秦始皇的水平都是千古一流帝王。

但秦始皇的尝试注定要失败。

在生产力落后的两千年前，输出战争就要大量消耗国家财政，搞大工程就要耽误农业，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国家财政消耗巨大要征税填补，农村没有青壮劳动力导致田地荒芜交不上税，国家在经济压力下继续征税，农民为了避税和保命便逃离农村啸聚山林……

而在这个时候，天灾也来凑热闹。

从公元前212年开始，秦国气温急剧下降了1.5度。

当时仍处于历史上的暖期，正常情况下1.5度的降温问题不大，但问题是，当时的秦国偏偏处于大动荡时期。

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农业和降温结合起来，结果就是农业继续减产，很多地方颗粒无收，农民为了果腹，甚至把种子都给吃了，秦国大地上出现“死者相望”的惨烈局面。

至此，秦国的经济彻底崩溃，有条不紊的郡县也走向混乱。

5

秦国历史走到这里，已经很清晰了。

商鞅变法给秦国打造了强悍的国家机器，把人民组织起来，实现了指哪打哪的火力输出能力，凭借这种超前的国家机器，秦国六代君王跑了接力赛，终于一统华夏。

但商鞅打造的国家机器，遇到秦始皇这种心比天高的千古一帝，也为他尝试解决历史周期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两者结合的结果，只能说是一场灾难。

而秦始皇因为个人因素废分封、压宗室、抑功臣，彻底走向极端化，遇到事关国家走向的大事，除了李斯之外，他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更不用说有个稳定的统治班底了。

至于秦始皇寄予厚望的郡县官吏，由于缺乏监察机制，也缺乏郡县制的素质教育，导致他们在执行政策时经常层层加码。秦始皇想建立的统一战线，也在六国旧贵族心怀故国的情怀下，始终建立不起来。

张良在博浪沙的惊天一击，儒生们在泰山脚下的议论，就证明了秦始皇统战路线的失败。

执掌混乱江山的孤家寡人，这就是秦始皇。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驾崩。

这个时间实在巧的很。

如果早死五年，没有和历史周期律战斗，秦始皇的评价绝对是商汤、周文一样的圣人，如果晚死三年，秦始皇可能会和刘邦打个照面。

偏偏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带着毁誉参半的名声去了，既没有进位神格，也没有沦为赵武灵王、唐玄宗的结局，实在巧的很。

他亲手推向极端化的秦国，他亲手造成的孤家寡人地位，他亲手酿成的经济危机和沸腾民怨，都将留给那个年少无知的秦二世。

秦二世：“最终还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而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所作所为，却在冥冥之中，为真正的天命真人刘邦铺平道路，他以黑马的姿态强势崛起，在一片废墟的华夏大地上，建立起绵延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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