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大同主义_风闻

  明朝中后期的大规模中学西渐启迪了西欧的群类，使它们开始走出蒙昧的文化原始森林，获得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技能，并演化出一些具有一定的人本素质的思维观念。在这些思维观念中，就包括“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的内容是：一切财物都归公有，无人享有私有财物，所有用品都平均分配，没有人为自己的生计担忧，病弱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也能得到必须的照顾，等等之类。这“社会主义”思想，显然来源于华夏文明思想中的“大同”理念。

      《礼记》一书中的《礼运》篇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现今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不恰当，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大同主义。

      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之初，许多有识之士就把它与大同主义联系起来了。例如：

      西历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者，……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吾中国固夙有之。”

      西历1919年，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提出“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西历1923年，瞿秋白在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赤潮曲》中写道：“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同年，孙中山在给倭人犬养毅的信中谈到自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

      西历1926年，郭沫若在《洪水》杂志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进文庙》作了一个奇妙的设想：马克思到访中国的孔庙，与孔子进行了一番对话，结果发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竟“不谋而合”，以至他不禁对孔子“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

      吴玉章在回忆五四运动前后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指出：“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学说。”

       以上事例充分表明，当时的有志之士都发现了“社会主义”与大同主义的相似乃至相同之处，许多人在潜意识里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的。

       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以至后来的人们无暇或者想不到要对“社会主义”与大同主义之间的源流关系进行系统的考证研究。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以常识来判断，时间上相距两千多年、地理上相隔遥遥万里的两个人（两群人）不可能分别独立产生相似乃至相同的思想，其必然是生活年代在前者影响在后者，所以，“社会主义”是在大同主义的教育启发下产生的。

      大致说来，随着明代中后期中学西渐的大潮，大同主义等思想传入欧洲，使长久被蛮愚之教控制下的欧洲的一些人受到启蒙，他们把大同主义思想传播、发展，并将它作为对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进行反抗的思想武器，最终产生出了“科学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