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卢沙野就这么回答_风闻

卢沙野大使的话说错了吗？一点也没有，但是并非在所有的场合都要讲正确的实话。譬如对于病人来说，医生就不应该将其病情和盘托出，甚至需要适当的善意谎言。现代的美西方在思维上就处于病态之中，正确的实话也会像刺激病人一样刺激他们。

不久前刷到一个抖音视频，在女儿的婚礼上，新娘的父亲动情地对新浪说：“如果你不爱她了，就把她还给我，请不要欺负她。”尽管这是饱含父亲深情的实话，但这样场合讲出来，显然是不恰当、不合适的。

尽管卢沙野的话是没有错，但是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欧洲的病态心理，没有考虑到对病态欧洲的刺激，因此造成前苏联国家的集体抵制。这对中国发展全球统一战线，全力抵抗美国的大局是不利的。

欧洲陷入奴性和病态之中，是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从这个事实出发，以最有利于中国的方式去讲话和做事，而不能无视、否定和抱怨这个事实。

所以，尽管我认为卢大使没有错，但更支持官方的表态和做法。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声明说，“卢沙野大使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表态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在电视辩论中的个人观点表达，各方不应过度解读。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删去了有关此次专访的信息。

这篇专访在网上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是我还是设法搞了一份，仔细阅读之后，在对法国记者的傲慢和刁难感到愤怒之后，还是感觉有更好的回答。感觉卢大使已经有点被激怒了，这影响了他的判断和回答。

当然，现在说假如我是卢大使该怎么回答，是有点马后炮的，有点纸上谈兵的。但是，总结经验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处于病态之中的美西方建设性地打交道。

最刺激欧洲的是卢大使的乌克兰，甚至所有的前苏联盟国的主权未定论。而在这个问题的前面，法国记者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铺垫的，或者说设了一个局，显然卢大使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的提问是：“请明确一下你们的立场，因为它似乎飘忽不定。首先，在您看来，克里米亚到底属不属于乌克兰？”。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位记者抱怨甚至指责中国的立场“飘忽不定”。第二个问题才是“克里米亚到底属不属于乌克兰”。

但是遗憾的是，卢大使却没有意识到第一个问题的存在，而是接受了它，从而陷入圈套，导致急于证明中国的立场不是飘忽不定的，然后就去去明确回答和解释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不仅说克里米亚主权未定，甚至说前苏联所有国家的主权在国际法上都是无效的。

这不仅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神经，也没有准确表达出中国的独立立场，和尊重国家主权的一般原则。以致于中国驻法使馆不得不出面澄清：“中方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苏联解体后，中国是最早同有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中国尊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

实际上，此时回答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一个问题上，即对“飘忽不定”进行否定和解释，而对第二个问题，即乌克兰的主权问题则应该予以回避和绕开。

当法国记者说中国的立场“飘忽不定”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对中国立场轻蔑和挑衅，而这又建立在无知和傲慢的基础之上。

中国已经N次表达，在乌克兰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以事实本身的曲直做出独立的判断，坚持和平的立场，并劝和促谈。并在不久前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法国记者还说中国立场“飘忽不定”，就是他自身的问题。第一，他缺乏对中国立场足够的了解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立场不符合他的胃口，而拒绝进行了解。

至于“克里米亚到底属不属于乌克兰”，这个问题要立足于现实。现实的问题在于，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乌克兰要想拿回，那就必须战胜俄罗斯。

所以这就涉及到眼下的俄乌战争的问题，涉及到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问题。欧洲已经为支持这场战争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那么如果继续支持，代价将会更高，那欧洲能够承受得起吗？或者说，欧洲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中国之所以要强调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根源就在于，俄乌战争的产生是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的。一方面，乌克兰的主权固然要尊重，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安全也要尊重。在两者间存在密切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下，乌克兰和美国和北约勾结，而侵害俄罗斯的安全，也实属不妥。

既然问题是复杂的问题，就不是在某一点上进行明确能够解决的。在主权原则上乌克兰的确占理，但在其他方面是不占理的，抓住自己占理的一点，而无视自己失理的其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同时，欧洲要求中国明确，实际上也是合乎其意愿的明确。凡是不合乎其意愿的，都视作不明确，根源还是在其思维上的教条化，和态度的傲慢。但是，卢大使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陷入其话语陷阱，思路跟着他们走了，从而陷入被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卢大使没有吃透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独立自主”。

晚清时，中国学者视西方为蛮夷，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是正确的，西方只是技术上暂时领先，而文化上却是未开化的蛮夷。他们缺失义理，在思维上是教条的，且唯利是图。

在技术和经济领先于中国时，西方的文化上的蛮夷属性被掩盖，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这个掩盖也就是消失了，蛮夷属性也就充分显露。

所以在文化上西方无法做到与中国的平等，这绝对不是歧视，因为蛮夷属性就包括思维的未开化，还做不到真正的理性思考，无法全局性把握复杂问题，而充满教条和迷信和偏执。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病态。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一样，实际上依然肩负着教化西方蛮夷的责任。

从思维水平上来说，美西方还是一个并未充分发育的小孩子，中国对他们的讲话和做事，就不应该是和盘托出的，而是要哄着，同时手里还要有个教鞭，恩威并施地教化他们成长。

这也给我们的外交官提出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外交官已经处于中西文化冲入的第一线，这不仅要求他们需要对中国的政策有精准地把握，还要对中西文化有精深地理解。这对他们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