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重启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恢复对话与理解_风闻

■ 随着美国国会在美中关系中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重启与国会代表团面对面互动将对北京愈发重要。

■ 与美国立法者接触不易，但国会事无巨细日渐深入参与对华关系，不接触的风险会更高。

南华早报  评论

作者

王辉耀 |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

美国国会大概在美中关系中从未发挥过更大的作用。自第118届美国国会于1月就职以来，议员提出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长篇法案，在美国和台北会见蔡英文，质询TikTok首席执行官，成立新的特设委员会，还给中国执政党扣上事关美国“生存威胁”的帽子。    

一阵急风骤雨后，美国国会至少在北京被视为中美关系中的鹰派与不稳定因素，这不足为奇。但历史并非总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红色恐怖”之后，1966年关于中国的参议院听证会等国会活动，为塑造理性讨论的氛围发挥了关键作用。两位参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与威廉·富布赖特等对亚洲有深厚兴趣的人士推动了这一进程。

尼克松总统历史性访华后, 曼斯菲尔德与富布赖特等立法者于1972年至1978年访问中国。随后，尼克松下野，继任的福特总统更多注重国内事务，美国政府对中国外联活动逐渐减少，这些国会代表团成为两国政府间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最为活跃的沟通渠道。   

在这些访问后，立法者发表报告、举行听证会，提供了对中国的第一手评价，发挥了重要作用。访问帮助国会其他成员以及更广大的美国公众了解中国政治体系、对美态度以及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与立法者坦诚讨论有助于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国会动态与立场。访问还有助于促进农业和航空等领域经济合作，给立法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后来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年轻的约瑟夫·拜登。他于1979年首次访问中国。 

近几十年来，国会议员代表团及助手不断访问中国，会见中国高级官员，通过亲自实地访问、考察、会议了解中国。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在新冠感染疫情之前就已减少，并在过去三年里止步不前。

在两个大国间紧张关系达到新高度时，缺乏面对面互动加剧了误解与信任缺失。目前中国已（结束疫情管控措施）重新开放，正是时候双方一致努力、让美国立法者回来亲自看看中国。

去年，近40名国会议员前往台湾，是十年来最多的一次。今年，更多代表团访问台岛。中国政府将继续反对，但也可以欢迎他们访问大陆。下一次高调访问发生时，中国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邀请国会议员访问大陆将是明智之举。

直接接触国会议员可使中国政府对访问构筑自己的叙事，并有望能更好管理这些对美中关系的周期性干扰。1997年纽特·金里奇亚洲行提供了一个案例。这位时任众议院议长被说服以访问大陆三天为起点，然后经东京前往台湾。

一些立法者会拒绝邀请。即便如此，中国表现出开放态度和与国会接触的意愿也无坏处。一些立法者例如加州民主党人罗·卡纳是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成员，已表示愿意访问。尽管表面上看两党达成鹰派共识，但国会中也存在不同观点、愿意对中国采取多方面做法。不应排除这里存在稳定双边关系的可能性。

处理这些访问会很棘手。中国官员必须与美方客人建设性接触，而来者必须满足国内民众要求——必须“对中国强硬”，特别是2024年总统选举开始倒计时。

观念不会在一次访问中改变，但在此阶段，任何互动机会以及在美国主流叙事里展现中国版本都将是进步。第一人称的叙事体验可以蚀穿成见、效果惊人。

1997年访问前一年，金里奇将北京领导人比作“恐怖分子”。在中国三天后，他推动了更强有力的双边接触，并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描述为“自己公共生活的高光时刻”。 

此外，应鼓励中国立法者与高级智囊访问美国，以便两国能够更多地直接交流、坦诚对话。 

当然，自金里奇访问以来，以及自国会协助为70年代美中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以来，世事已大不相同。双方力量在地缘政治上对比已经缩小，且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苏联。 

击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会中罕见的共识。目前环境下，很难想象有哪位立法者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像曼斯菲尔德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那样主张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美国立法者与中国官员世界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肯定不会比中国向世界开放前的1970年代更大。对中国政府来说，与美国立法者接触并不容易，也并非没有风险。即便如此，不与国会接触肯定风险更大，因为它在塑造美中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全球化智库 张睿君 译）

文章选自南华早报，2023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