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_风闻

关于农村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存在着严重的舆论分裂，支持的与反对的针锋相对。

关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实际情况我只引用最权威的资料。

根据杜润生的回忆录，他在1973年“解放”复出之后进行的全国农村调查，调查结果是全国的集体经济中好和和比较好的，一般的，差的各占1/3。杜润生是谁？他是“包产到户”的操盘手，长期负责中国农村与农业政策的制定。他的调查具有官方的权威性。所以无论是像大寨，华西村，“穷棒子社”这样好的集体经济和小岗村那样的差的集体经济，你要是举个例都能找出大把的案例。所以以个例作为证据说明当时集体经济是没有说服力的。要想说明当时农村的情况要以统计数据说话，数据是科学的证据。

按照统计数据，中国在大概1973年前后达到的温饱水平，不论是按照袁隆平先生的人均产粮300公斤的标准还是温铁钧先生的人均日摄入1900大卡或者2100大卡的热量的标准都满足。1978年前后是中国粮食产量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从1974年到1979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5500万吨，1974年粮食产量2.75亿吨，1979年3.3亿吨，1984年4.07亿吨。所以并不存在因为“包产到户”造成了粮食大规模增产的情况，而是一个增产的过程的不同时间段。

在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统计指标中，1978年中国初中入学2260万人，达到适龄学生入学率超过95%的水平。死亡率从1970年的千分之7.64下降到1979年的千分之6.21，人均预期寿命快速增长，达到70岁，这是接近当时发达国家入门的水平，比如意大利。教育的普及与人口预期寿命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标志性指标，是劳动力素质的核心指标。

这两个核心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改革开放以后比1978，1979年都有比较严重的滑落，比如人口死亡率1983年是千分之6.9，1984年是6.82。在校中等教育学生数1989年比1978年少了1000万。

根据科学的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当时中国的农村正在蓬勃发展的道路上，是一片希望的原野而不是民生凋敝的农村。

根据曹锦清先生的田野调查报告《黄河边的中国》，他走访河南农村的情况，1970年代河南农村已经普遍解决了吃饭问题，玉米面窝头饼子随便吃，用不着再农忙吃干，农闲喝稀了。包产到户以后可以放开吃白面了。

正是根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阿马蒂亚森教授得出造成中国与印度发展差距的所有要素都是改革开放前造成的。

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有什么理论价值？这个要从经济学的基础和历史说起。经济学的基础要从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说起。

亚当斯密在对英国的经济考察中发现了英国经济的崛起是从分工开始，这个分工不是职业分工，职业分工中国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就有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到英国的近代出现了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考察了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发现了分工导致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升，这是英国崛起的经济前提。因为分工导致了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从而形成扩大再生产；所以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而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造成了社会化大生产，而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造成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市场不同于自然经济中的市场，而是一套由法律制度，主要是民法制度，这个是市场经济必须的法律制度保证交易双方的信用而使得背靠背的交易可以持续进行；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导致需要一套物流体系和商业体系把商品从工场送到消费者手中；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造成资金配置的需要，造成了金融服务的要求。这些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构成了市场经济必须的公共品。这些市场经济必须的公共品导致了市场体系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这本来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但是许多的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常识。劳动分工相对于自然经济的劳动来说是一种更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是更复杂的生产组织结构，也是组织成本更高的生产方式。劳动分工造成必须对于生产过程进行管理，产生对于劳动进行计量和管理，这也就发生了生产组织成本。因此分工是一种成本更高，对于组织能力要求更高的生产组织结构。

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由分工导致了市场经济，再加入工业革命就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就是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分工和工业化，是先有分工才有工业化现代化。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历史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分工带来的生产成本，分工必须的管理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文化的冲突。市场经济必须的市场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这个公共品的建设和成本分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所有经济体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拦路虎”。这两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不能解决都将导致工业化的失败，现代化进程的失败。这两个问题归结为从传统经济社会的组织结构向近代化现代化社会的组织结构的转型问题。

西方国家是通过战争、掠夺和奴役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当工业机器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国家就会驱动土地兼并，让大量的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然后用国家的法律强迫这些无产阶级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这个法律在英国就是《流民法》。当工业机器需要原料的时候，就会出现“羊吃人”的现象。英国的军队就会开到埃及，印度和北美中北美洲，强迫哪里种植棉花为英国的工厂提供原料，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哪里开辟牧场养羊提供羊毛。北美的南部的丛林缺乏劳动力开荒种植棉花，就从非洲掳掠黑人运往美洲充当奴隶。当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市场的时候，英国政府就会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新的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血泪“原罪”，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不再关注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而把市场经济美化为"自由“的过程，鼓吹市场的天然合理性。把经济活动从他的历史过程中剔出进而得出的经济理论就是庸俗经济学的来源。当经济学理论丧失了他的历史基础必然地不能符合现实经济活动，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历史上的经济活动的延续，它都是活着的历史性的活动。这也是现代的”宏观经济学“普遍不靠谱的原因。

苏联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内生矛盾，造成了一个内生发展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他用搜刮农民的方式为现代工业和经济提供公共品和积累，创造了现代化工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工业进入自我扩大再生产循环。但是这种做法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农业长期缺乏发展动力，工农业长期发展失衡，农业落后拖了整体经济发展的后腿。

中国发展的道路是在引进苏联工业技术和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作了创新，形成了新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之初就是以工业化为核心，所谓的“一化三改”就是围绕着工业化进行社会重新组织，包括对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重新组织。这个工业化进程最初就是引进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引进苏联体制的初期中国就在实践中发现了苏联体制的弊病，管的太死，妨碍了下面建设者的积极性，造成投资效率不高。比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首钢扩建项目，当时按照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投资计划项目投资1.2亿人民币，形成50万吨钢，120万吨生铁的产能。但是首钢提出由他们自主建设同样的投资可以形成100万吨钢，240万吨生铁的产能，资金效率提高1倍。这就提出了什么样的体制更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探索中国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之后，写出了《论十大关系》，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这个《论十大关系》和毛泽东的另一篇著作《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中国探索中国道路和改革的标志。他们是中国探索摆脱苏联体制，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和实践的开始。这个道路最后成功形成了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在农村农业发展上从一开始就不是苏联模式，这一方面中国革命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共在农村建立了稳定的基础，与贫苦的农民有血肉联系，不同于苏共是一个城市党，工人党。第二个中共的政治路线已经比较成熟了，是实事求是的路线。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与苏联完全不同。苏联在帝俄时代就已经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农业，农村以富农经济为主；而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业，地少人多，人均土地占有极少，农村经济极度地不发展，土地产出仅能糊口，达不到温饱。国民党统治时期，城市的吃饭问题甚至需要依靠进口粮食，仅有的轻工业原材料也大量依靠进口，特别是棉纱。而轻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的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达到86%。这就导致了农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瓶颈，两个根本的约束就是吃饭问题和工业原料问题。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对农业进行改造，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量，解决吃饭问题和为工业提供原料，包括提供积累。这是中国农业走集体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当时中央的基本判断是自然经济的农业在没有得到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的支持下增长潜力基本到头了，必须通过组织起来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增加农业产量才能支持工业化的需求。从经济学原理上讲，自然经济的农业由于农民种植的自主性，无法与工业化对于农产品的要求相匹配，交易成本过高。工业化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有品种、品质和规格的要求，而自然经济的农业产出的农业产品缺乏一致性，难以为工业所使用。比如棉花的棉绒长度就直接影响到纺织品的品质和档次，面包对于面筋的含量有着严格的要求等等。所以以支持工业化为目标的农业也必须通过集约化种植保证工业原料的品质要求。

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的道路，这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要求，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中国通过互助合作，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种逐步提高集约化程度的道路是中国式的道路。这条道路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和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农村农民的痛苦和对于农村的破坏，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农村的破坏是在狄更斯的时代，不是现代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拉美至今影响巨大。农民大量破产，小农户无法适用资本主义的要求大量破产从而形成集约化的农业。破产农民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成为社会的毒瘤。巴西和阿根廷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耕地资源，大量出口农产品，但是国内有大量的饥饿人口。印度是前现代国家不去说它，巴西、阿根廷是自然禀赋优越，已经完成近代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西方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大量地向农业进行财政转移，对农业实行相当程度地“计划经济”才使得农业和农民进入比较稳定的状况。

苏联的情况要比欧美资本主义初期好的多，计划经济消除了贫民窟，也没有破产农民，苏联一直是劳动力紧缺。但是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发展，长期粮食产量比不上沙俄时期。农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瓶颈。苏联地广人稀，乌克兰有大片的黑土地，土壤肥沃，农业发展条件非常优越，但是长期需要进口粮食，进口粮食需要大量的外汇，严重影响到苏联的经济，这是导致苏联经济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中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粮食一直处于增长中，从1949年的1.1亿吨增长到1979年的3.3亿吨，增长了2倍。农村和农业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造成这个变化的是由集体经济造成的。

中国农业和农村是一个处于重大历史变革，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完成了自身的社会化生产，产生了内生性的工业化进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创新的发展道路，是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道路。因为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这个在世界上是已有的发展路径，苏联就是这么干的，但是农民通过组织起来走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则是世界上唯一的，而这个实践对于现在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可能走欧美曾经的通过对外掠夺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而苏联式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失败了。中国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自然禀赋并不优越，虽有平原，但是国土的2/3以上是山地和荒漠，可耕地仅有20多亿亩，人均只有4亩多一点，而且包括大量的山坡地。吃饭问题2000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最大问题。自然经济叠加土地约束导致中国是资本极度匮乏国家，经济力量薄弱。按照薄一波回忆录中说到的在根据地的经济调查情况，每100个农民可以负担的脱产人口是2人，3个人即无法负担。按照这个比例，1949年时中国5亿农民可以负担的脱产人口仅1000万人，这其中包括党政官员，军人，教师，医生等等必不可少的社会职业人员。这种情况，按照常规国家的财政连维持社会正常运转都不可能，更不要说挤出钱进行工业化建设，这种财政约束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是财政连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外国援助，更不要说建设资金了。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也是同样，需要靠美援才能维持政府的运行。而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噩梦，伴随着整个国民政府时期。而北洋政府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财政制度。国民政府“转进”台湾以后，仅靠从大陆掠夺的黄金、银元和外汇同样无法维持其政权的正常运行，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其战略开始大规模地援助国民党政权，这才稳住了台湾的经济。据《顾维钧日记》，1950年美国批准的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达到4.1亿美元，与当年台湾名义GNP相当，人均60美元。而当时大陆上人均GDP才20多美元。所以新中国的建设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否则不论是走美欧市场经济的道路，还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都是必然失败的，因为财政就不允许。

中国要挤出钱发展，挤出钱来搞工业化。为此中国在国家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上做出了许多创新新的实践。第一个行政结构，在过去“皇权不下县”的结构上向下延伸半级，乡级政权成为国家政权的派出机构，承担行政职能，但是不具有完整的政权结构。这样尽可能地减少恶劣行政机构的人员，减轻了财政负担。但是国家工业化要求对农业农村的改造要求国家权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层的村，只有这样才能按照工业化的要求改造农业和农村。所以党的组织延伸到村，“支部建在村上”，基层的党组织是不拿工资的，不造成财政负担。这样构成了政治权力的二元结构，党的组织系统与行政组织系统。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中央的决定，使得国家意志可以贯彻到最基层组织。这种国家能力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的组织结构，是中国道路的组织基础。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的组织主要是通过党组织进行的，而不是行政组织进行的，这一点与城市有根本性的不同。计划经济城市中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行政体系中的业务部门进行组织的，这就是所谓的“条条”。

中国农村农业集体化发展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样由低级到高级阶段发展的，互助组是在私有土地基础上劳动力互换为主的帮工合作。初级社则是以土地私有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分配则是结合土地与劳动，大体上是劳7地3，以劳动分配为主兼顾土地分红。高级社则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更高公有制的组织形式，现今的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即是由此而来。高级社社员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能折价入社，分配实行按劳分配。高级社一般是由几个初级社合并，一般是以当时的行政村为单位组成。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在所有制上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升级，只是将若干个高级社形式上合并，基本上是在原来乡政府基础上增加了经济职能。这个人民公社体制争议颇大，大跃进的时候这个经济职能起到了不好的作用，像共产风，浮夸等等问题有公社的部分责任，如果没有公社这一级的动员，仅仅是省县很难动员到基层。但是公社这一级政经一体的组织在中国基层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兴修水利、道路和农田基本建设等基础设施工程往往是跨村跨乡，这就需要有比村更高一级的组织来实施，这种情况公社一级组织就显现出其价值。

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一经建立即开始了中国农村与农业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首先是生产的组织化，通过对于生产的管理和劳动管理形成分工，合理调配劳动力使得劳动力的使用更加合理，一些轻活就使用弱劳力，而重活使用壮劳力，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这个过程符合经济的一般规律就是产生了分工。过去个体生产不论是什么活都是家庭进行，劳动力的使用谈不上合理，劳动效率因为土地数量的约束不可能提高，永远处于简单再生产水平。因为人多地少的原因，合理调配劳动力之后必然出现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因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集体就开始将剩余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和农田建设，由于集体经济的建立，农村逐步引入更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些措施提高农业生产力。由于生产力的提升，集体经济产生了生产剩余可以支持公共服务，这就有基础教育逐步推广，然后是公共卫生。更高的生产效率产生生产剩余，集体经济有了积累，有了公积金公益金，这种积累一方面提供了公共服务的资金，另一方面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单不限于水利，农田基本建设，修路，通信（农村普遍建立了高音喇叭）沟通了乡村与外界的信息交流，技术引进，外出学习等。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经济的乡村不曾具有的进步因素，现代化因素。更进一步就是把集体经济的生产剩余和劳动力剩余资本化，产生了副业和工业，从而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突破了土地对于农村经济的桎梏，进入通过资本组织生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肇始于大跃进期间，著名的河南七里营公社小刘庄大队史来贺带领农民搞起了加工业，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仅仅距离农村大规模集体经济5年，公社化刚刚开始。当然农村工业化也走了弯路，比如“大炼钢铁运动”。“大跃进”之后这一高潮退去。但是又经过不到10年，农民充分认识到工业与农业的效率差距，经过调整再次掀起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引发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创新，一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道路。1960年代后期，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再次启动，这一次有了国家工业化的支持，终于发展成为一波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比如著名的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节厂就是1969年7月，鲁冠球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费孝通先生写出《江村调查》的开弦弓村在1969年几个村子集资2万元开办了丝绸厂。吴仁宝的华西村要晚一点，1972年开始搞工业。为什么要在国际工业化的支持下？没有机器是不可能搞工业的，大寨在初级社的时期，陈永贵的前任书记就想挖煤，国家缺煤，大寨有煤，挖煤窑，挖到一半出水了，没有抽水机抽水矿洞只好报废，劳民伤财导致失败。

中国农业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了逻辑和实践都是成功的，首先是合作化集体化形成分工，相比欧美和俄罗斯形成分工的过程，中国形成分工的过程时间更短，效果更好，损害更小，这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创新。分工的形成为中国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充分条件，这是中国道路的第二个创新。由于有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国才能够成功地引入市场经济，而苏联的改革因为缺乏这个关键因素而归于失败。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因为缺乏这个关键因素而无法摆脱贫困陷阱。

许多对于集体经济的抹黑是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无知或者就是坏。因为他们拿出来批判的现象都是从自然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是形成分工必然的现象，是一种社会进步。比如说生产队上工乱哄哄，自然经济下劳动者的生产活动跟随自然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业化生产要求必须按照科学时间组织生产，所以会有8点上班，5点下班。生产队从自然节奏的生产活动转变为科学时间进行生产，以敲钟为号，集体出工这是生产方式转变的必须。

另外批判集体经济剥夺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权。请问世界上哪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有他们所说的生产自主权？那种自然经济的自主权是因自然经济而形成的，消费与生产一体化，吃什么种什么。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要求农业必须按照社会需求组织生产，这必然要剥夺农民的“自主权”，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有了生产的社会化的要求，所以必然要求农民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的内容，就是种什么养什么是被要求的。然后是怎么种怎么样也是被要求的，这样才是达到社会要求的数量和品种品质。这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带动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与进步。

比如被批判为“大锅饭”的工分制，这是分工之后对于劳动价值的计量，并且根据这个计量进行分配。这个东西是分工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自然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随意性是革命性的进步。因为对于劳动的计量是社会化生产的必须，是分工的必须，是工业化生产的劳动管理方式。

再比如农业技术改变了过去几千年中国农业技术都是靠经验，靠父子相传继承的模式，这种模式下农业技术几乎是停滞的，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秦汉时期差别不大，除了农作物品种引进了地瓜，土豆，玉米因此养活的人口增加到了5亿，此前一直到明朝，中国土地供养人口一直无法超过1亿。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农业集体化之后，农业技术获得了大幅度的进步，各种农作物单产大幅度增加，比如小麦从1949年的亩产7、80斤增加到1958年前后的140到150斤，1970年前后增加到300到350斤，1979年后增加到700斤以上。这一方面是新的良种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就是水利建设解决了灌溉，化肥施用和新的耕作技术引入。而没有集体经济这个主体，农业技术进步就没有抓手。像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像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农业都是私有制，他们的技术进步比中国差距几十年。一个事实就是集体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这才让中国人吃饱了饭。

科学分析之后的结论就是

中国农业的集体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的历史作用第一就是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为工业化提供了原材料，提供了部分积累，提供了市场，而且因为产生了乡镇企业，它就是中国工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集体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因为这是外国现代化模式都没有的道路，而且是成功的道路，创造出新的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由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造成生产剩余，然后生产剩余资本化产生原始资本解决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原始资本来源的困惑。这个模式解决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缺陷，发展出了一个自下而上工业化道路，结合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形成了新的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

集体化是中国革命中产生的群众路线在建设时期的延续。由于有了农村集体化解决了所有现代化国家发展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公共品是具有公共性的服务和基础设施，它是所有现代化社会必须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像教育，公共卫生，道路，水利，电力，技术等，但是由于这种服务不能提供私人资本高的利润回报和回报期很长，在资本稀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能吸引私人资本，而公共服务对资金的巨大压力又使得政府财政难以支持，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发展困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靠外国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延伸到最基层的公共品却是最稀缺的。中国通过农村的集体化解决了最基层农村的公共品供给，解决了教育，公共卫生，水利设施，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服务和信息传播等基本公共品供给，而且这些公共品是直接服务农民的，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东西，所以它是直接与农民利益挂钩，因此最大程度地通过动员农民参加公共品的建设，极大降低了公共品的成本，这是中国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而不论是私人资本提供公共品还是政府提供公共品都没有中国通过集体化提供公共品的效率高，成本低和最广泛的服务。

集体化带来的农村工业化是世界历史上速度最快的工业化，它解决了后发国家资本短缺难以形成积累而提高发展速度的难题。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初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是比较慢的，因为积累不足。而中国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惊人，根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国乡镇企业史》中国乡镇企业在1970年代里增长了20倍。在19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已经占据中国工业产值的1/3。这个工业化过程没有依赖国家投资，仅仅依靠农民集体经济的积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集体经济带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之一消除”三大差别“的办法。所谓的”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乡镇企业把工业化带入农村，农民同样可以搞工业，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工农差别。农村工业化发展之后，农村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逐步城市化，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调查，华西村和南街村已经探索新的城市化管理模式，一个自下而上去除官僚体系的城市管理系统正在试验。这个事务的发展还要观察，但是由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从而消除城乡差别。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破解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不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私人资本也不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资本的人民化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的实践解决了这个马克思没有想到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工业化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而所有的不发展国家都比然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理论”。但是中国的历史打破了这个“五阶段”理论，中国在战国就走出了封建时期，而自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形态并非封建制，是欧洲历史形态中所不具备的一个形态。同样新中国的实践再次打破资本主义这个必经阶段理论，走出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是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核心因素。苏联在美国学者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转型彻底失败了，这是困扰全球经济学家的一个问题，中国何以成功？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并非所谓的渐进式改革，而是因为中国有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数十万这种企业不受国家计划管制，自主的生产者，他们有灵活的决策机制，根据社会需求组织生产，自负盈亏，这就产生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当市场机制引入之后，他们自然就可以根据市场信号组织生产，创造出供给能力。而苏联模式没有这种自主的生产者，在计划体系解体之后，产业链崩溃，工业体系瓦解，经济崩溃。

中国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最伟大的实践者和理论家是毛主席。他最早在1950年就根据欧洲历史先有分工后有工业化的历史，提出中国可以在工业化之前就搞合作化，通过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发展。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总结合作化中成功经验，引导全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1956年听取32个部委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已有规律性的东西。1962年在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之后，总结了人民公社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人民公社60条》，把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方法用条例的方式告诉农民。1959年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发出社队企业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指示，后来又多次批示鼓励农民农村搞工业，比如1969年和1975年都有文件记录。这些指示鼓励了中国农民走工业化道路，造成了中国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