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札记——必须走出历史的“死胡同”_风闻

宋史札记

宋新滨

2023年4月24日中午

饭后散步时在路边用手机写成

一

北宋战略上的主要失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步骤；没有及早解决西夏问题，以致造成长期两线作战（防御）的被动局面（真宗负主要责任）；庆历新政无疾而终（仁宗负责）；到王安石变法时实际上已经难以改变了。根源还是阶级基础，把官僚地主集团作为统治基础，又没有收复幽燕河西走廊，不仅军事被动挨打，经济上疲软，而且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也是软弱无力的——整个统治阶级因为和人民的尖锐对立而软弱，作为地主阶级总代理人的皇权在官僚地主面前同样软弱。这个技术层面上的皇权集中、专制加强并行不悖。至于此后太后和小皇帝以及党争“烙烧饼”也就是必然的了。宋徽宗等人荒唐亡国亡天下就是其苦果。

二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困局在于变法的力量只是少数进步官僚和知识分子缺乏组织起来的社会基础。从道理上讲，他们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农民。但是，农民是分散无组织的，中小地主在官僚地主集团面前同样是软弱涣散可欺的。毕竟，无论是当时的“圣人之言”这样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力量主要掌握在官僚地主集团手里。范仲淹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一度组织了革新的力量，但却被“朋党”这个符咒紧紧钉住，回天无力。王安石是伟大的，他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思想防线，但却在组织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最终只能落得“任用小人”的结局。其实，他们的困境在唐末的“永贞革新”时王叔文、柳宗元就遇到了。

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皇权。作为地主阶级总代理人的皇帝也不想国家被官僚地主集团搞垮——官僚地主谁都可以投靠新主子，唯独皇帝一家要做炮灰。

唐顺宗是支持革新的，落得被幽禁的下场（革新派自己也有失误）。仁宗因为当时压力不大，所以既想变法，又迟疑不决，与西夏和议一旦达成就迫于压力撤回了对范仲淹等人的支持。其实，范仲淹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具体举措。他提出了恢复府兵制。这就要求，改革土地制度。当然，仁宗不会也不敢接受，只是采取了一些浅层次的措施。这倒为范仲淹赢得了好评，避免了王安石的下场。神宗时，北宋已经病入膏肓，神宗的压力远远大于仁宗，加之个人等原因，他一度十分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在当时条件下试图对北宋做“结构性”改革。但没有群众基础，只靠一个三心二意的皇帝是靠不住的。当文彦博说“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时也就“图穷匕见”了——不仅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各方力量的摊牌，实际上也是北宋开国以来地主阶级内部、统治集团各方力量的摊牌。神宗退却了，他不能不退却。

这里的教训就是无论王叔文还是范仲淹、王安石都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只能寄希望于皇帝。而已经迈过顶峰，逐步丧失了历史先进性的地主阶级总代理人皇帝，特别是那个时候中原汉族的皇帝已经被商品经济腐蚀的官僚地主挟制之下“无能为也”。这里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的瓦解腐蚀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非但使得官僚地主可以通过权钱结合、士大夫特权、高利贷等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把整个社会变成“一盘散沙”，除了官僚势力外再无组织力量（基层的宗族恰恰是官僚地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唐顺宗、宋仁宗和神宗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无法真正全力支持革新派的根本原因。经过宋元大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和明清大乱以后少数民族的清王朝，皇权一度真正加强。原因也在于商品经济在大乱中被破坏，所谓“明清之变”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两宋以后的发展趋势，而“复古”——“封建”回潮。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到两宋，商品经济已经不可遏制的要发展。但是中国历史却走进了死胡同——商品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产生推翻封建社会的新生社会力量，却使得官僚地主膨胀为实际上主宰社会的力量。从而迅速腐化，直到中原王朝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的风浪中倾覆，然后开启新一轮的循环。这个宋以前虽然都表现为“历史周期律”但仍有不同——一个是螺旋上升，一个是螺旋下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两宋的问题再度重演。更为严重的是外国资本势力已经通过白银贸易进入中国。于是，官僚地主集团开始向着官僚买办集团蜕变，到清末以李鸿章的“东南互保”为标志急剧膨胀，蒋介石集团则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

三

革新派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必须靠一个根本靠不住的皇帝，更在于他们还必须靠实际上反对他们的原有官僚队伍。范仲淹、王安石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力图改变但却无能为力。无论是范仲淹的“君子之交”还是王安石更为彻底的从教育、选拔入手，都在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以官僚地主势力掌控的上层建筑面前“粉身碎骨”。由此可见，上层建筑一旦形成是有多么大的力量。实际上，一开始提到的北宋前两个战略失误，归根结底也是由北宋的经济基础和官僚地主集团控制的上层建筑决定的——经济上压迫剥削人民，必然只能依靠官僚地主集团，政治上也就软弱无力，战略上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即使做出了也落实不了。

四

就拿统一步骤来说，其实难和易哪个先行也无定法。但考虑到北宋的政治情况如果先解决幽燕问题会好的多。但正因为北宋是依靠官僚地主集团的王朝，所以只能“先易后难”也就是欺软怕硬遗祸苍生。

唯其如此，我们对范仲淹、王安石当然还有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才更敬佩。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去摸索历史的道路，唤醒后人。今天，不仅官僚主义仍然顽固且强大，有人吹宋朝、吹宋仁宗，甚至还有人赤裸裸地在鼓吹“花钱买和平”！所以，研究宋史，总结教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