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起源与工业幻想（下）_风闻

    任何迅速强化的生产体系，无论其贴着何种主义，水利的还是草原森林的，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两难选择：每单位时间内投入生产的能量的增加势必使生态环境自新、自净、自生的能力负担过重。无论其涉及何种生产模式，避免生产力衰退的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方式：采取更有效率的技术。过去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和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无情地强化着的生产体系抗争着。

    依靠科学和工业技术，工业国的平均生活水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这一事实最有力地支持了相关进步不可阻挡的信念——或许是巧合，共产国际和美国商会都同样执守这一信念。然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只是在近两百年里才开始的，而迅速的技术变化和生产强化之间的竞争却至少已进行了500年之久。在封建社会后的大多数时间内，尽管不断引入一系列节省劳动的精巧机器，生活水准却徘徊在贫困的边缘，经常还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理查德•威尔金森指出，在1500年至1830年期间，英国所采用的一切技术改变都是出于无奈，都是对资源短缺或人口增长以及无情生殖压力的直接反应。在这一全程的背后，存在着日益紧迫的耕地短缺，它迫使人们转向制造业，转向以城市为基础的谋生手段。这个伟大的技术革新时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生活费用最高、穷人受苦最甚的时代。

    16世纪中，欧洲人口自黑死病大瘟疫后首次继续增长，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可与18世纪工业革命时相提并论。制铜业和金属贸易规模快速扩张。炼铁业经历了从铁匠炉到大型吹风炉的转变，开启了规模量产的新阶段。玻璃制造、制盐、酿酒和制砖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强化。英国停止了粗羊毛出口，转向了成衣制造。建筑和燃料的需求使木头和炭的消耗大大增加，英国的森林难以维持现状。为了缓解17世纪的大“木材饥荒”，人们加快了煤炭的开采。为了获得煤，矿工们开凿了更深的矿井。为了排水，他们在矿山脚下挖了排水洞。当矿井太深不能排水时，他们试着用马拉水泵抽水，后来又采用水轮泵，继而用上了蒸汽真空泵。

    这一期间，大多数工厂继续依靠水利为其动力。随着土地的日愈紧缺，羊毛价格上涨了。不久，从印度进口棉花变得比在英国养羊更合算了。为了开办棉纺厂，人们需要更多的水力。但没多久，适合安装水轮机的地点就很难找到了。此时此刻，詹姆斯·瓦特和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1728年—1809年）才合伙改良了蒸汽机，目的是产生棉纺机所需要的旋转运动。

    随着制造业的扩展，贸易量增加了。驮畜已难以负担这一重任。商人们更多地使用了四轮或二轮的运货车。然而车轮却把道路搞得坑坑洼洼，有如泥沼。于是人们组织了公司，想提供可供替代的运输方式。他们建设了运河网络，并试验了马拉车的铁路。为了拉运河中的船和路上的货车，人们需要大量畜力，但可以种草的可耕地却继续缩减。不久，饲养马匹吃草的成本超过了向蒸汽机车供煤的成本。只是在此时此刻——即1830年——蒸汽机车的时代才真正开始。

    用威尔金森的话说，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说只不过是努力应付一个扩张社会所面对的日愈增多的生产困难而已”。在1830年以前，英国一些伟大天才所精心创造的技术从未真正超越该体系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渴求。在黑死病大瘟疫后的500年中，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状况基本上依然如故，这些都为马克思和他的密友恩格斯思考完善他们的理论提供了直接素材。

    对18世纪生活水准的传统估计方法一味强调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给这一时代涂上了玫瑰色的油彩。诚然，自1500年以来，中产阶级在绝对人数上在稳定增长，但在19上世纪中叶以前，中产阶级在欧洲人口中并不占重要比例。在此之前的财富分配同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并没有太大差别。人们看到18世纪的伦敦或巴黎后，不免为其喧闹和文雅的气氛所惑，恰如今天人们看到墨西哥城或孟买的摩天楼后不免要上当一样。然而，在10%的人所享受到灯红酒绿背后，是其余90%的人勉强糊口的悲惨生活。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速度比欧洲更为迅速，因而其兴起常被用来曲解我们的历史观。但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验只能算一个反常之例。美国人攫取了一个以前不存在稠密人口的大陆。在一个土壤、森林、矿物资源如此富有的蛮荒之地，即使青铜时代的民族也能努力维持一百年生活节节高的好日子。真正检验头三个世纪技术迅猛变化之后果的唯一地方是旧大陆。在欧洲，科学进展不仅没有解脱农民和庄园的困境，而且产生了一种城市贫困和堕落的新形式。

    某些事实似乎不容争辩。机器变得越大，操纵机器的人就必须干得越久越累。到了公元1800年，工厂工人和矿工一天要干12个小时，其劳动条件之差，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难以忍受。新型省工设备的操纵者们在轮机和矿井中持续的啸叫噪音中，在灰尘、烟雾、臭味中苦撑一天之后，回到了满是虱子跳蚤的破烂小屋。和以前一样，只有财主才吃得起肉。由于缺少阳光，食物中缺少维生素，一种使骨头扭曲的新疾病，即佝偻病在城市和工厂区蔓延，尘肺和肺结核及其他典型的营养不良症也在增加。

    人们继续直接和间接地“减少”婴儿，其规模或许不亚于中世纪。许多被法律视为无意或有意“人为减少”婴儿的事件被当作偶然事故轻轻放过，人们还在杜松子酒或鸦片的帮助下从肚子里拿掉不想要的孩子，或者不小心生下来就有意让它死于饥寒。用《世界史编年手册》的著作者威廉·兰格的话说，“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街头或粪坑里，看见婴儿的尸体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了”。人们本该将婴儿扔到教堂门口，但这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太大了。最后，国会决定出面干预，建立了各种体制的弃儿医院以收容弃婴。并让弃婴父母并不为之担风险。在欧洲大陆上，弃儿医院的墙上装有一旋转小箱，婴儿可放在箱内送进去。

    然而，政府却无力承担将孩子培育成人的费用，弃儿医院迅速成为事实上的“屠宰场”，其作用只是证实了唯有法定机构才具有生杀之权。在公元1756年至1760年期间，伦敦的第一弃婴院收容了15000名婴儿，其中只有4400人活到老青少年时代。其他上万名的弃婴葬送于教区习艺所雇用的保姆之手。为了节省经费，教区官员机构的收容人数仍稳定增长。在法国，收容人数从1784年的每年4万人上升到1822年的每年13万8千人。在1830年，全法国共有270个旋转小箱日夜在轮转。

   “那些将婴儿丢在小箱里的母亲知道，这几乎和把孩子扔到河里一样，肯定会让他们送命的”。在这些机构中，约80%到90%的婴儿在人生的第一年就夭折了。由导演汤姆·提克威执导、2006年上映的影片《香水》开头即为我们重现了这些阴暗的历史场景，如果不了解过去，也就无法看懂现在。

（影片《香水》剧照）

    公元1770年以后，欧洲某些地区进入了人口学家所谓的“早期转折”阶段。这时期人的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却几乎没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有关不发达国家“早期转折”时人口的调查表明，死亡率的下降及相应人口的增长同健康福利水准的持平甚至恶化往往并行不悖。

    例如，本杰明·怀特在上个世纪70年代调查“共同贫困”且“内卷化”的印尼中爪哇农民时发现，多养孩子如能带来超过其抚养费用的一点点收益，父母就愿意多养孩子。孩子数量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说明，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何以对自愿的家庭计划生育如此不感兴趣。只要养孩子的纯收益大于费用，养更多孩子的家庭就会比其邻居过得稍好一点，即使在这个时期，人们总的生活水准可能会下降。

    在欧洲，18世纪末是个大量需要童工的时代。在家庭中，孩子们参加了各式各样的“茅舍工业”活动。他们根据和大老板订下的合同，帮助大人梳理羊毛，纺棉花，制造衣服和其他物品。当制造业的地点转到工厂，儿童常常成为劳力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比大人更顺从，支付工钱也比大人少得多。可以确定地说，工业革命早期死亡率的下降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对童工日愈增长的需求，而不可全归之于食物、住房、健康的实质性的全面改善。以前被忽视、丢弃、“消失”的孩子们现在却被赋予一种意义不明的特权：活到能干活的年龄。

    在封建时代之后的头三个世纪中，机械化和科学技术的失败已是尽人皆知。在欧洲大陆，日愈深广的痛苦和惨况触发了法国革命。1810年，英国工厂区的工人们唱起了“或者面包，或者流血”的歌曲。越来越多的贫民不得不靠偷盗以求一餐。在1805年到1833年期间，英国每年对偷盗案的判决增加了540%，在1806年至1833年期间，至少有26500人被吊死，其中多数人只因偷了一点点钱。

    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看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工人阶级的极其悲惨的境况，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阐发了一套贫困痛苦不可避免的著名理论。人类生存手段甚至是越来越多了。马尔萨斯并未宣称人口永远不能和食物供应达到平衡，他只是警告说，人口如不实行自我节制，那么就只能通过战争，杀婴，瘟疫，流产和人们不乐意的避孕方式来节制。如果只就以往的状况而言，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谬误之处在于，未能预见到工业生产和新式避孕方法将很快使生活水准获得迅速的史无前例的提高。

    马尔萨斯和其他19世纪经济学家的预言后来被统称为“悲观科学”，他们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其他改革派、激进派的挑战；后者的根据是：欧洲农民和工人所陷入的贫困悲惨境地只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特殊法则作用的结果，并非人类存在普遍法则的必然。依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家靠剥削工人谋取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管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工资总被拉到仅能糊口的水平。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寡头之手，并导致其他所有人的贫困化。不过，他和马尔萨斯一样，未能预见到很快即将发生的生活水准改善。

（影片《香水》剧照）

    马尔萨斯执迷于生殖的规律，马克思则执迷于生产的规律，两人均未把握这个事实，即工业革命正为生产和生殖之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关系。

    和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不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导致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时，伴随而来的并非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是降低。人口增长率从19世纪初年约1%的高峰在一个世纪后下降到0.5%，尽管每人所能得到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增加得更为迅速。尽管对美洲的移民有助于降低整个欧洲人口的实际增长，但出生率从45%降低到不足20%才是人口增长降低的主要原因。

    这一现象被称为人口学上的转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这样一个估测，即出生率的降低是对高效率技术的采用的正常反应。然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再没有比这更不正常的事情了，迄今为止，劳动生产率的每次重大改变都伴随或导致人口急剧增加。在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转变中，在从石器到铁器的转变中，在中美洲从刀耕火种法到填海造地（也称“浮动种植园”）耕作法的转变中，在中国从靠天降雨到运用灌溉的转变中，情况似乎都是如此。就欧洲而言，自青铜时代以降，特别是自中世纪初叶到19世纪开端，情况尤为如此，技术迅速变革的每一时期同时也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

    为何会发生人口学上的转折？我以为，它是在三个特别的文化事件——燃料革命、避孕方式革命和职业革命——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

    所谓燃料革命，是指通过在农业、工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上应用蒸汽机、内燃机、汽油、电力和喷气发动机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发动机应用的规模之大，足以补偿过去人口的缓慢增长，其应用也完全有赖于以前以煤和石油的形式完整储存于地球内的巨大能量的突然释放。不难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利用了如此巨大的能量，怎么可能不给相当数量的人的生活带来起码的改善。

    所谓避孕方式革命，是指运用机械的和化学的手段发明出安全而廉价的减少怀孕的方法。在18世纪，避孕套曾被广为宣传，但它是用羊肠制成的，主要用于防止梅毒感染。随着1843年橡胶硫化工艺的发明，人们可以运用工业技术大规模生产“胶皮避孕套”了。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于19世纪末开始使用阴道灌洗器和阴道塞，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家庭也仿而效之。“人为减少婴儿”的现象少了，出生率也同样下降了。

    当代的避孕降低了干预生殖进程所需付出的代价，但同时必须推动家庭具有干预这一自然过程的愿望。人们必须有少养孩子的愿望。只有在此时才会出现职业革命。限制受孕的动机基本上是父母对利弊得失综合考虑的结果。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因为一个孩子为了获得足以谋生和孝敬父母的技能，必须用更长的时间来学习。与此同时，人们谋生的环境和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家庭仅仅是做饭和生儿育女的地方罢了。工作不再是在家庭农场或家庭企业以内或附近，由家庭成员完成的事；相反，它成为在办公室、仓库或工厂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完成的事情。因此，养育孩子的回报利益越来越依据孩子作为工薪者所获得的经济成就而定，越来越看他们是否愿意在年迈父母遇上可能的疾病和经济困难时助一臂之力。

    无痛苦避孕法的广泛运用和职业结构的改变，为解释现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令人不解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寿命的延长以及医疗费用的持续提高使年迈的父母期待孩子给予舒适安定生活的希望日益变得不切实际了。因此，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习俗。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一并抹去。

    在美国或中国，目前把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培养至上大学时需要的支出可谓耗资巨大，其中只有极少部分会以金钱、物品或服务的方式回报给出资人。当然，我并不否认，精神上的收获，譬如看到孩子成长时所感受的欢乐也会让人有所值得。但谁又能说，如今看到三个孩子成为骑手跑堂比看到一个孩子成为医生律师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呢？这就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离婚、非婚协议同居、丁克族等均在增加的原因。这也是新的家庭生活的试验模式，性“解放”和“代沟”日益轰动社会的原因。

    简言之，技术在和生产强化，资源枯竭和效率降低的竞争中如何占领上风。与此同时，工业世界开发出新的，巨大的廉价能源，而人口增长却远低于其生殖潜力，于是工业世界就能在人民中分配这样一财源。然而，这样一竞争还远没有结束。技术看起来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正面对着，对耗费大量燃料的机器的崇信，正在导致资源枯竭，低效率和低利润率。

    煤和石油不能循环再生，它们只能以或快或慢的速度消耗殆尽。壳牌石油公司曾估计，1995年是石油生产的最高点，而煤炭生产的最高点将在2100年。问题不在于何时最后一滴石油流干或何时最后一块煤被开掘出来。远在最后一片草，最后一匹马或一只驯鹿消失以前，资源枯竭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就已让人不能承受了。我们对石油和煤炭的探寻越广越深，一切工业活动的成本就会越加昂贵。在这种状况下，物品和服务的成本日益提高，在食品和其他能源生产中投入更多的能量只不过加快了效率明显降低的速度。

    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均有赖于从上述资源中获取的大量能源的投入，因此，通货膨胀势必逐步降低一般人购买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而这一切却被视为当今人的健康和幸福所不可或缺的。

    在工业国家中，生活水平将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下降到怎样低的水平，这个问题全看人类向替代能源转换的过程要延迟多长时间。人们需要考虑陷入极度贫困的可能性了。面对紧迫的，势不可免的矿物燃料的紧缺，我们仍为降低浪费这些资源的速度。我们仍加快扩大采用矿物燃料的技术规模，将大量的矿物燃料大手大脚地投入“省工”的机器和生产流程，试图以此弥补燃料价格上升带来的损失。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美国的食物生产现已完全依赖于石油供应。农业方面的牵引、提扬、运输等工作首先离不开石油。土壤状况要靠化肥调节，通过除草、杀虫、杀菌进行的植物保护完全依赖于日益增加的石化产品的供应。所谓风靡的“绿色革命”就是一场革石油的命，专门培育出适应石油化学产品的植物品种，然后在其生长中不断投入大量的矿物燃料资源，这才使单位面积的高产量成为可能。如果全世界农业都效仿美国模式，那么世上已知的全部石油储量将会在10年内消耗干净。

    这一事实是否足够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所具有的肥皂泡式的性质。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阐述，不发达世界工业化的进程越快，工业国家就越急迫地需要走出一条生产上的新路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