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枫叶之国”的留学生活_风闻

作者：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79年初学校通知我，教育部已经决定派我以公费研究生的身份去瑞典留学，还是读运动生理专业。当时国内与国外教育界联系渠道有限，等了几个月教育部也没有联系到接收我的学校。恰好此时我在加拿大定居的叔叔回国探亲，他建议我去加拿大学习，并帮助我申请到温莎大学的体育学院。教育部很快批准了我转往加拿大学习的请求。

出国前，我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培训班接受4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随后我与另外9名去加拿大学习英语或法语的“语言生”被编为一个小组接受了出国前的集训，小组长是外交部干部培训学校的教师梅平。19年后我去加拿大访问，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又见到了这位小组长，那时他已经是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小组中还有我在清华园的发小艾平，他后来当了中联部的副部长。

1979年9月17日晚上，我们这些人一起搭乘中国民航的包机飞往巴黎。飞机呼啸着冲上夜空，望着机翼下逐渐远去的北京的灯火，心中颇不平静。经历了文革后，我终于有机会再回到学校学习，现在又被国家公费派到加拿大去读研究生。短短一年间，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与文革中的逆境有天壤之别。多年来没有放弃学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证明“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所言不虚。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国家的改革开放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我感到，中国的崛起与腾飞指日可待。

1970年，文革中的父母

祖父唐悦良

70年前我的祖父放洋留美，30多年前我的父亲留英，如今我沿着祖父和父亲的足迹也赴海外留学，家族的历史在重演。出国留学将遇到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既然国家给了我这样宝贵的机会，我总不会让祖国失望。怀着将来学成回国报效国家的信念，我在飞机上进入了梦乡……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遥远的枫叶之国加拿大。路上经停伊朗的德黑兰，第二天拂晓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从巴黎我们改乘加拿大航空公司飞机，7小时之后到达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拉瓦尔机场。从那里乘长途公共汽车又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首都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三等秘书杨庆华将我们接到坐落在渥太华河河畔的大使馆。原来这里是一座修道院，后来被中国政府买下作为大使馆。当时在加拿大一共只有几十名来自中国的公费生，大都是学英语或法语的语言进修生，自我那一批开始才有科技专业的研究生到来。

温莎离渥太华900公里，属安大略省，临五大湖，地处美加边境，与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隔河相望。温莎是个小城市，当时只有19万人口，却还是加拿大第七大城市，其主要工业是汽车制造业，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这都有分厂。温莎大学有两万多名学生和上千位教职工，是当地主要单位之一。城市不大，但是很幽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到达温莎的第二天我去学校报到，体育学院院长赫莫斯顿教授马上接见了我。他告诉我，我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由于不了解中国学生水平如何，他说我还不能注册研究生，要我先修五门大学本科四年级的课程，包括运动生理、运动生物力学、基础化学和统计学等。他说要看一看我的水平能否达到读研究生的标准。

1972年，在窑洞中学习。

讲老实话，我这个三年没怎么念过正经专业课的“工农兵学员”的底子让我还真有点心虚，不过这“第一脚”总要迈出去。为了便于学习和更好地掌握语言，我入住学校的学生宿舍，与一位加拿大本科生同住一个房间，使自己完全融入加拿大学生的生活。白天上课，晚上去图书馆看书，深夜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酒吧喝一杯啤酒。

这栋楼里住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讲英语。一年下来，英语地道多了，也适应了加拿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这五门大四的课程对我来说困难不小。一是英文授课，有个语言适应的问题；二是生理学我在大学里学的很少，统计学根本就没学过；三是外国人教学不强调死记硬背，要你自己去找参考书，写综合分析报告，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大相径庭。

为了能在课堂上听懂，我努力做笔记，课外大量看书。好在那些加拿大同学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都十分友善，主动将笔记借给我。每天下课后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复印一份，对照自己的笔记去消化。晚上我都在图书馆待到深夜，周末也加班加点，抓住重点内容下功夫。三个月下来，也就能熟悉术语，知道外国人的教学方法与思路了。

期末前，教生理课的教授要每个学生准备一个题目在班上作口头报告。我做了认真准备，第一次用英语在全班同学面前介绍了自己的作业。讲完之后，全班同学和老师热烈鼓掌，祝贺我的第一次演讲成功，让我受到莫大鼓励。期末考试，我修的几门课程都得到了B或B+。院长非常高兴，马上批准我第二学期注册研究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个月大概是我一生中下功夫最多也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生怕被淘汰掉。不过总算闯过了第一道难关，打开了通向研究生学习的大门。

1980年，成为温莎大学研究生。

1980年初，我开始攻读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学校规定硕士研究生要修六门课，每门课至少要取得B的成绩，还要写出一篇论文，通过答辩才能被授予学位。学生通常在第一年修课，第二年开始写论文，理工科学生一般两年半到三年可以完成学业。为了尽早接触科研，在导师的建议下我决定每学期只修两门课，同时立即开始做研究课题，两者齐头并进。

我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修了六门课，包括运动生理学两门，运动生物力学两门，科学研究方法一门，还有一门是做一项“专题研究”，实际上是对学生进行写论文的预培训。这些研究生课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教授没有固定的教科书，讲到什么专题，就让学生到图书馆去查相关文献，然后在课堂上与教授共同讨论。一般每门课有五六个研究生一起修，大家课下在一起探讨。这种方式让我逐渐熟悉了如何从文献中了解某一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动向，如何将问题归纳整理以确定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以及如何用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收集资讯、分析思维能力的培养大为有益。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当“工农兵学员”时学校可从来没有教过我这一套。

在加拿大读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是按照ABCD来评分。90~100分评A，80~90分为B，70~80分是C，70分以下不及格。经过三个学期的努力，我修完了必修的六门课程。两门运动生理课一门得了A，一门是A-；两门运动生物力学课一门是A，一门是A+；科学研究方法A；专题研究A；总平均成绩是A。研究生能够门门课念到A的并不多见，导师对我的成绩极为满意。我的成绩也为以后来温莎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出了“牌子”。以前国内总有人说外国学生学习不如中国学生刻苦，我的那些加拿大同学可绝非如此。念研究生的人都是想要拿学位才来上学的，他们一定不会混日子，学习都非常努力，大家在研究生的办公室每天都要待到半夜才离去。

我的导师是诺博尔教授，他的专长是肌肉生理学，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法研究肌肉的运动反应，属基础性研究。我的论文主题是用大白鼠研究骨骼肌代偿性肥大的机理，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体育运动中运动员肌肉力量增加的机制。我的硕士论文不包括文献索引一共只有43页，却是我整整做了两年半的实验才得到的结果，仅大白鼠就用了300只。导师对实验结果甚为满意，论文完成后以我和导师的名义发表在《加拿大生理学与药理学杂志》上，标志着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业内的肯定。

1982年5月，体育学院为我的论文举行了答辩会，三位导师和其他一些教授、研究生出席。我用半小时时间介绍了论文成果，然后用40分钟回答了所有提问。三位导师闭门讨论10分钟后宣布论文通过，评语是“满意”（评语分三级：满意、通过、不通过）。在我的硕士论文《大白鼠腓肠肌代偿性肥大时收缩蛋白质的代谢变化》的前言中，我对几位导师的指导表示了感谢，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愿在此向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祖国的全力支持，我在加拿大的学习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我的真心话。

1982年夏，我获得了温莎大学授予的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早先就动员我读博士了，我也觉得越学越感到自己的不足，要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唯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公费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国家将不再负担费用，需要自己从校方获得资助。此时蒙特利尔大学体育学院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体育学院都表示接收我去读运动生理学博士，并且提供资助。但是我最后选择了留在温莎大学生物系，跟随导师泰勒教授，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做分子生物学水平上的心脏生理学基础研究。

我上大学是学体育的，还是“工农兵学员”，诸如基础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酶化学、遗传学等生物学的基础课我都没有学过，要攻读生物学博士难度相当大。但是我当初学体育本就出于无奈，考研究生选择了运动生理，就因为这大概是在体育这一行中最有学问的专业。攻读体育学院的博士学位固然相对容易一些，但转学生物学可以让我真正转到科学领域，以后的职业道路会更符合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以尽管走这条路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我还是准备拿出当年插队的精神再拼一次。

温莎大学

1982年秋，我开始了在温莎大学生物系的三年学习。由于我不是学生物出身，欠缺许多生物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生物系接收我读博士是有条件的。第一学期我只能以硕士生资格注册，先修六门生物系大学本科的课程，包括普通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必须至少得到B的成绩才能转为正式的博士研究生。与三年前初到温莎时一样，我又一次被要求补修基础课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六门课我念得非常辛苦，不像后来那些系统地读过高中和大学再来留学的中国学生，我中学只上了一年半就赶上了文革，大学里又是“工农兵学员”，有些课程基本上是从头学起。同时我还得在系里每周工作10小时做助教，这是我的经济来源。只好还是老办法，找出重点，突击学习。每天上午上课、做助教，下午做实验，通常做到晚上12点才回家，周末则全泡在图书馆念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期末这六门课不是B就是B+。系主任见到成绩单放心地笑了，马上批准我第二学期正式注册为博士生。导师泰勒教授说他很为我捏把汗，没想到我居然六门课成绩都不错。我想，还好没丢他的脸，其实我自己也真有点后怕呢！

温莎大学对获得博士学位的要求是修六门专业课，通过一次“综合考试”、通过一门外语考试、做一项有创新的科学研究、写出论文并通过答辩。由于这些严格规定，生物系的研究生平均4-5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依然按照读硕士时的习惯，修课与做科研并进。

每学期两门课，包括生物化学两门，生物学、生物学实验方法、酶化学和生物遗传学各一门。这些课难度很大，都没有固定教科书，内容来自各任课教授指定的一大堆参考书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上课是讨论式，教授每周让学生写一份专题报告，要去找最新的资料，写出自己的分析和认识，打印出来交稿。在下周课上教授一一予以讲评。期中和期末还都有考试。一年半下来，我的六门课都念得不错，两个B+，两个A-，两个A。平均成绩A-，这在生物系的研究生里是上等水平。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可能我还是很会念书的。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真的很辛苦，不过也确实让我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有效的学习方法。

“综合考试”是一大关口，是对博士生的各种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一次包罗万象的大规模测验。我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做了整整一个月的集中准备。考试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酶化学、心脏生理学等各个方面的题目，时间是两天整，非常紧张。由于准备充分，考试顺利通过。读博士还要掌握一门除英语外的外语，我去问研究生院，中文可不可以算一门外语，人家说不行，因为中文“不是一门科学研究用的语言”。于是我到外语系修了两门基础法语课。通过综合考试不久，我参加了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外语考试。考试内容是在三小时之内将两页法文的生理学专业文章译成英文，我通过了。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心肌肥大的发展与消退过程中的生理与生化变化机制”，这是导师由加拿大心脏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心脏肥大是常见的生理或病理现象，我的研究是要揭示它的变化过程。

1984年，作者做生化实验。

为了合理安排时间，我和导师商量，将整个论文研究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先做生理学方面的实验，再做组织化学实验，最后做生物化学实验。每一个部分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每做完一个题目，我和导师就把结果写成文章，向学术刊物投稿。国外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非易事，要经过业内同行的严格审评。发表文章非但没有稿费，还要缴版面费。

1984年我与导师合作，一年内在《加拿大生理学和药理学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一部分又在世界一流的刊物《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于1986年发表在《加拿大心脏病学杂志》上。1982年9月至1985年8月，三年的时间内我修完了六门专业课，通过了综合考试和外语考试，完成了全部实验工作，取得了必要的数据。实验成果此时都已经或即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后的工作只是将已经发表的文章重组写成论文。

我在加拿大读书数年真的体会到拿个博士学位很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博士”这个词含金量很高，很有影响力。学校里的教授都是博士，人们不会称他们为某教授或某院长，都是称他们为某博士，因为这代表了荣誉与身份。在西方国家只有三种头衔人们可以终身使用：一个是外交界的大使，一个是军界的将军，还有一个就是学术界的博士。

讲完学习，还要讲一讲20世纪80年代的留学生生活，那时与今天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公派到国外学习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大都是经过严格选拔、业务水平很高的精英。这些人大多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国外学习非常刻苦。但是那时国家还不富裕，能够提供给公费留学人员的经费标准很低。在加拿大，公费生每月只有不到400加元的生活费，房租就要花去近一半。不过我们这些公费生都能够体谅国家在不富裕的情况下拿出宝贵的外汇培养人才的苦心，所以鲜有人抱怨。

读硕士时我是靠国家公费，除了生活费，国家还为我付学费，到读博士时就一切自理了。读博士时生物系每年给我8个月的助教工作，导师给我4个月的助研工作。后来我又获得了安大略省政府为研究生提供的一项奖学金，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这项奖学金主要给予加拿大学生，外国学生只有50个名额，而当时全省在各大学读研究生的外国人有上万名，所以竞争极为激烈。我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而被选中（在校生发表论文并不多见），也是温莎大学获此奖学金的唯一外国留学生。在我留学的6年中，我和妻子都没有出去打过工，这或许是我留学经验的一个欠缺，但凭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这些资助和奖学金，或者也可以算是“智力打工”吧。

1983年，作者与妻子黄湘在加拿大。（作者供图）

我出国留学时国内政策尚不允许公派留学人员的配偶出国随行或探亲，我的妻子黄湘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于1983年来到加拿大与我团聚。妻子到来后先进修英语，后在温莎大学进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宛枫出生了。加拿大是个福利国家，生孩子住院全由政府社会保险金支付，很有几分社会主义的味道。可爱的女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

从1981年开始，陆续有来自国内的自费本科生和公派的访问学者与研究生来到温莎大学。凡有公派来的，中国大使馆教育处都会事先通知我，让我对他们予以关照，我也责无旁贷地利用自己在学校人熟地熟的条件帮了他们不少忙。后来人多了，又成立了“温莎大学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作为这里留学生中的“元老”，我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我家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最好的，所以留学生们逢年过节就会到我家来聚会，大家一起包饺子，热闹一番，聊解思乡之愁。

在那个年代，中国政府对在国外的留学生十分关心，大使馆成立了教育处，教育部派出教育参赞。教育处经常给我们寄来电影录像带和国内的报纸杂志，并且向各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提供少量经费，供我们组织联谊活动用。1985年初，我们联谊会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举办了一次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请到了温莎大学的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各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导师及他们的配偶。这次活动在学校里提高了我们联谊会的知名度，引起了校方对中国学者与学生的重视，对校方以后接收更多中国人来进修和读书也有促进作用。

到1985年夏，我已经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所有考试，实验工作接近尾声，即将开始写毕业论文，计划次年初答辩。当时我的计划是去美国做两年博士后，然后回国服务。

这年春天，中国大使馆新来的教育参赞倪孟雄来温莎大学巡视。他告诉我，由于国内派出的留学生越来越多，需要加强留学生管理工作，教育部有意从留学生中选拔合适人才调入大使馆，从事留学生管理和教育交流工作。当时我是在加拿大留学时间最长的，担任温莎大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并且已经入了党。倪参赞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问我是否愿意去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他们也对我的妻子做了考察，认为她也适合大使馆的工作，可同时调入。参赞要我在一个月内作出答复。想想有趣，十多年前上大学未能如愿进外语系，断了走外交之路的念想。如今做外交官的机会却送到眼前，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真是世事难料！

我又一次站到了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不过这次我有了选择的自由。此生将要从事学术工作还是行政管理工作，甚至“从政”，要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此时我已过而立之年，无论走哪条路，都将是一条不易回头的路。对我而言，走学术之路可以去做博士后，然后回国到大学教书、做研究。这条路很平稳，也不会有什么预料不到的挑战。当外交官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一旦走上这条路，以后就有了“从政”的机会，有可能为国家做些“大事”，但这条路也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国家送我留学，我应为国家做事，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我和妻子分析了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从学业上讲，我毕竟只念了一年多中学就因文革而失学，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没学到什么知识。虽然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读了硕士和博士，以后再做博士后，将来在学术上达到一定水平，当个教授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学业基础终究不够系统，不够扎实，学术研究方面的潜力恐怕敌不过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后来者。而从事行政管理乃至从政的话，我的人生经历丰富，为人稳重，不贪享受，比较“正统”，我还具有当时为数不多的外国博士学位。

在一个需要现代化管理人才的时代，或许在这条路上我会有一个更大的人生舞台，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未可知。人生若要成功，就得去做最有助于自己发挥能力的工作。这就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过通常人们认识自己的长处易，看到自己的短处难。分析利弊之后，我们决定接受这一挑战。这个选择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我至今不悔。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网络图）

教育部很快批准我们到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事关系也转入教育部（此时已经改称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9月，我们来到渥太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那时的外交官是不能携子女赴任的，我们把一岁的女儿送回国内，先是由她的姥爷姥姥照顾，后来又由她的爷爷奶奶照顾，4年中我们只回国休假一次与女儿团聚，这也是走这条路的一个代价。

我与导师商量，我去大使馆赴任，利用业余时间写论文，然后回校答辩。我原来预计利用工作之余在半年内写完论文，但过于乐观了。到大使馆以后工作甚忙，需要全身心投入，业余时间根本没有可能思考写论文的事。为了避免前功尽弃，一年后我请假3个月回到温莎大学，在导师身边写完了我的论文。

1987年3月，我专程回到温莎大学做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共有五名成员，除了我的导师泰勒教授外，还有生物系教授兼研究生院副院长卡特教授、生物系的系主任法克尔教授、化学系教授泰勒和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克里基。答辩进行了4个小时，教授们问了许多问题，我都给出了令他们满意的回答。

1987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与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与硕士论文答辩时的情形一样，委员会在答辩之后开了10分钟会就宣布论文通过，评语是“满意”。五位教授在我的论文首页上签了字，并与我热烈握手表示祝贺。此时我心中激动之情难以平静，获得博士学位，多年美梦成真，这中间又有多少寒窗之下的辛劳与甘苦可为人知？我与每一位教授紧紧拥抱，感谢他们几年来给我的支持与鼓励。后来常有人问我：“你在论文通过答辩那一刻在想什么？”我的回答是：“这辈子终于不用再考试了！”

3个月后，我和妻子从渥太华回到温莎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我穿上黑袍，披上生物学博士标志的绶带，与其他毕业生依次上台接受校长伊阿尼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第二天中午，伊阿尼校长单独请我吃饭，毕业生中获此殊荣者只有我一个。校长对我说：“你是温莎大学的骄傲，好好干吧，我敢肯定你以后一定会有出色的成就。”如今这位校长已经作古，但是他对我的热情鼓励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多年来我也总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而感到欣慰。

1987年，作者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文革结束之后，我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有幸作为最早一批留学生被国家公费派到加拿大学习。尽管由于时代的影响，我的学业基础并不大好，但经过6年的努力，我最终获得了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两个学位，说明“有志者事竟成”。在加拿大留学使我受到了严格的科学思维与研究方法的训练，虽然我后来并没有从事生理学研究工作，但这些训练却使我受益终生。我至今仍然坚持认为我出国留学的机会是国家给的，这是由于我有幸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环境。个人能力再强，没有这样一个环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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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