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拉达克往事18·赴宴（下）_风闻

夏季的山区十里不同天，回列城的路上时阴时晴，行驶在地球上最高的两座山脉之间，初夏时节戏剧性的风起云涌教人叹为观止——阳光从厚重的云层间隙洒下，像聚光灯一样只将某片山头照亮；喜马拉雅与喀喇昆仑的众多雪峰时隐时现，在阳光下蒸腾起层层云雾，很快又将自己真容遮挡了起来；在辽阔的天与地之间，时常能看到远处的雨柱从云端探下，未及地面便随风消散……

回到列城的旅馆后，前台的锡金小伙子问我廷莫斯冈的活动怎么样；我说简直大失所望，啥都没看到。这小子颇有些幸灾乐祸地向我炫耀，说他老家锡金的寺庙今天刚举办了金刚面具舞法会，还给我看了朋友发给他的照片——可他怎么能收得到照片呢？

是的，列城的网络终于通了。

从6月5号离开马纳利到6月9号萨嘎达瓦那天为止，一共断网四天，说起来也并不算很久。断网这种事情在拉达克旅行期间可谓家常便饭，因此基本都会提前跟重要的亲友说好——接下去将会失联若干天，勿念勿报警。但这次有点不同的是，我跟提赛村的“那娃”说好了到列城之后找她，要是网络继续这样断下去，甚至可能直到离开列城都没法儿联系上她。列城断网是我所始料不及的，早知如此至少应该留一个她的电话号码应急，也不至于这般无计可施。

有了网络之后我迅速联系上了“那娃”，她也刚刚联上网。她问我们这两天去了哪里，我将行程如实告知，没想到她说她今天也在廷莫斯冈——她留学生涯结束之后，回到拉达克在一家当地媒体当了记者，像廷莫斯冈这种庆祝佛诞的大型活动，都会派她到现场去报道。不过我当时忘了问她为何廷莫斯冈的活动无疾而终；若干年后再问起，她已不记得。

我跟“那娃”约了10号中午在列城步行街上的一家藏餐厅吃午饭，她早于约定时间就提前到了餐厅等我们。这次的“那娃”看起来跟两年前很不一样——上一次她在活动上盛装出席、光彩夺目；这次则是T恤衫牛仔裤的邻家女孩打扮，长发披肩，戴着一副细黑框眼睛，看起来像个学生妹。

时隔两年再见“那娃”

“那娃”跟我坦言说，她收到我发去的照片后，并没有想起来我是谁；其实直到6月10号见面之前，她都不知道我究竟是谁。2015年遇到她的时候，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她只记得其中一位拉着她说了好多话的女士；我当时没跟她说什么话，所以她对我没什么印象；至于我问她要邮箱、答应发照片给她的事情，她甚至完全不记得……这倒是让我的负罪感减轻了不少——毕竟我拖了那么久才把照片发给她，而且还错把她妹妹当成了她。

我问她怎么会有微信，她说她的藏族朋友都用微信，还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微信很好玩啊！微信里有“附近的人”，还有“摇一摇”，会找到各种各样的人……这话听得我跟J面面相觑——用这些功能找到的人难道不都是些心怀不轨的人吗？看来这姑娘是真单纯啊……还是说我们的思想太不单纯了呢？

她就像其他印度人一样，隐私观念非常淡薄，初次见面一点都不把我们当外人，很快就开始“盘问”我跟J——你们有没有小孩啊？结婚几年了啊？为什么不结婚啊？……搞得才交往了几个月的我们十分尴尬。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把你当外人”的心态，她居然直接就邀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到她家里做客，说她家明天正好有一个派对。

于是我也“不把她当外人”，赶忙厚着脸皮答应了下来，能到当地人家里做客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吧，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认识她家在哪儿啊！由于她要在家帮忙准备派对，没法儿抽身出来接我们；并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一旦离开了酒店、餐厅的Wifi就会处于失联的状态，到时候万一找不到她家的话，那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她说她家很好找——首先从列城汽车站乘坐“面的”到乔格朗萨（Choglamsar），然后在乔格朗萨换乘任何一辆往提赛寺方向去的“面的”，跟司机说到斯塔克莫路（Stakmo Rd.）的路口下车。斯塔克莫路在马列公路的左边，路口的标志性建筑是一个转经筒，沿着路口往里走，右手边看到的第一栋房子就是她家。有读者可能会觉得，你把人家家庭住址写那么详细，隐私都暴露啦！拉达克这地方本来就没啥隐私，假如有心要找她家的话，到当地随便找人一问就能问出来；假如你真能找到，那么欢迎来做客。

我又问你家没有确切的地址吗？她说她家地址是**“古比家”**（Gobi House），到了那里如果找不到的话，随便问任何一个当地人，他们都会知道“古比家”。

我听到这个名字一愣，“古比”（gobi）这个词在印地语里是花菜的意思，“古比家”岂不就是“花菜家”？这名字听起来总感觉像是在开玩笑。

“那娃”一脸严肃地把她的机动车驾驶证掏了出来给我们看，地址一栏果然就只有**“古比家，提赛，列城”**那么寥寥几个字。她说她知道“古比”是印度的一种蔬菜，但她家宅的这一名称古已有之，连她父亲也不知道从何得名以及确切含义——反正最初的意思肯定不是“花菜”。

我顺便看了一眼，她证件上的大名叫做阿旺·帕吉（Nawang Palkit）,非常典型的藏文名字。所以人家其实并不叫“那娃”（Nawa），而是叫阿旺。但她不喜欢被唤作“阿旺”，“阿旺”是个非常老土的男人名字；她让我们叫她“帕尔”（Pal），她的家人朋友都是这样叫她的。

后来我知道，之所以帕尔这样一个女孩子会有“阿旺”这样的老男人名字，是因为这名字是提赛仁波切起的。

关于拉达克人名字的问题我这里得解释一下：除了王室和贵族之外，普通拉达克人没有家族姓氏，护照及其他身份证件上都只有名（Given name）没有姓（Surname）。他们的名字一般都是附近寺庙仁波切起的，仁波切给啥就叫啥，往往十分随机，因此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光看名字看不出彼此的关系。不过呢，拉达克人通常会有一个家宅的名字（House name），这个家宅的名字不会写在任何身份证明上，只有同一个村庄或临近村庄的当地人互相交流时才会说起，一报家宅便能知道你是哪家人。我之前说到过的拉达克传统社会的种姓，有时候可以通过家宅名称来识别，列城老城区的“蒙氏”、“卡隆”大宅正是当年拉达克望族的家宅名称，而“古比”则是帕尔的家宅名称。

我个人揣测，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过去藏传佛教地区的教育权被寺院所垄断，除了贵族、僧侣之外都是文盲。对于下层农牧民而言，寺庙里的僧人是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最有文化的人，从而会对其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和信任。

而且吧，寺庙过去在藏文化地区本身是一种“多功能综合行政机构”，丧葬嫁娶民事纠纷求医问药都得找寺庙。家里添了个新生儿，先得抱去寺庙“拜码头”，求各路佛菩萨保佑一番，再给仁波切摩个顶，自然顺便就让有文化的仁波切把名字给起了。有些实在偏远的牧区家庭，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仁波切，那些没啥文化的父母就会根据出生当天的日子随便给孩子起个名字——比如星期六生的叫“边巴”（Penpa），星期天生的叫“尼玛”（Nima）。

但老实说，从前那些僧人虽说受过教育能够读写，但其文化程度和见识终究相当有限，起名字的时候无非把几个常用的词翻来覆去组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扎西卓玛达娃尼玛次仁强巴……而且我发现那些仁波切起名字的时候，经常会直接用自己的名字——比方说提赛仁波切自己俗名阿旺·强巴·丹增（Nawang Chamba Stanzin），于是提赛村有很多小孩都被他命名为“阿旺”——即便像帕尔这样的女孩也不例外。

当这种起名方式成为一种习俗之后，即便如今的人们有了文化，还是会习惯性地去找仁波切赐名——从宗教文化上来讲**，仁波切给的名字是具有加持力、受到祝福的，可以让小孩子更加健康顺利地成长**。

随着如今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以及传统寺院综合性职能的日益没落，拉达克人寻求“赐名”早已不再局限于自己村庄附近寺庙的仁波切。有些父母会专门去找某位比较“新潮”的仁波切，给孩子起个不落俗套的名字；当然，最让藏传佛教徒趋之若鹜的，莫过于由大海喇嘛赐名。大海喇嘛显然不可能真的亲自一一赐名，他的办公室有专门接待这类事务的人员，准备了一大摞事先印好的姓名卡片，只消抽取几张出来让人选就行了——这些名字是永远都用不完的，因为他们丝毫不介意重名。就跟提赛仁波切一样，由于大海喇嘛自己名叫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他办公室给出的名字十有八九都叫丹增（藏语拼写Tenzin，拉达克语拼写Stanzin），这就是为啥藏地叫丹增的特别多。譬如前几年很红的理塘小伙儿丁真，这名字正是Tenzin的藏语音译过来的中文。所以以后去藏区别再叫人家“扎西”了，这名字早已过时，逢人就叫“丹增”准没错！八廓街上喊一声“丹增”，保管十个人里头有八个回头。

在藏人学校看到的花名册，叫“丹增”的比例极高

很意外的是，帕尔说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潘晨星”，是在台湾留学时候自己起的。“潘”对应的是Pal，“晨星”对应的是Nawa，Nawa在英语中稍加变化便可以引申出supernova一词——超新星。

经过这次见面，我才算是真正认识了帕尔，接下去我们的关系可谓进展神速——毕竟第二天就要去人家家里做客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天的安排实在是环环相扣效率极高——6月9号恢复通讯联系上了帕尔，10号立马约见了一面，11号她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而那天刚好是我们在列城逗留的最后一天，才碰巧能赶上。假如晚一天通网或者早一天回国，便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11号下午我们按照帕尔所说的，首先从汽车站坐“面的”去了乔格朗萨——这还是我头一回儿在拉达克乘坐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之前一直都是包车。“面的”可算是拉达克的特色公共交通工具，在印度其他地方基本没见过。我2014年走马列公路出来、进司丕提山谷未果那次，正是包了一辆“面的”。“面的”之所以会在拉达克地区流行，一来当地人口稀疏，这种7座小面包车的运力不多不少刚刚好（2+2+3）；二来当地山路崎岖狭窄，对大巴车不太友好，“面的”的通过性虽然比不上专门跑旅游的越野车以及丰田“神车”英诺瓦，但在大部分地方也都够用了。

从列城到乔格朗萨的“面的”50卢比一个人，距离大约7、8公里，出城之后沿着马列公路一直开便是。乔格朗萨从前是列城南郊的两块荒地之一，另一块是阿格林（Agling）。这两块地现在看起来非但不荒，而且还非常热闹，因为大部分地块都被印度政府征用，修建了军营、监狱等设施，并且在这里安置了大量的海外藏人，使得乔格朗萨和阿格林成为了列城的海外藏人聚居地。这两个地方紧邻着列城，本身就具有发展商业的区位优势，有点像拉萨的柳梧新区、堆龙德庆，人丁兴旺更是带来了当地商业繁荣。如果将来列城进一步扩张的话，乔格朗萨和阿格林这两大地块极具潜力，有机会发展成“卫星城”。据我观察，乔格朗萨是整个拉达克除了列城城区之外，唯一一个会每天早晚高峰堵车的地方。

阿格林和乔格朗萨原本是列城南郊的两块荒地，如今成了军营和藏人聚居地

乔格朗萨汽车站排队的“面的”

拉达克地区只有在列城和乔格朗萨会碰到早晚高峰堵车

从列城驶往乔格朗萨的路上，会看到路边有大量的军用设施，其中包括ITBP的营地。这个营地在地图上并没有标识，但他们自己在临街的屋顶上刷了巨大的ITBP字样，唯恐天下不知。说起这个ITBP可大有来头，这支部队是1962年印度在中印战争中战败后专门设立的，为了加强在中印边境地区对中国的防范。ITBP的全称是Indo-Tibetan Border Police——印藏边防武警。之所以称为**“印藏”，是因为印度政府当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将“西藏”单独拿出来说事儿，属于很反动的名称；而之所以翻译成“武警”，是因为这是一支准军事化部队，跟阿萨姆步枪队（Assam Rifles）、边境安全部队（BFS， Border Security Force）之类的边防部队一样，同属于印度内政部下辖管理的印度中央武警部队**（CAPF，Central Armed Police Forces）。

公路右边是ITBP营地，左边是当地监狱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很容易因为顾名思义而产生的误解——“印藏边防武警”并不是一支由所谓“印度藏人”组成的部队。首先，这支部队里面确实有少数藏人和拉达克人，但绝大多数官兵仍为印度斯坦族；其次，在组织架构上ITBP只是一支由内政部管辖的准军事力量，顶头上司是内政部长，更多用于民事而非军事。

ITBP平时职能包括但不限于：边境巡查、走私稽查、偷渡调查、生态保护、秩序维护、抢险救灾……这支部队在训练时候对高山环境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因而专门招募了很多滑雪运动员，甚至还有一支滑雪分队——**把拥有滑雪技能等同于擅长执行山地任务，并以此为招募标准，实在是让我感到有些哭笑不得，难道他们出任务时候还带着滑雪板？**这或许是印度人的某种浪漫主义情怀，一想到高山任务，脑海中就浮现出电影中007跟反派在雪地上滑雪追逐的场景。

ITBP的滑雪分队（图片来源：Wikimedia）

ITBP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为一些重要设施和重要人员提供安保措施。比方说大海喇嘛访问拉达克期间，ITBP就需要承担相当一部分的安保工作。而大海喇嘛在拉达克下榻的行宫，正是位于乔格朗萨的雪伊福塘（Shey Phothang），关于这个地方我后面章节会讲。

真正由印度藏人组成的军事组织是印度的**“边防特种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简称SFF——如果说当初设立ITBP的目的是防范中国，那么设立SFF的目的则是为了渗透和对抗中国。

SFF是一支机密部队——说白了就是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儿——因此相关资料非常稀缺。理论上这支部队是不存在的，具体编制和人数都不得而知。

就好像中国有汉奸，西藏也有“藏奸”——在英属印度时期，为了与俄国进行“大博弈”、增加自己在西藏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英国殖民政府曾经雇佣过藏人作为间谍、线人、向导甚至秘密民兵。英军20世纪初数次入侵西藏的背后，都有这些“藏奸”的身影。

1950年代中印关系越来越紧张之后，印度当时的陆军参谋长曾经设想过成立一支专门的“藏奸部队”来对抗解放军，一来藏族人更适应高山环境，二来他们的身份便于搞渗透，三来也可以让他们当炮灰。1950到1970年代期间，在中印、中尼边界的跨喜马拉雅地区，曾经活跃着一支由美国中情局（CIA）、印度情报局（IB，Intelligence Bureau）联合资助及训练的所谓“四水六岗护教军”，这支由藏奸和叛匪组成的武装力量主要用途是在中印、中尼边境打游击战，并开展秘密行动搜集秘密情报。其中很多人在美国或印度完成训练之后，便由美国军机空投到西藏搞破坏，使用的都是美制武器。

一开始“四水六岗护教军”只是美印偷偷摸摸暗地里扶持的“分离势力”，1962年中印撕破脸开战之后，印度政府便把这些人收编成了SFF，但印度官方从未正式承认过这支部队的存在。SFF不受印度陆军指挥，而是由总理内阁秘书处（Cabinet Secretariat）的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简称RAW，是1968年从印度情报局分离出来的秘密情报部门）领导，可说是印度总理的“亲兵”。印度政府一度对SFF寄予厚望，觉得这支“精锐部队”只需要6个月时间就能“收复西藏”……一晃眼，已经过了六十多年。

印度最神秘的一支特种部队正是这支由“四水六岗护教军”收编而来的SFF，但其神秘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性，而非战斗力有多强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中情局撤出了对藏奸武装力量的资助（仅仅是军事上不再资助），所谓的“四水六岗护教军”正式解散。通过后来中情局解密的文件可以得知，SFF曾经在1964到1967年间帮助美国进行跨境侦查，监控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实验。当时还没有间谍卫星，中情局曾让SFF部队在登山探险名义的掩护下，将一些电子情报搜集装置安放在中印边境的山峰上。

“护教军”虽然没了，但被印度收编的SFF部队仍在。印度在1962年战败后将“护教军”收编为SFF颇有急病乱投医的意味，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部队虽然有山地作战的优势，然而其“忠诚度”却堪忧——SFF里的那些藏人基本上可说是“有组织无纪律”，毕竟这些人大都是康巴土匪出身，当兵只是为了搞钱而已。有些人很快就发现，在边境地区搞走私比当兵要安逸，于是开小差的开小差、叛逃的叛逃，甚至还有人把军用物资拿到黑市上去卖。

因此从1965年开始，有很多具有职业军人素养的廓尔喀人（Gurkha）被填充进了SFF，藏族指挥官也被慢慢都替换成了印度指挥官，藏族军官一般最多只能做到连长（中校级别），往上的营长就是印度人了。随着印度藏人的数量从15万锐减到8.5万，就连招募藏人都很成问题，其成员编制进一步被南亚其他民族所稀释。

打个比方来讲，1962年之前的“四水六岗护教军”是个美印合资的“西藏品牌”，1962年到1972年间的SFF是美印合资的“印度品牌”，1972年之后则成了印度独资品牌，这个品牌难免越来越水……独裁总理英吉拉·甘地（Indra Gandhi）甚至一度把SFF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专门用来镇压反对派。

在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SFF曾经作为核心团队参与过印度的“雪豹行动”，协助印度陆军控制班公湖南岸的一些战略高地。那次行动中，曾经有一名SFF的藏族连长在侦察任务中被自己家埋的地雷给炸死了，这桩大乌龙上了印度和中国的新闻，才让不少中国人注意到了SFF这样一支军事力量。

而那位倒霉的藏族连长尼玛·旦增（Nyima Tenzin）的家，正是位于乔格朗萨的藏人社区，ITBP和SFF都会从这里的藏人社区进行招募（藏人社区的内容会在后面的章节再写）。而拉达克人假如要服役的话，主要会去成立于1963年、总部位于皮央（Phyang）附近的拉达克侦察营（Ladakh Scouts），这是一支直接受印度陆军指挥的拉达克老乡团，在斯列公路边上就能看到他们的营地。由于分属不同的上级部门，ITBP（隶属内政部）、SFF（隶属内阁秘书处）、拉达克侦察营（隶属陆军）之间事实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印度阅兵式上的拉达克侦察营（图片来源：Wikimedia）

过了ITBP营地后便进入了乔格朗萨居民区和商业区，公路左边有一座六百米长的大型玛尼墙，玛尼墙一直延伸到一条常年干涸的河道，这条河道通往上游的萨布村（Saboo）。萨布村再往上是不可逾越的拉达克山脉冰川，有限的冰川融水在萨布村被当地居民截流用于农业灌溉，几乎一点都不剩下，因而下游乔格朗萨这边的河道才会终年断流。乔格朗萨用不到上游的水资源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一旦上游山洪暴发，这里就成了重灾区。

这样的事情虽然发生概率不高，但一辈子只要碰上一次，就足以毁掉你的一辈子。

2010年列城地区曾经爆发过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大洪水，那年夏天有一场前所未见的大暴雨降落在列城地区。这场暴雨有多大呢？——列城是个很干旱的地区，平常的年均降雨量才100毫米左右；而这场暴雨在几小时内降下了250毫米的雨量，某些地区半小时内的降雨就相当于一年的平均降雨量。那次降雨刚好覆盖了列城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尼木-巴斯戈（Nimoo-Basgo）、皮央、萨布等地。由于拉达克多是缺乏植被覆盖的裸土，经不住暴雨的冲刷，洪水夹带着泥石流倾泻而下，摧毁了大量建筑物、道路、桥梁、通讯设施……官方宣称有255人遇难、29人失踪，但实际的遇难人数据估计可能超过600人。

受灾最严重的，并非直接降雨最多的地区，却是萨布下游的乔格朗萨。乔格朗萨是萨布下方一片被群山包围的冲积扇盆地，这里本来就是历史上的大山洪冲刷出来的，地势低而平坦，山上冲下来的泥石流和泥浆遍地漫灌，造成的创伤即便在多年后仍未愈合……站在公路的桥上，可以看到河道两边尽是废弃的残垣断壁，当地人对洪水的心理阴影持续至今，不敢再挨着河道修房子。

2010年乔格朗萨平时干涸河道一度被洪水灌满（图片来源见水印）

洪水对列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图片来源：网络）

列城地区喀喇昆仑一侧的几条支流河谷，基本上都是冰川冲积扇

上方山谷为萨布村，下面是乔格朗萨

这张航拍图虽然不是萨布，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上游山谷村庄是如何把水资源截流的

乔格朗萨紧靠狮泉河水岸、距离列城又那么近，可是在被政府征用规划之前却一直都是片不受待见的荒地——之所以会这样，必然有其原因。2010年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几乎都是这类非传统定居点——哪里适合、哪里不适合定居，早已在过去的千百年里经过了当地劳动人民的验证。

大家如果在藏区旅行，一定会发现他们的村庄大都修建在山上而非水边。我一开始常纳闷——他们把村子修那么高，每天出门就要上山下山，难道不累吗？后来我意识到村子修在高处有三大好处——一是采光更好，日照时间长；二是取水方便，高处的村庄更靠近优质水源，而河水在一些季节是没法儿直接饮用的；三是山区爆发洪水时永远都是“山上下雨山下受灾”，地势高的地方受山洪影响较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水岸边上能有特别大的收益，人们还是会甘冒风险——比如说乔格朗萨周边的其他几个村庄。另外，假如能够通过一些现代水利工程进行治水——例如拓宽泄洪道、引流灌溉等，也完全可以改变某些地区不宜居住的情况。

乔格朗萨的中心地标是一座横跨狮泉河的单车道钢桁架桥，一次只能过一辆车。汽车站和市场都位于桥头，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藏巴”（Zampa），意思就是“桥”。这座桥连接了右岸的乔格朗萨和左岸的楚秋村（Chuchot），楚秋村据说是全世界最狭长的村庄，北边抵着斯皮图克（Spituk），南边挨着虎鼻村（Stakna，即虎鼻寺所在村庄），宽约1公里，长度却有大约15公里，就跟智利似的。整个楚秋村被划分为了上楚秋（Chuchot Yakma）、中楚秋（Chuchot Shama）、下楚秋（Chuchot Gongma）三部分——上楚秋对岸是乔格朗萨，中楚秋对岸是雪伊，下楚秋对岸是提赛。除了乔格朗萨定居点之外，其他这些村庄都是建立在“狮泉河辫状水系湿地”上，不但有着极大的灌溉便利，而且土质都是肥沃的河道沉积物——这种“高收益”就使得人们愿意冒险定居。不过考虑到河流季节性涨水，村庄和农田仍会与主河道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在靠近主河道核心区域依然能看到狮泉河湿地相对原始的面貌。

乔格朗萨的钢结构桁架桥

左边是楚秋村，右边是雪伊村，都是依托于狮泉河辫状水系湿地建立起来的村庄

从斯皮图克到虎鼻村之间的狮泉河谷湿地面积非常广袤，这是列城地区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夏季的狮泉河湿地

我们到了乔格朗萨之后没急着换乘下一辆车，先过桥去楚秋村那边看了下。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楚秋村是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混居地区，甚至穆斯林的比例看起来要更高一些。这么大一个村子，没有任何知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却有数座清真寺，以及一座重要的什叶派纪念会堂（Imam Bargah，也叫Hussainiya），专门用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阿里（Husayn ibn Ali）——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根本分歧正是在于是否承认阿里的大哈里发地位。纪念堂里赫然摆放着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和哈梅内伊（Ali Hosseini Khamenei）的照片，把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教规抛诸脑后。从当地穆斯林的这种什叶派属性来看，他们显然大部分都是巴尔蒂人，本质上跟拉达克人同文同种。楚秋村是列城地区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地，列城马球场不再举办马球比赛之后，年度的马球赛就转移到了楚秋村的场地举行——马球文化正是由穆斯林带入拉达克的。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拉达克地区最早出现的新冠病例，也正是去伊朗朝圣的巴尔蒂人带回来的。

从乔格朗萨桥上看狮泉河，有个人在河边蹲着出恭

楚秋村的清真寺宣礼塔与对岸的佛教寺庙形成鲜明对比

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势力很大

什叶派纪念会堂（图片来源：网络）

会堂里供奉着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照片，当地巴尔蒂人与伊朗有着密切的联系（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在楚秋村稍微逛了下之后，便回到桥头的汽车站，跳上了一辆我也不知道终点会去往何方的“面的”，告知司机到提赛寺停一下——这次到拉达克，还没去过提赛寺。反正帕尔的家就在提赛寺边上，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倒不如先去逛一下提赛寺。

我记得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傍晚，天色清朗云卷云舒，看夕阳西下光影渐柔，落日的余晖像碎金一样撒遍整个世界。沿着新砌的水泥台阶不徐不疾地登上古老的寺庙，轻触着每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转角。此刻作为拉达克“首席网红打卡地”的提赛寺几乎已没有其他游客，强巴殿的小和尚若有怅然地望着窗外，僧人们有说有笑地在大殿前的天台上闲话……不由想起那句诗话——“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擦地板的小和尚

初夏的绿意十分赏心悦目

下山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取道提赛寺背面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小路，从那条路可以直接下到马列公路边上，往前走400多米就能到帕尔所说的“斯塔克莫路口”——而如果从提赛寺正面下来的话，至少要走1.5公里。

我第一次遇到帕尔的那个社区小佛堂，正是位于斯塔克莫路口附近。看到那个地方时我费了一番工夫才认出来——冷冷清清的样子跟2015年的门庭若市截然不同。我突然间恍然大悟，那位姑娘家离搞活动的地方居然这么近！

从提赛斯背面下到村庄

回到了马列公路上

沿着斯塔克莫路，既没有犹豫，也没有问人，很顺利地找到了“古比家”。她家是一户典型的拉达克民居，进门是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工具棚、狗棚、菜园，自己种了些花草和蔬果；住的地方是一栋一层半的大宅，所谓“一层半”是因为二楼正在施工扩建，原本的二楼只有露台和一间佛堂。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家的卫生间居然直接修在屋子里，而且还有抽水和下水系统——这种设计在包括拉达克在内的印度传统住宅中其实很少见；会把厕所建在房屋里，可以看出这户人家的观念相对比较现代化。有些印度人会无法接受跟厕所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因此才会有许多人宁愿露天如厕，也不愿在家里建造厕所；就算建了厕所，也一定要跟主宅分开。我后来去过不少其他拉达克家庭，大部分人家的厕所都是跟住宅分开的。帕尔家里其实也有两套厕所，这个带抽水的是夏季厕所，另有一套跟主宅分开的冬季旱厕。

他们家一楼的格局是3室3厅2卫，两间卧室和一间储藏室在朝北的地方，而三间朝南的房间全部都做成了会客厅——一间是附带厨房的简易客厅，一间是特别大的夏季会客厅，还有一间是布置得相对“豪华”的贵宾会客厅。只有贵宾会客厅里有沙发座椅，其他都是席地而坐的地垫。我感觉这样的房屋，简直就是为了开派对而设计的——事实上，拉达克人也确实都是“派对动物”。我们被邀请到这儿来，不就是因为帕尔家开派对吗？

一进帕尔家门，便是一个“家庭荣誉展示柜”。里面最多的是她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当年曾是当地出名的美人

豪华会客厅

厨房之一

搞“派对”总要有个由头，那天的派对是为了庆祝一对新婚夫妇结婚，新娘是帕尔的表亲。按照拉达克的习俗，新婚夫妇结婚之后，各路亲戚朋友都要轮流请新人来家里做客聚餐，这种聚餐派对在拉达克称为“东”（Ldon，意思就是“吃”）。**“东”是拉达克当地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借着“东”的机会，亲友们能够聚在一起聊着家长里短，增进彼此的感情——在没有手机乃至没有电力的传统社会，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交和娱乐方式。“东”邀请的不仅是特定的客人，也会把其他亲朋好友一起叫来，来宾多多益善，以彰显主人家的热情好客，因此我们这种“素不相识”的外人才会被请来参加。

那是我第一次到拉达克人家里做客，也是第一次参加他们的“东”——我只能说，拉达克的“东”跟我们概念中的“派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夏天的拉达克天黑得很晚，我们到帕尔家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跑进屋一看，厨房里还正忙活着一边做皮一边包馍馍（momo）呢！——馍馍也叫藏包子，一种蒸制的死皮小包子，去过拉萨的朋友应该都尝过，没尝过的话那你就是白去了。馍馍这种食物从名称到做法，都很显然是先从汉地传到了藏地，再从藏地传到印度和拉达克，如今成了印度有名的“藏族小吃”。我吃过那种完全按照印度人口味改良的馍馍，味道只能用“可怕”来形容——远比我在中国吃过的最难吃的包子或饺子更难吃，馅料里用了太多洋葱辣椒和香料。

馍馍外形就跟小笼包或蒸饺一样，外面用的皮实际上就是饺子皮。然而我发现尽管拉达克家家户户都会做馍馍，却普遍不会像我们中国人那样用面剂子擀饺子皮。

拉达克这种地方当然不可能有现成的饺子皮卖，我看到帕尔的妈妈在厨房里，先是擀一张大面皮，然后用一个不锈钢杯子的杯口切割出一张张圆形的饺子皮来。尽管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并不会擀饺子皮这门手艺**，但我也知道必须要那种用面剂子擀出来的“中间厚周围薄”的饺子皮才好吃，她们这样割出来的饺子皮是“木有灵魂”的**。或许拉达克人只吃过切割饺子皮，而且还只做蒸饺不做汤饺，从未品尝过手擀饺子皮的筋道和美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那么多讲究……

眼瞅着他们既然连馍馍都还没包好，想来也没那么快能吃上饭，于是我们又出门去村庄里溜达了一圈，到将近八点的时候才回来入座，伸长脖子等饭吃。

拉达克人包馍馍的饺子皮是用杯口切割出来的

西姆拉中餐厅的华人老板就很会擀饺子皮

闲不住去村里转了一圈

无聊到拍起了沙地上的小花

我们虽然是帕尔邀请来的，但那天她作为家中长女得要忙里忙外张罗着招待其他客人，很难抽出空来招呼我们。我们跟聚会上的其他人都不认识，而且他们之间用拉达克语交流，我们既听不懂也插不上嘴，大多数时候只能在那里傻坐着。偶尔有其他人来跟我们用英文聊几句，基本上也止于一些客套话，说不了太多。

到了晚上九点，馍馍终于蒸好端了上来。我们早就饿坏了，风卷残云地把馍馍干完，满以为这顿饭就这样吃完了。没想到被告知，馍馍只是“餐前开胃小点心”，正餐还没开始。

我瞬间傻眼——馍馍这么硬的菜你跟我说是点心？光是馍馍就已经把我塞饱了，结果你跟我说还没开始吃？！

吃完馍馍已经九点多，按照我们国内的作息习惯，差不多早该聚餐结束各回各家了；何况我们在这“派对”上尽傻坐着，更是归心似箭。可是我们这会儿却还走不了——一来碍于情面，人家正餐还没开始就离场显然不礼貌；二来这么晚了我也不确定外面还有没有车能带我们回列城。总算他们家拿出了一瓶印度难得一见的洋酒，于是便“既来之则安之”地喝点小酒、继续在人家屋子里东转西转打发时间。

这次“派对”的主角是这对新婚夫妇

帕尔忙着端茶送水没空招待我们

九点多才吃上馍馍，这只是“开胃菜”

最后当我们终于吃上正餐，已经将近12点。这么晚才准备好饭菜，令我非常震惊和错愕。虽然那天来了十几个客人，但其实正餐也就两三个常规炖菜外加一烤盘的鸡肉，并不特别复杂，切配好食材一锅炖就行。假如让我来做的话，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绝对花不了那么长时间，我严重怀疑他们是蒸完馍馍才开始准备炖菜的。当天的其他客人对此见怪不怪——拉达克人受印度人影响、印度人受英国人影响，都有喝下午茶的习惯，晚饭开饭时间早则8点晚则10点，吃饱了饭直接上床睡觉。12点对他们来讲虽然有点晚，但还是可以接受的。我绝对不可能想到，今后我将参加无数次拉达克的“洞”聚餐，每次都得耗上4到6个小时——光是等各路客人到齐可能就得花2、3个小时——由于实在太过浪费时间，后来参加“东”成为了我的一大心理阴影。

等到将近12点终于开饭的时候我已经吃不下了——不习惯这么晚吃东西

等到聚餐结束时，已将近凌晨一点。搞得这么晚，帕尔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亲自开车把我们送回到列城的旅馆——当然，当时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了。

帕尔的车技和对列城道路的熟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城有许多坡道，老城的巷子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她却在一片黑灯瞎火中把车开得如同行云流水，直接将我们准确送回到了巷子深处的旅馆门口。路上我跟她就印度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交换了一些意见——我记得我当时想说“政治宣传”这个词， propaganda这个单词我明明背过，却一下子卡住想不起来怎么说，她帮我给说了出来。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要回去多背单词，把英语继续练练好。

第二天6月12号上午，我们坐飞机回国了。

然而，我那次在拉达克还有件事没办完，于是7月2号我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