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制度的悖论_风闻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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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6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给唐太宗李世民提了一个建议：“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

缗是串钱用的绳子，一缗能串一千钱，所以缗也就成了货币单位，一缗等于一千钱，数百万缗就是数十亿钱。

在百废待兴的贞观年间，不管怎么算，这都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收入。

但李世民拒绝了权万纪的建议：“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

李世民说，他贵为皇帝，要的不是钱而是人才，随后李世民以“专言税银之利”，罢黜了权万纪，让他回家闭门思过。

这件事有好几种解读角度。

可以说是李世民求贤若渴，可以说是儒家的道德观削弱了国家财政，甚至可以说是权万纪不懂为官之道，但这篇文章想说的是另一个角度——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古代王朝不讲经济，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

秦汉隋唐是中国历史的上升期，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宋元明清是中国历史的衰落期，除了短暂的雄起以外，总是国力不济社会疲沓。

中国历史的两个千年截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王朝不讲经济”起码是原因之一，也是汉唐强盛明清衰败的历史规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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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

不论是秦汉的三公九卿、郡县制、军功授田也好，隋唐的三省六部、州县制、计口授田也罢，社会经济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也可以说是政府官员主导的。

而秦汉隋唐时期的生产力不发达，市场经济也不繁荣，那么在政府主导社会经济的背景下，经济很容易实现大一统，利出于一。

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统筹财富和资源，进行日常运作、救灾、战争等大型事务，却很少遇到纯粹经济层面的抵制和反弹。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对抗，几乎都是地方豪强和中央集权的权利矛盾，而不是政策调整、作物种植等经济问题。

于是在制度层面，中央集权的国家和政府，完全可以涵盖社会经济，形成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的合力，打造出强悍的国家机器。

强汉盛唐，就这样走入历史。

可以说，生产力不发达，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是汉唐强盛的重要基础。

于是“不讲经济”的秦皇汉武唐宗，才能尽情挥洒天赐的雄才大略，秦汉隋唐和周边部族的技术代差，也被强悍的国家机器无限放大，千年来总体是走上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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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宋朝开始，随着江南开发成熟、占城稻的种植、炼铁水平进步等因素，中国的生产力极大发展，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有了存在的基础。

于是宋元明清的主要经济力量是市场经济，秦汉那种国家垄断大部分经济的模式很难生存下去，隋唐那种国家分配土地的模式也没有复兴的可能。

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土地买卖租赁和远程贸易的规模，逐渐壮大起来。

在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国家里，中央政府不能如臂使指的主导经济，就意味着政权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

而且王朝政权内部和市场经济主体内部，都有复杂的派系斗争、地域斗争、市场斗争等等，为了生存下来，市场经济的主体们必须在政权内部，寻找一座靠山，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这种例子有很多，如李鸿章和盛宣怀、左宗棠和胡雪岩、严嵩和沈一石。

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繁荣了，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但这也导致政治和经济不能形成合力，很多时间都处于剧烈内耗之中，并衍生出强大的官僚资本势力。**

在宋元明清时期，国家想回到汉唐那种强盛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出现王安石、朱元璋、乾隆这种不世出的强势人物，凭借强人的力量，压服朝野各派，凝聚共识。

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王朝总是出现几个高光时刻以后，便迅速回到疲软拖沓的状态，很难和汉唐一样，长期保持进取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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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市场经济的主体执掌政权，能不能把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呢？

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重文抑武的南北宋，土木堡之变开启的中晚明，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权，结果可谓是两场大灾难。

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国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来调集、分配财富资源，这种上层建筑传导到社会上，便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

那么当市场经济的主体拥有政权以后，首先要做的就不是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到长城大海以外开拓市场，而是利用到手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利益被他人侵占。

等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以后，他们便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然后要做的，便是掀起残酷的内部斗争，加固这份权力。

宋明那些拥有土地、当铺、丝绸店、矿山的士大夫们，就是这么做的。

这点和美国很不一样。

美国源自西欧，西欧源自罗马和希腊，历史和地理决定了这些国家不需要政治上的、制度上的中央集权，也就没有这样的传统。

于是当资本主义理论、共同的利益、社交圈子把市场经济的主体团结在一起时，他们通过竞选议员、推举总统等方式，便形成了经济层面的、虚化的中央集权，比较容易形成政权和经济的合力。

不论他们有什么内部斗争，起码在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共识的，也比较容易建成国内高层的统一战线。

所以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就成了世界资产阶级最后的退路，即便几十年后美国衰落了，可能这层属性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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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前一千年，中国的制度优势，产生了秦汉隋唐等强盛国家，指哪打哪所向披靡。

但后一千年的市场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除了政治强人整合资源，缔造短暂的强盛局面以外，总趋势是疲软甚至走下坡路的。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要说的历史规律，可以做为解释中国历史变化的角度之一。

这个历史规律，用到现代也是相通的。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经济层面的大一统，于是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形成合力，虽然不怎么富裕，但举国一致，不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后三十年实行了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的政治属性减弱，幸福指数直线上升，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代价就是举国一致不再存在，各种内耗都出来了。

当然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着先后继承关系，不能互相否定，这篇文章也不是要评价前后三十年，只是聊个历史规律罢了。

至于以后如何在国家政权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持久的平衡，并提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理论，凝聚人民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相信，这种事就和算法似的，只要有大量的案例、经验、事实投喂，终究是可以做到的。

毕竟现在的生产力和古代的生产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应该比古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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