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规训和说教的偏执爱好，是张朝阳和王石那一代人身上的一种集体意识_风闻

【本文来自《年轻人可以熬夜吗？外卖都是过度处理过的垃圾食品？张朝阳、王石对谈，你赞同谁？》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这不是张朝阳和王石两个人的问题，是那一代人的问题，他们对规训和说教的偏执爱好是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一种集体意识。

他们特别喜欢用自己从人生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一套处世哲学来规训年轻人，希望把年轻人变成他们的复制品，但他们意识不到一个问题，他们的人生经验是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历史条件放眼全世界你也找不出第二个，从这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提炼出来的处世哲学是毫无用处的。

至少是不具有普适性的。

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诸如集体化，文革，下乡插队，计划经济，凭票供应，知青返乡，改革开放，价格闯关，下岗，恢复高考，全民下海，入世，接轨，金融危机，楼市爆发，从农业人口超过八亿到农业人口不足两亿，从人口过剩到人口负增长，从绝对匮乏，一切都供不应求到一切都相对过剩等等等等，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是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你把其中哪一件单独拿出来在历史上都是百年一遇的偶发性事件，但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他们在自己短短几十年的人生中把这些事情全都经历了一遍。

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集中发生在几十年中，而这几十年占据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他们把这种变幻无常的社会视为一种常态，并认为从这种状态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准则，这虽然愚不可及，但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大概来说，他们那一代人有三个特点：

1.漠视制度和法律，喜欢把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挂在嘴边，对潜规则的崇拜胜于明规则，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他们那代人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很多时候是全盘反转和180°大转弯式的，比如倒买倒卖，一年前还是明文规定要坐牢的投机倒把罪行，一年后就成了被支持和鼓励的搞活经济，致富光荣，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这种全盘反转式的大变革在他们的人生中属于常态。

在这种环境下，人很难对固定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的社会规范产生任何信任，因为谁知道下一秒会不会又全盘否定走向另一个极端呢？这就导致他们对制度和法律极度漠视，而对人情往来这类在明文规定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依然能够稳定发生作用的潜规则顶礼膜拜。

毕竟在他们那个一日三变的时代，相比较白纸黑字的法律，确实是人情要更靠谱一些，比如王石津津乐道的他的发家故事，赊了一车玉米倒卖赚了第一桶金，他之所以能在当年那个环境下从铁老大嘴里抠出车皮来发家致富，是因为他在铁路系统里的亲戚关系，在这种环境下，你让他如何不崇拜人情往来而漠视法律法规呢？

2.迷信主观能动性，忽略客观条件，唯意志论非常严重。

社会形态变幻无常，客观制约条件每时每刻都在消失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成了唯一的胜负手，或者说唯一一个可以让他们在变化无常中找到自身价值的锚点，是一个复杂公式中唯一的常量，所以，他们对此极为迷信。

这种迷信是世界观层面的，它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信仰，他们骨子里实际上是坚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再加上幸存者偏差，活下来还混的不错的人都是靠在主观能动性方面投入了足够多的努力，至于那些即使已经非常努力但依然没有获得成功的人的意见则无人关心，于是他们被裹挟进了自己亲手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坚信成功来自于主观意图，而非客观条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把机会当本事，把风口当能耐就是这么来的。

3.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生活和工作之间没有明确界限，所以他们对他人的私生活没有距离感和边界感，喜欢干涉，介入，参与到其它人的私人生活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极其热衷于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指手画脚，做灵魂导师，搞人生相谈。

他们的那个年代，人是在集体中生活的，城市户口有单位集体，农村户口有生产队集体，集体关系深度介入到人的私人生活中，工作和生活高度重叠，人与工作环境是一种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谈个恋爱都要组织批准，一切形式的人际关系都具有准官方性质，都被纳入到集体环境中接受评估和审视。

比如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家庭关系出了问题，往往会诉诸于“闹到单位上”这种方式，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路径依赖，主要是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家庭关系依附于集体关系，家庭是工作的一部分，私人是集体的一部分，闹到单位上实际上是让家庭关系接受集体的审视和评估，以此获取博弈优势的一种方式，之所以热衷于闹到单位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闹到单位上真的有用。

他们把那个年代这种个人生活与工作环境之间缺乏明显界限，私人关系和集体关系高度重叠的特殊社会状态留下的观念带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干涉，掺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偏执。

他们自认为居于领导位置，在组织关系和集体关系中居于上位，因此潜意识里总是认为自己有资格有义务去其它人的私生活吗，毕竟要是不这么做，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背离了自己过去几十年来的人生经验，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转变，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痛苦的。

积极的去干涉和介入他人的私生活，去好为人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缓解自身痛苦的过程。

真正要解决他们那一代人的问题，靠说服和讲理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对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世界观是抱持着一种近似于信仰的态度，信仰这个东西和理性无关，和逻辑无关，和事实判断无关，信仰只关乎虔诚。

这实际上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只能等他们这一代人随着时代逐渐消散，凋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种状况才能有所改善，在那之前，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最多只能尽可能降低他们的指手画脚带来的附带损失，把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同时避免传染上这种思想流毒，形成社会危害的代际传播。

唯一令人担忧的是，等他们这一代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不知道时运还会不会给我们机会，这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