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土耳其学者，还她执教的中东技术大学更进一步学习了突厥史”_风闻

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罗新  

      惶恐地呈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与内亚史（Inner Asian History）的交叉领域学习心得的小结。书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为名，“中古”是中国史分期一般用法中的中古（medieval）阶段，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族”即北方民族，主要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名号”则主要指政治名号（political titulary），以及从政治名号衍生出来的其他专名（proper names），如人名、地名和族名，等等。专名及政治制度是北族史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问题，但过去的研究分属于并往往各自局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guistics）、语文学（philology）和历史学等不同的领域。我的兴趣和目标都是历史学，但我愿尽力跨越这几个领域之间的围墙，了解和学习其他领域，特别是所谓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的成果，努力把中国中古史有关北族的史料，置于内亚史的背景中重新认识。本书所致力分析的北族政治名号，就是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才显现出自己的价值。

      我相信，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进入历史学研究范畴的北方民族，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集团，而不是通常理解的一个又一个在“种族”意义上彼此区别的“族群”。只有把所谓民族理解为政治体，我们才不至于深陷在古代史料所布下的有关起源和迁徙的迷魂阵里难以自拔，才有可能填平民族史与一般历史之间的鸿沟。为真正说明这一理解对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需要在许多方面做许多工作。以中古北族的政治名号为对象所进行的这些专项分析，只是我们的尝试之一。

      本书的基本方法是对中古北族的政治名号进行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一个完整的北族政治名号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比如毗伽可汗，“可汗”无疑是一个制度化了的政治职务，“毗伽”则是一个修饰性的美称。我们把职务部分称为“官称”，把修饰性的美称部分称为“官号”。任何获得一个政治职务（官称）的人，都会同时获得只从属于他个人的、与官称一起使用的官号。政治名号=官号+官称。官号使官称的获得者具备了唯一性，因而官号就具有了与“姓名”一样的标志个人身份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官称代替政治人物的原有名字（或前一个政治名号），成为他的新身份标志。其中一些领袖人物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逐渐变成他所领导的政治体（部族）的名称，即史籍中的族名。同样的道理，这些政治名号还会沉淀在地名等其他专名上。因此，对这类名号的研究就可以使中古北族史原本十分有限的史料得到拓展。

     《北史》解释柔然官制中的官号传统说：“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通典》也有一段有关突厥名号的重要记录：“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

       与柔然的官号致力于表达官员个人的“行能”相同，突厥官号也是为了反映官员个人的形貌或气质特征，具有本质上的个别性、独一性。虽然对于柔然和突厥汗国已经进入高级形态的政治发育水平来说，这种描述并不那么洽切。《魏书》记道武帝建国时期的制度特征，有一段过去没有被准确理解的话：“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意。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

      其实这并不是道武帝时期拓跋制度的特有情形，而是拓跋鲜卑以及其他北族共有的古老传统。“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即柔然之所谓“行能”，也即突厥之“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这些出自华夏人士的观察和叙述，虽然未能精确传达中古北族制度传统的基本精神，但毕竟突出了北族制度中那些明显不同于汉魏制度的地方，对于我们理解中古北族的官号、官称的传统，是有很大帮助的。

      官号与官称都源自早期政治组织（较低级政治体）的名号，这种名号是真正表述和标志个人“行能”的称号，完全依据个人的人格特征、形貌特征或功德经历，只与个人相关。原始政治体的政治性称号是繁杂丰富的，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专属于他个人的称号。随着政治体的发育（主要体现为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管理的复杂），其中一些称号会凝固下来成为制度化的官称，而配合官称使用却仍然保持早先的“专属”性质的，则是官号。当然，被反复使用的官号也会有一部分凝固下来变成官称，而已经成为官称的名号也有可能会保留其美称性质，在某些场合被用作官号。无论如何，官称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并且较为稳定，而官号则数量较多而且很不稳定。早期官号较为单一的情况也会随着政治体的发育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官称可能会与一组复杂的官号配合使用，但可能出于实际使用中的方便简洁的要求，事实上一组复杂的官号中只有其中某一部分会具备身份标志的功能。例如，根据暾欲谷碑，暾欲谷的名号全称是Bilge Tonyuquq Boyla Bagha Tarqan（毗伽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其中达干是官称，其余都是官号。但从碑文来看，只有 Bilge Tonyuquq 是暾欲谷用以自称的名字，而在汉文史料中，更是只有“暾欲谷”发挥着人名的功能。一长串复杂的官号中，被凝固下来成为标志性符号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正是运用这样的名号分析方法，本书各部分的写作才可能进行。但仅有这一方法还是不够的，尽可能地了解和学习国际阿尔泰学的相关成果是本书的另一个基础。提到这一点我首先要感谢土耳其学者涂逸珊（İsenbike Togan）教授。她于2004~2005学年来北大访问，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主持了“古突厥文暾欲谷碑研读班”。在她的鼓励和具体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土耳其文和古突厥文，而且还在2007年到她执教的中东技术大学（Orta Doğu Teknik Üniversitesi）讲授“Inner Asia and China”的课程，更进一步学习了突厥史。这些学习给了我粗浅涉猎国际阿尔泰学所必需的信心和勇气，其结果则是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当然直到现在我对阿尔泰学也谈不上入门，也许将来我也无法达到入门的水平，但是哪怕是十分粗浅的涉猎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虽然我对自己并不真懂的阿尔泰学充满敬意，但就中古北族史的研究来说，我很想强调对汉文史料进行深入解读的重要性。古代内亚史最重要的史料就是汉文史料，而掌握汉文史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使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国际突厥学界，还是在国际突厥史学界，尽管汉文史料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人否认过，但研究中的确存在着更依赖古突厥文碑铭的倾向。出现这种倾向固然有学科属性的内因，但也与汉文史料的难以掌握有关。或许以护雅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能够取得卓越成绩，就是因为较好地掌握了相关汉文史料。中国学者如果不能发挥出掌握和解读汉文史料的天然优势，那么在这个领域就难以做出真正的成绩。我自己是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本书虽然涉及汉唐，但重点还是魏晋北朝。而我能够较多地使用魏晋南北朝史料，全拜近二十年来田余庆先生和祝总斌先生两位恩师的教诲。特别是田余庆先生十多年前开始思考北魏早期历史（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拓跋史探》），我有机会观摩他的研究过程，这对于我重新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族问题及相关史料，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提高。

      我开始关注中古北族问题以来，得到很多师友的指点和鼓励，其中王小甫、吴玉贵、荣新江、刘浦江、罗丰、张帆等，更是我经常请益求助的对象。本书各章基本上曾以论文形式单独发表，在论文的构思、写作和修改中，他们都提出过宝贵的批评意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古史方向的研究生有很多是我这些篇章最早的读者和批评者，他们的批评对我的意义之大恐怕是他们自己不太了解的。显然在这里尽数罗列那些对本书写作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的姓名，是容易造成这篇“前言”布局失衡的，因此我把感谢的话埋在心里。当然我知道，我这本小书并不足以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但我宁愿给出远在未来的承诺，但愿今后的工作配得上那些温暖的友谊和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