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正在摧毁农村，为什么赌博是乡村社会之癌？_风闻

近日，一篇《赌博，正在摧毁农村》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刷屏。文章作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呈现了中部地区某乡镇农村的赌博产业链，最后发出了“赌博是乡村社会之癌”的慨叹。

以下为全文

社会之癌：一个乡镇的赌博业调查

吕德文

笔者有几个至亲，家庭都因赌博而闹得鸡飞狗跳。每到年底，冷不丁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上门催债者，手拿几张欠条——里面字迹潦草、错别字连连，实在让人堵得慌。或许，很少有时代像如今这样，赌博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在笔者调研过的多数乡村，“赌博”在最近十余年间已实现去污名化，乃至于和日常娱乐活动纠缠不清；“赌徒”也不再是败家子的同义词，反而被赋予了胆大、豪爽的正面意义。笔者有一个表哥，因在赌场上极其豪爽，一诺千金，所欠赌债说几时还就几时还，竟因此而获得好名声，当上了村主任。然而，因赌博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例，却更为常见。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乡村的赌博业态，虽非易事，却是大事。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01. 乡村赌博业态

我调研的乡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总人口不到2万，共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因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较少，且无任何工业，乡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至本世纪初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如今生活在乡里的，以中老年人及小孩为主，以及少部分在家带小孩的年轻留守妇女。因此，该乡可谓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在家务农补贴家用。

尽管该乡几无生产功能，集市经济却甚为发达。除了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街上全是为乡民“现代生活”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服装店、理发店，甚至于养生馆、五谷杂粮配方点、蛋糕店、快递服务点等，一应俱全。不过，最大的产业当属“赌博业”。

根据笔者的调研，该乡的赌博业态如下表所示：

当地的赌博业主要有三种形式：

1、茶馆

准确地说，当地人所称的“茶馆”其实是麻将馆。笔者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单单是在集镇，就有近30家麻将馆。而通常每个村，甚至于每个自然村的小商店，都兼营着麻将馆。如此算来，全乡的麻将馆大概在100家左右。

茶馆的规模不等。一般而言，集镇上的有七八上十台麻将桌，村里的有三四台麻将桌。当地麻将的玩法简单、节奏快速，极易胡牌。每人十三张牌，行牌时只能碰或者杠牌，不能吃上家的牌；胡牌只能自摸或抢杠。一般而言，可以事先约定奖码，每奖一个码翻一倍。根据胡牌大小，当地麻将馆分为三个等级：（1）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盘输赢可在几百上千元；（2）打中牌的，胡牌一般为5元或10元，每盘输赢在几十上百元；（3）打小牌的，胡牌为2元，每盘输赢只在十几二十元间。集镇上的30家麻将馆，打大牌的只有1家，打小牌的只有5家，绝大多数皆是打中牌的。

不同等级的茶馆，其消费人群有显著差别。打小牌的均是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在集镇上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年龄较大，因带小孩的原因，自己也无收入，靠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妇寄钱回来，几无财务自由。这些人打牌纯粹是为了消遣时间。打中牌的则基本上是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其中，大概有一半的消费者也是在集镇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们。只不过，他们多属于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可能因有积蓄，或家里还兼有副业，故而生活开支并不完全依靠儿子儿媳妇的务工收入，有一定的财务自由。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日常生活里并无财务自由，却经不住诱惑而超前消费，由此闹出的家庭矛盾数不甚数。

打大牌的多是那些在集镇上做点小生意，有一定收入却也谈不上大富大贵的中年男子。他们有一定社会接触面，有些许“面子”，却往往经不住茶馆老板的拉拢以及狐朋狗友的怂恿而踏入大茶馆，深陷其中直到不堪承受。

在一般乡里人的认知中，茶馆是当地人常规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多数人并不认为其具有赌博功能。但是，在“赌博”和娱乐之间，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比如，打大牌的茶馆，普通乡民都认为那是赌博场；但茶馆老板及参与者并不一定认同。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对于大部分有财务自由的乡民而言，也算是一个合适的娱乐场所，但如果毫无节制地沉迷期间，其实也算是彻彻底底的赌博心态了。惟有打小牌的茶馆，几无乡民认为它是一个赌博场所。

2、地下六合彩

六合彩在乡里也甚是普遍，其覆盖人群甚至比“茶馆”广，可谓是老少咸宜。说是“地下”，主要是从法律意义上界定的；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它是再公开不过的赌博形式。每个乡民都可以在邻居、亲戚、朋友那里轻易地找到“码庄”。再不济，就到村里的商店去，它们不但兼营着茶馆，也兼着小“码庄”的生意。集镇里别的商店不会做这个生意，但“茶馆”做地下“码庄”的生意却是再正常不过的。

在十多年前六合彩刚到该乡时，乡民们的积蓄很是被扫荡了一番。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赌博，但奇高的“回报率”却让人欲罢不能，人们总是幻想着自己是一夜暴富的那一位。久而久之，哪怕是曾经一夜暴富的彩民，也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人们终于还是不再指望玩过大庄家。但六合彩似乎也有了莫名其妙的极具乡间特色的娱乐功能。一些电视节目，如央视的天气预报、动画片及美食节目，在乡间有极高的收视率。彩民们天天盯着这些节目，希望从节目细节中寻找到有关“特码”的“玄机”。一旦有所发现，就相互探讨，确定一个（或一串）最“准确”的数字下注。如某位彩意外连续猜中两三期，他必定会成为乡间名人，一大堆粉丝跟着他下注。某种程度上，“运气”这个飘忽不定的东西，竟然在六合彩中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个老人80岁去世了，其子孙立马会联想到下一期的开码数字必定和8有关。果真中了，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现如今，大部分乡民都将六合彩当做“小赌怡情”的节目，一周开奖三次，节奏刚好，算是日常生活中有了个共同话题，人们也有个“盼头”。但是，每年总还是有几个乡民因赌六合彩而弄得倾家荡产的。

3、赌场

乡间有两个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个大混混经营着大茶馆，不定期地在其茶馆组织超大规模的“局”，如50元或100元开胡。还有一个则专门组织“八点场”，运用乡间所称的“龙虎斗”（老虎机）和“掐八点”（推牌九）组织赌博。

超大无比的麻将局，当然不会常年进行。一年也就那么三五次，每次个把星期。大混混每次“组局”时，都亲自上门邀请那些目标任务去他的茶馆玩玩。那些有点小钱、平常本来就喜欢打牌中年男子，多半以为这么大的“人物”邀请，真是有面子。结果，一旦进了别人的“局子”，总得输个几万块钱，有时还欠一屁股赌债才算完。这个大混混也甚是大方，凡是向他借赌债的，要多少给多少，根本就不怕这些赌徒们还不起或故意不还。

“八点场”也是一年组织几次，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却未必有隐蔽性，因为普通民众都知道），每天打一枪换一炮，或在这个混混自己家中，或在别人家中；或在街上、村中某户居民家中，或在山头野外搭棚。由于资金规模大、参与人数多、输赢变化快，甚是适合赌徒的需求。以“掐八点”为例，一个人坐庄、三个人摸牌，另有参与者可以在庄家之外的任一家下注。只要庄家愿意，下注人数不限。该乡的“八点场”几乎是赌徒们的狂欢，规模一般在几十上百人之间，有积极参与的，还有纯粹是看热闹的，每次赌资都有几十万之多。

02. 乡村赌博的灰色产业链

在我调研的乡镇，赌博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面，处于高端的是两个大混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消费”及服务标准，其组织性也较强；处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及各个码庄，他们是乡村赌博业的中流砥柱，为赌博的去污名化、培养基本“赌徒群众”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处于低端的，则是那些数量不多的小茶馆，客观上为赌博生态的塑造提供了掩护。

两个大混混在组织赌场方面都可谓是轻车熟路。他们风格有异，危害程度却差不多。组织大麻将局者，在乡里人的形象中是一个“乡绅”，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组织的牌局也甚是“文明”，感觉就是去一个高档会所。笔者在调研期间，从未听说过其在乡间耍过什么黑招，却所有人都对其敬畏有加，谁都可以感受到其温婉笑容背后的杀气。只要是在乡间有点社会接触面的人，只要受其邀请，多少得给其“面子”。如果不去其赌场玩玩，甚至都觉得是在驳这个大混混的“面子”，就怕哪一天会被其下阴招。因此，乡里人明知其组织的是鸿门宴，却也得装得很高兴的样子前去“送钱”。

组织“八点场”的大混混，则风格迥然，其霸道、阴狠是写在脸上的，其血债累累也是众人皆知的。以至于，笔者的调研几乎不需要多“深入”，在乡里随便问几个人都可以说出其故事之一二。2016年，一村民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共7000元，被几个混混拖至债主家中非法拘禁、暴打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此人被发现死在了他自己家。乡间流行两个说法，一是说此人被逼无奈喝农药自杀而亡；还有一种说法是，此人是被黑恶势力暴打致死。只不过，这个村民在乡间无至亲，唯一的一个弱智女儿远嫁外省，根本就无力追求其死因。因此，此人死了白死。2015年一年即有两起恶性事件。一妇女也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被逼无奈躲在一个山头两天，最后在山上自杀身亡。乡政府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让其丈夫及小孩吃低保。在这起事件过后，又一位乡民被高利贷所逼，自杀身亡。其家人将死者棺材拖至乡政府门口讨说法。派出所出面调解，让债主赔了17000元，乡政府再“人道主义救助”了4万元，终于息事宁人。每次死一个人，乡间茶馆即被勒令停业整顿一周，乡里人早已见怪不怪，戏称是全乡所有赌徒为死去的赌徒默哀一周。

但就该乡的赌博业而言，他确实做得很是成功，几乎达到了企业化运作的水平。一个成功的“八点场”，需要符合几个要件：

（1）安全。就乡里人的认知而言，无论是赌场的组织者、提供场所者，还是参与者，都知道他们在从事赌博活动。因此，保证赌场安全，有效防止公安机关打击，是成功的前提。就安全要件而言，它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场所的安全，不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开设赌场，可以大大提高隐蔽性；二是现场秩序，一个合格的赌场，既要在合适的地点安设明哨、暗哨以防止公安机关的打击，又要有足够的力量防止现场有人闹事。进过赌场的人都知道，赌徒们的心态大多不会好，输赢都会影响心情，相互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因大打出手而惊动派出所的情况，并不是没发生过。因此，防赌徒闹事和防警察出警一样重要。2013年就出了一个意外，两位赌徒在“八点场”大打出手，结果还闹到了法院，当事者被判刑事拘留。幸亏相关部门没有进一步挖掘案中案，没有牵扯太多人，大混混算是虚惊了一场。

（2）组织。该乡的“八点场”之所以屹立多年而不倒，关键还在于这个大混混有一个成熟的运作团队，对组织赌场可谓是驾轻就熟。其核心圈有五六名小混混，这些人负责赌场的设备、坐庄、放贷、安保、服务等等，各司其职、各得其利。外围还网罗了不少协助者，如乡间的多名“摩的”司机，就兼职帮忙网络赌徒，除了赚取正常车费，还可以向组织者讨些“抽红”。当然，那些愿意提供场所的居民，每晚可以“抽红”几千上万元，也是积极的合作者。

（3）赌资。赌徒心态都是想用最少的钱去博取庄家的钱，因而身上都不会带很多现金。可正常情况下，多数赌徒肯定会血本无归。为了让赌局维持下去，提供资金周转就是必要的一环。而赌场上的周转资金，一般都是高利贷。在“八点场”上借钱，条件可谓苛刻：借1万，只能拿到8000赌资（2000元算是利息），且要求当晚还清；不能还清者，则每天再加500元利息，一月一结。提供高利贷既是活跃赌场的必要条件，又是混混们谋取利润的主要来源。通常情况下，这帮混混在组织赌场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赌场关闭时，主要工作即变成是收贷。回款差不多了，下一场赌场又可以开始了。

（4）利润。赌场的利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正常的赌博输赢（或“抽红”）；二是高利贷。组织者既可以自己坐庄，也可以不坐庄。如果是自己坐庄，则可以从赌桌上获利。赌场上总是有输有赢，但终归是庄家赢。这是因为，庄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杀牛”（出老千），但赌徒却无游戏操控权。哪怕是从运气的角度上说，由于庄家的资金雄厚，可以坚持到他认为可以到此为止的时候，但赌徒却不可能。组织者也可以不坐庄，而是通过“抽红”来获利。客观上，这些大混混真正赚取的利润，主要源自于高利贷。而放贷、收贷都需要一些技术。最关键的是，要了解每一个赌徒的家底。死赌烂赌者一般没什么家底，只能放个几千块钱，他通过打工就可以还清；而家里有一些生意，或子女、配偶可以依靠的，可以多放，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收贷也要很讲究，最好可以用平和的、商量的口气让赌徒按时还贷，如到了还贷时间就约他去县城某个宾馆聚聚，直到他找遍自己的关系还清贷款为止。退而求其次，就骚扰其家人，时不时上门去催债，说一些狠话，直到其家人烦不胜烦替他还了。再不济，就耍点暴力，折磨其身体和意志，欠债总是要还的。当然，对那些实在无法还债的死赌烂赌者，狠狠地教训，让众人所知也是可以的。2017年春，一位赌徒被这个大混混的几个马仔挑断了脚筋，至今未能痊愈。甚至于，如上文所述，逼死人也是常有的事。

赌场之存在，是以休闲娱乐之茶馆为基础的。乡里赌场之盛、组织者之明目张胆，实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让赌博寄生的合适社会生态：（1）以茶馆及六合彩之覆盖面，使得乡里人对赌博的接受度极高。尽管人们对赌场及茶馆之本质区别还是很清楚的，但在茶馆不劳而获的体验，与在赌场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码”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态，并无本质区别。这也就可以理解，乡里只要开赌场，总是可以吸引众多乡民参与、观望。哪个人在赌场赢得多、或买中了六合彩“特码”，立马会传遍全乡，羡慕者有之、求教者甚多。（2）本质上，茶馆为赌场培育了基本的赌徒群体。赌场从不缺客源，茶馆的存在居功至伟。如果说茶馆是赌徒们日常生活的蓄水池，并让其保持了赌博习惯的话，那么，赌场就是泄洪区，积蓄日久的赌徒心态，可以从赌场中找到更大的刺激。久而久之，乡里的赌场看似是不定期的，但其实其开设时机非常有讲究。春夏秋冬，避开农忙，总要在每个季度的农闲时期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开办一下，且每次就一个星期左右。（3）茶馆培养了一种畸形的消费习惯。茶馆间的竞争甚是激烈。为了吸引顾客，各个茶馆绞尽脑汁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而今，大型一些的茶馆，其服务标准是：为打牌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午餐（午餐按照当地待客的最高标准定制）；免费提供茶水；车接车送；如有小孩，茶馆可负责照看。一些茶馆为了吸引顾客，甚至进门即发5元红包。久而久之，茶馆成了很多乡里人的第二家庭，茶馆承担了诸多家庭功能。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时分，就拖儿带女找个茶馆消费去了。不少在集镇带小孩上学的家长，根本不用自己做饭，小孩放学了直接到茶馆即可。生活甚是惬意。这种营销模式，和赌场如出一辙。那些“八点场”，对所有到来的赌徒，无论其是否参赌，都报销车费、进门即发20元（或一包烟），赌场内好吃好喝招待。乡民们甚是享受茶馆及赌场制定的服务标准，以至于每个人都默认了“顾客就是上帝”的宗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讲究，吃好、穿好、玩好，是很多乡里人的潜在意识。

03. 赌博是乡村社会之癌

我所调研的这个乡镇，曾经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村。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仍然保持了农民本身，勤劳朴素且严于律己，基本上都是“活到老、干到老”，不愿意给后辈增加负担。绝大多数老人会自己安排好老年生活，包括准备好自己的后事。甚至于，相当一部分老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不给后辈“添麻烦”为原则，选择自杀身亡。老年人的高自杀率，或许是传统农民优良品质的表现，却也可以说是现代农民不负责任的结果。当地很早就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在抚养、教育子女方面，负担并不重；再加上老人仍秉持传统价值观，不用他们背负太多赡养老人的责任，造就了一个新旧交替的生活世界。

其核心是，当生活小康时、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时，如何安置农民的生活？客观上，有效安置生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传统农村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绝大多数农民多少闲暇时间；有那么一点闲暇时间，也是在节日的公共生活中度过。其结果是，赌博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少数无钱的“烂赌鬼”，也会招人唾弃。他们是乡村道德世界中的“败家子”，“光棍”。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时间为流水线所控制，闲暇（假日）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因此，大部分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恰恰是处于物质丰裕时代的已经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安置生活成了大问题。他们不再受流水线的控制，却早就被卷入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名义上已经返乡，农业却早就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

于是，一大批人寄生于赌博场中：聪明者从中牟利，普通者及时行乐，失败者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它将社会中最赤裸裸的两极分化呈现于人们面前。以至于，乡民们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种对权势的畏惧感。那个开茶馆的大混混，只要办喜事，乡民们便争先恐后地上礼；街上给乡民们打声招呼，乡民们也会觉得很有面子。另一个逼死多条人命的大混混，人们心里虽有怨言，且从不敢招惹，就怕哪一天被他报复。就在笔者下笔的前几天，他竟然得意洋洋地到各个茶馆“宣传”中央最新精神：“像我这样的（组织‘八点场’），是要被抓起来的；（我已经不干了）你们竟然还在明目张胆地开茶馆”！看来，就乡村社会而言，聪明者终归是聪明者，至少审时度势的能力要比一般人强。

事实上，赌博已在慢慢腐蚀当地政治社会生态，一种赌徒心态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农民幻想一夜暴富，早已习惯于及时行乐，不劳而获也是普遍的意识形态。出入茶馆的那些乡民，无论其实际消费能力有多少，消费支出的标准却不能下降：烟总是要抽好的（普通人都要抽25元/包的，稍微讲究一点的得抽30元/包的）；饭也要讲究（当地流行钵子菜，在茶馆一餐不少于6个钵子）。当地很早就与城市“同工同价”，如多年前建筑小工即达到120元/天，却经常招不到工，人们普遍认为干这种活不划算、没必要，还不如到茶馆打牌挣得多。

其结果是，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丧失了价值评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甚至于无聊者还拿这种事当做谈资，调侃茶馆关门歇业是全乡为其志哀。至于茶馆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比如，2016年发生了一件传遍全乡的丑闻。一位在家带小孩上学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馆赌博，入不敷出，不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寄回来的人情钱，还不断编排各种理由索要儿子儿媳妇的血汗钱。这一年，儿子儿媳在家的新房落成。乔迁之喜时，竟然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前来道喜。事情败露，儿媳妇气得当下即把招待客人的食物倒向鱼塘，第二天即返回广东。还有不少留守家中的中年妇女，打牌之豪气远超男子。有一个女子，曾在茶馆连续奋战五天五夜，期间连脸都没洗一回。一年以后，欠乡里的各个茶馆七八万。自觉无法再在乡里立足，竟然抛夫弃子跟一位同样欠了不少赌债的单身汉到广东去做同命鸳鸯去了。只不过，刚刚传回的消息是，此女到了广东仍秉性不改，不仅不做事，仍是非常豪爽地买码、打牌，已欠十几万赌债，害惨了一同私奔的男子。

赌博也侵蚀了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公信力。笔者在调研该乡的赌博时，意外发现早有乡民在当地网络论坛上举报该乡甚为繁荣的赌博业。每次当地政府都认真回复。如一个回复说，派出所经过暗访，这些茶馆基本上都是休闲娱乐性质的麻将馆，并无赌博发生云云。举报者、旁观者当然不服，一大堆抨击基层政府不作为的留言接踵而至。就笔者的调研而言，基层政府的反应符合一般逻辑，却未必是全部真相。

从公安机关办案的角度上说，赌博认定两个关键要件：（1）组织者是否以营利为目的；（2）数额是否巨大。两个要件的认定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就乡里的几个赌博形式来看，除了“八点场”完全符合这两个要件（甚至还因涉黑原因而远超这两个要件），以及六合彩因“地下”之原因，可以认定为是赌博性质外，其他形式都多少有点争议，也易于让人钻空子。比如，超大麻将局的组织者，就主观动机而言，确定无疑就是赌局。但是，其使用的赌博工具（麻将）是一个常见的娱乐工具；也在茶馆这个“正规”休闲场所进行；甚而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借再多的钱出去也不收利息；他本人是乡里最大的混混，却从不对乡里人采用涉黑手段。说白了，这个赌局在形式上和那些普遍存在的打中牌的麻将馆并无区别。

而如果按是否“抽红”这个营利方式作为定性标准，则可能殃及一大批那些打5元麻将的茶馆。从主观动机看，绝大多数参与者，甚至于包括组织者，都无心从中获取“不正当”的利润，休闲娱乐的性质要明显得多。甚至于六合彩，它虽然是“地下”形式，但参与者众。久而久之，制裁那些大、小码庄是可以的，但基本上不可能追究买码者。

对赌博业的治理和打击是两码事。一般而言，打击是专门机关的职能，党委政府并不参与。因此，乡间赌博业的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乡镇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专门机关打击农村赌博行为，存在非常大的技术困难。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无足够的警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甚至于，单单“八点场”和麻将局，派出所也没有足够的警力和能力进行打击。派出所能做的是，只能对那些茶馆进行阶段性排查，并时常告诫经营者不要越界，将其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公安机关的工作出发，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一些有经营头脑的茶馆老板，给派出所长送点小礼，请其在必要的时候提前打声招呼，也是常有的事。类似“微腐败”，也没有不透风的墙，更增加了乡民们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

如欲有效治理，则必定涉及到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甚至于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我调查的这个乡镇，几无公共娱乐活动。一年一两次的庙会，也仅仅是高龄老人的娱乐方式，中青年并不参与。而有钱有闲的恰恰是那些中年人，以及在家带小孩的年轻妇女。尽管现代社会的私人生活已经不适合公共权力干预，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却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闲暇并不完全属于私人事务，而是一个公共性极强的事务。乡间这几年兴起了广场舞、腰鼓队等娱乐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也对针对大操大办等做了些许移风易俗的工作，但从治理赌博这个社会之癌的角度上看，还差太远。

赌博是社会之癌，它与乡村衰败、道德滑坡、法治不彰、权力腐败等都有密切关系。赌博业或许是很多农村地区最大的第三产业，其参与者之多、利益相关者之众、产业链之长、创造的GDP之大，都是别的产业难以望其项背的。这增加了其治理难度。安置好农民的生活，让其有更为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才是有效打击农村赌博的治本之道。（完）

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后，原文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吕德文教授接受了腾讯新闻知识万象的采访，他谈及了研究农村赌博现象的缘起、赌博泛滥的根源、地方基层治理的困境以及解决农村赌博问题的措施等话题。

以下为全文。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农村赌博现象的？最开始的缘起是什么？

**吕德文：**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大概从2005年开始我就做田野调查了。赌博这个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很普遍。最开始我没有刻意去调查赌博现象，但是每次去田野调查的时候都会碰到。

这篇文章的缘起是2018年春节期间，我在湖南的一个乡镇过年。这个地方的“茶馆”比较多，所以我就趁着寒假时间做了一个专题调研。关于赌博，我在其他地方的调查过程中也碰到过，有一些思考，最后借着这篇文章都表达了出来。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在调研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危险吗？

**吕德文：**很多人对基层黑社会组织的认识，大多是想象出来的。基层的团伙一般都达不到黑社会性质，就是地方上的一些混混。那种组织化、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我都没有碰到过。一般情况下这些局都是几个人合作开起来的，在农村里也很正常，都是熟人关系。所以危险的时刻基本上没有。加上我也算半个本地人，进入这些地方都有熟人带，他们就不会过度警惕。

另外，我们做社会调查有一些职业规范，不能因为你看到了什么不好的现象转身就去举报。只要没有涉及到一些基本的底线，比如危及人身安全，一般来讲，我们还是把它当成社会学一个客观社会事实去看待。我们真正干预某个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赌博，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件事情客观呈现出来，并且分析透。这么做也避免了一些风险。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这篇文章最早是2018年发布的，你刚刚也提到调研时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2018年到现在你有做过回访吗？这个地方有没有变化？赌博还是很严重吗？

**吕德文：**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跟踪调研。那种非常明目张胆的大型赌场基本上都被打击了，尤其在扫黑除恶过程中，有组织的赌场犯罪活动基本上都被禁止掉了。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乡村社会的生态也好了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处于灰色地带的“茶馆”、麻将馆一直都存在，并且没有减少的迹象。所以我在那篇调查报告里面写的是，赌博是乡里面的一个产业，并且还可能是最为庞大的第三产业。到今天为止，这个产业越来越大，没有减少的迹象，整个经营方式越来越精细，这也反映出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态。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刚刚提到赌博是普遍现象，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区有差别吗？

**吕德文：**根据我的观察，北方的赌博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北方的农民比较吃苦耐劳，比较节俭，属于比较典型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你看北方农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基本上没有抛荒的地。农民把地种好了也要出去打工，基本上没有多少清闲时间。过年过节的时候要休闲，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赌博不构成北方农村普通人的日常。

但是在南方很多地区，休闲活动是农村社会里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尤其是两湖平原，“茶馆”的数量特别多。鱼米之乡从事的农业生产价值比较高，休闲时间也比较多。另外，这个社会也相对比较开放，不像北方很多农民，为了儿子结婚要拼命攒钱。南方地区的人不这么想。他也关心子女的成长，也为子女的发展提供支持，但是他们不会刻意委屈自己，不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赌博现象和地方的风土民情还是有点关系。

东南地区，比如福建、浙江，包括江西、广东等地，赌博也有，但是没有特别的日常化。这些农村有工业园区，一般人还是要上班，休闲时间相对来说比纯农业地区稍微少一些。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所以有钱有闲是赌博的重要原因吗？

**吕德文：**即使有钱，也需要其他一些机会，比如有足够多的麻将馆。像福建我调查的一些地方，当地派出所对麻将馆有严格的限制，你摆的麻将不能超过多少桌。前两年江西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禁麻令”。所以有钱有闲只是赌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社会提供赌博的土壤。另外赌博还跟风俗习惯有关。

我们说赌博在中国农村有普遍性，这个问题得分两个层面来看。准确地讲赌博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有些地区表现比较突出，有些地区表现比较轻微，极少甚至基本上没有赌博现象。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在文章中提到很多赌博类型，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传统，你有关注过新型的赌博形式吗？比如赌球，这些在农村里有吗？

**吕德文：**这一类型的赌博也很普遍，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身上。我调研过南方一个村庄，村里至少一半以上的90后参与过网络赌博，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陷入网贷暴雷危机。有欠20万的，有欠40万的，最多的欠300多万。

参与网络赌博的年轻人一般都没有稳定的职业。从学校毕业出来后他们就想一夜暴富又不愿意进工厂。想要创业，比如开个店，往往又失败，赚不了什么钱。最后就走上了网络赌博这条路。

这些赌博欠债的年轻人，家里如果还能支持，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帮他还债，但是要花很长时间。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要彻底退出网络赌博。

我访谈的那几个年轻人里，有几对小夫妻还不错，一起去工厂打工，家庭也得到了挽救。一般来讲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四五十岁，还干得动，有一定的家庭积蓄。父母没有能力帮忙还债的就比较惨，最后就跑去搞网络诈骗了。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在文章里提到赌博的人群是所谓的第一代打工人，赚到一点钱之后回到老家，有闲有钱，最后开始赌博，随着年轻人的长大，赌博存在代际差异吗？

**吕德文：**我2018年调研的这个中部乡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当地“茶馆”的主力就是中年人。中年人就是当地的年轻人。但是我刚才讲的南方村庄，因为当地有产业，年轻人可能留在当地，他就会参与网络赌博，有的也会进麻将馆。网络赌博有很多种，有赛车，有赌球，现实世界一切可以赌的工具网络上都有。中部乡镇的中年人一般不会去网络赌博，他也不熟悉。

某种意义上赌博是有一些代际传递的。父母喜欢赌的话，子女也差不多。我调研过一个对象，他的父母就是搞六合彩的，他出社会后也很会赌。赌博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加上他们懂得节制，最后也赚了，但这是极其罕见的。实际上大部分人，只要赌博，基本上不可能赢。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觉得农村赌博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吕德文：**第一个原因还是精神空虚。农村里面最合适的休闲方式就是打麻将。打麻将一方面参与性很强。另外它也是一种社交。整个休闲方式是比较全面的。开麻将馆的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吃饭、带小孩。这些在当地都是很常见的。当地人也非常舒服地享受这种休闲活动。

我调研的这个乡镇就是爷爷奶奶带小孩上学。孩子放学以后，就到麻将馆去找他们，甚至连吃饭都在麻将馆里解决。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出现了迭代，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变成现代的城市商业社会。这个转型的阶段其实是比较别扭的。一方面，我们接受了一整套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体体验，要有刺激感，还要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社会的经济条件又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没有办法去真正地享受健康有活力的现代生活方式。很多人在这种转型过程当中是无所适从的。

我在调查报告里用了“社会之癌”这个词。我觉得赌博确实是个毒瘤。这个毒瘤的产生跟地方社会的生态有关系。但反过来讲，毒瘤出现以后又会侵蚀正常的社会。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治理赌博难，有人说是人手不足，有人说是熟人社会，你同意吗？

**吕德文：**我觉得人手不足和熟人社会都不是原因。一个派出所管一个地方的街道，你要真管的话还是管得了的。熟人社会也不是原因。

核心的原因在于类似麻将馆和茶馆这样的场所不是特殊场所，不像宾馆和夜总会。所以从执法机关的角度来讲，执法的对象和执法的要件比较模糊。比如你打多大算是赌博？麻将馆放多少桌算赌博？至少在我的调查里各个地方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间一定存在边缘地带或者灰色地带。另外，还有时间节点的问题，比如过年期间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放开。但是有些时候，比如一年当中总有几次要对黄赌毒进行打击。这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方式。

我觉得一个社会完全把处于灰色地带的休闲方式禁掉也不合理，不可能也没必要。关键是要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能让它变成社会的主流方式。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还是要在田间地头和工厂里进行劳动的，只有少部分的时间可以去休闲场所休闲。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在生产和休闲之间应该有大致的比例或者规则。我们执法机关的潜在作用就是塑造一个社会运转的规则。

当然，基层党委政府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因为他可以从行政，或者纯粹从社会引导和倡议的角度来去做精神文明建设。比方说麻将馆里面，你打麻将可以，但是至少不能让小孩子去。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地方党委政府参与治理的话，要参与多深？需要负责到底吗？

**吕德文：**农村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赌博泛滥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的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已经没有了。过去丈夫出去赌博，妻子会跟他吵架，家庭矛盾就出来了。他的父母也会站出来说你这样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所以过去赌博虽然客观存在，但被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一些现实力量强约束。赌徒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甚至生活不下去。

但今天我们的社会，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变得多元，我们仍然认为赌博是不好的，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是赌博，什么情况下不是，大家的价值标准不明确。

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很难有地方性的强约束。一个人去赌博以后，最后只有他自己的父母亲会帮他，旁人都不会说什么。整个社会慢慢个体化和原子化了。地方性的社会力量很难对越轨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束，这种情况反而更加依赖于党委政府。

但是政府的介入并不是包办和代替，它实际上起的是一个兜底的作用。明明发现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你还不去干预，就会造成更多的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党委政府的介入确实有它的界限。假设这个问题没有危及到社会的正常运转，介入私人生活领域肯定还是要慎重一些。但今天我看到的大部分地方其实社会危机已经非常强，不介入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转型社会面临的一个困境。

理想情况下，社会问题应该让社会自己去处理，但是社会无力解决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甚至一代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我觉得良心上是过不去的，凭什么让他们去承担这个代价？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大众对农村可能存在截然相反两个印象，一个可能觉得农村都是岁月静好，山水田园，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农村都是穷山恶水，道德失序，你觉得哪个更真实？

**吕德文：**两个都离得很远，农村没有那么差，也没有那么好，不同地区的农村也不太一样。

你要说青山绿水，从环境上来讲，大部分地方的农村都做到了，因为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了，环境自然就好了。但是你要说社会秩序，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社会转型，地方性规范还比较强，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错，这个社会转型相对来说代价就会少一些。但是很多中西部地区是通过村庄空心化来实现现代社会转型的，这意味着它会出现断裂，社会问题就比较多。不单单是赌博，包括这两年大家都很关注的很多问题，比如高价彩礼，老年人自杀等等都比较严峻。

今天的农村，一方面，确实离美丽乡村有点距离，但是另外一方面比过去还是好多了。至少我们在物质条件上基本告别了贫穷，进入了小康社会。

腾讯新闻知识万象：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农村赌博问题？

**吕德文：**第一，农村地区需要有相配套的产业或者合适的工作机会。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否则这个社会是病态的。

比如中西部很多地区，年轻人都在异地务工，留下的中年人，其实还是劳动力。怎么样把农业生产条件建设得更好，让这些留下来的中年人能够从事农业，并且还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去打麻将也不愿意去种地，很重要的原因是种地收成不多，当地非正规的就业，比如打小工也不是很容易。从根源上来讲，解决社会上一些病态的问题，得让大家的时间能够有地方去，这个很重要。

第二，地方党委政府需要重视移风易俗的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比较反对赌博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的。我们还是要弘扬正确的劳动观和利益观，这个事情很值得做。地方党委和政府应该综合施策，多做一些倡导。比如儿童的保护，让他们远离赌博场所。另外，还应该为大家提供比较容易获得的公共文化生活，比如广场舞。

第三，要守住国家法律的底线，一旦出现非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