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辛迪加丨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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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

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1989年发表其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时，弗朗西斯·福山捕捉到了当年许多西方国家首都的气氛。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即“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已经到来，但很少有人能否认，他的口信引发了共鸣。在预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将迎来“不加掩饰的胜利”时，他既是在引导正在萌生的决策共识，也是在引导早已很大程度上成为学术界标准进路的一些主张。

二十世纪晚期的这一共识有赖于两座截然不同但相互增益的支柱: 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民主机制处在有利态势，其根深叶茂似已势不可挡。

人类在其存在的相当长时间里，受制于威权暴君和全然无法无天的状态。但自现代形式的民主被“发明”以来，这一理念就一直在世界各地传播。二十世纪，随着各路替代方案(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消耗殆尽，许多西方人的结论是，他们的模式最终会在每一个地方都所向披靡，甚至在很少或根本没有民主历史的地方，如中东，也会如此。普通民众会要求发声，哪怕是铁腕独裁者也会无力抗拒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

诚然，这一过程不会畅通无阻地展开。福山和其他许多有同样见解的人都明白，民主要赢得胜利，会耗时数十年，会涉及叛乱、革命、内战和整个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即令如此，历史的弧线毫无疑问仍是向民主倾斜的。

支持这一看法的人士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这一学派的信徒认为，经济增长实现之后，民主自然就会到来，而且，一旦一个民主国家变得足够富裕，它就永远不会被拉回威权主义。这些结论还鼓舞了古老的康德假设，即民主国家不会与其他民主国家开战。这样，一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世界将为国际和平和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创造条件。

从政治上讲，这样的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经济前景也同样乐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一种自由市场的原旨主义已在“高奏凯歌”的自由民主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毕竟，有清楚证据表明，市场经济的表现远远优于中央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国家显得更善于培育创新，也更善于提供人们想要的各类商品和服务。对许多人来说，得出如下结论似乎只是一小步: 市场越是更少受束缚，就越是可以更多形成创新和经济活力。

但如此论调不经意间忽略了如下事实：当其表现优于苏联时，美国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经济体。美国政府不只资助研究和开发，还为技术发展设定方向，由此积极支持了创新。强大的工会和最低工资帮助将一种互惠规范制度化，确保了工人的工资追随生产率一并增长，同时，财政政策通过从富人向穷人和中产阶级重新分配，确保了不平等受到约束。

反作用 

自那以来，反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意见广泛而普遍地存在。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对民主越来越不满，尤其是更年轻人群，他们表达了对左翼或右翼威权政权越来越多的偏好。眼下，在大西洋两岸，听到提倡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完全放弃经济增长的意见是稀松平常的。

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转向。相较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不可避免的看法，这些倡议背后的核心假设甚至更加冥顽不化。正如我自己的研究展示的那样，不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在最近几十年，民主国家的表现确实相当稳定地优于非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不只实现了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还为其公民(尤其是最不富裕的人群)提供了更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

这些效益是不可否认的，但它们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兴起不可避免。民主费时费力，维持它的程序又总会受到挑战。民主机制必定削弱精英和独裁者的权力，这些人进而会抵制它们。民主治理有赖于妥协，而在存在种族或宗教冲突遗留问题的社会中，妥协可能成为绝难之事。

民主还有赖于积极行动、见多识广的公民。但当主要电视和社交媒体频道习惯性散布谎言，民众忽视作为公民的参与时，这种情况就越来越难以实现。例如，在美国于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漫长而昂贵的“永久战争”期间，绝大多数美国公民被鼓励继续过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他们没有利害关系。

我们也知道，中央计划绝少能成功，尤其是在培育创新方面。因国家或有权有势的行为者对创新施加了太多控制，经济增长受到遏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在一个贫困依旧普遍存在的世界，经济增长仍是一项道德要求，因此市场仍是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可靠地引导创新进入社会期待的方向。事实上，假如监管适当，市场经济的运转会好出很多。

不论是无拘无束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某种开明形式的社会主义，极端人士提出的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奏效。但在我们有一个思考未来的新范式之前，它们将对公众舆论和政策辩论产生重大影响。

寻找路线图

经由许多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努力，新的范例被集体地、逐步地建立起来。但在五个方面磨练我们的分析并丰富我们的思考，会便利这一过程。

首先，尽管效益广泛，但民主不会很快战胜独裁。在一个拥有新的颠覆性技术、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治理能够蓬勃兴盛的“狭窄走廊”(特定条件)可能变得更加狭窄。因之，夯实民主机制要求付出比以往更艰巨的努力。

为通过这条狭窄走廊，我们必须放弃一种自负，即我们所有的最重大挑战都可理解为工程问题，就好像我们可以用正确的技术解决一切难题。技术本身正在损害民主机制的运转，并赋予独裁者洗脑和控制民众的权力，过往二十年已提供了这方面的充分证据。但对新的通信技术如何扰乱民主进程，我们目前既没有很好的理解，也没有一个讲求原则的策略加以监管。

其次，民主的未来无法脱离全球背景。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与威权国家的自由贸易将在它们境内“促进自由”，或令它们的政府看待民主能更友善一点 (如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宣称的那样)。当然，这一观察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多得多。民主标准应如何影响经济关系和国际外交？民主国家是否应避免严重依赖非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它们理当如何看待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相关事宜？对这些问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没有明确答案。

第三，不能再假定经济增长笃定创造共享收益。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享受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但工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和专业技能的工人，却绝少从中受益。教科书上的经济模型通常会暗示，生产率增长最终应转化为工资增长，但这种情况没有一直发生。

标准模型往往忽略的是，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极其重要，确定工资的方式甚至更重要。用机器去做工人过去常做的事情确实可能提高生产力，但不会自动带来共同繁荣。当产出增加时，雇主和经理可能选择将更多收益留给自己，不论何时，只要制度框架允许，他们就会利用自动化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因之，共同繁荣不只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还取决于技术、制度和规范的适当组和。

市场原旨主义之后

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创新政策。

是的，我们西方人认为，我们的繁荣、健康、长寿和现代便利是三个世纪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假如没有市场的激励，那些进步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市场之于推动创新的不可或缺，并没有使它们足以形成社会效益。市场引导投资流向会产生更多利润的技术那里，这与可以培育增长或改善福利的那些技术不总是一回事。

例如，在卫生保健领域，针对治疗的高技术流程和药物比改善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创新更有利可图，尽管这些创新可能带来更多社会效益。市场过分偏好前者，导致后者投资不足。

同样，假如放任自流，市场会继续引导投资流向化石燃料。税收、监管和社会压力都是引导更多资本投向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条件。我还认为，市场可能正驱动自动化领域的过度投资，但代价是工人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摆脱设计创新政策过程中的市场原旨主义。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为设计更好的替代框架，多得多的研究必不可少。

最后，放弃市场原旨主义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监管体制的一些关键支柱。经济学中的一个惯用进路是，在介入考虑结果中是否存在太多贫困或不平等之前，允许市场进程展开。于是，标准的再分配财政工具——直接转移支付和安全网计划——就被认为是足够的。但这个假设必须接受质疑。

新的监管框架必须承认，系统性扭曲可能伴随市场进程。最近的研究表明，与学术界的普遍认知相反，像瑞典这样高度平等的国家没有仅仅通过税收转移计划实现更公平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它们的税前收入分配远较美国等国家平等。这反映出瑞典工人中的技能分配更加平等，而且，工资谈判和更宽泛的制度框架进行了调整，为的是确保工人在经济蛋糕中获得公平的份额。

我们已驶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却没有一张清晰的路线图可以指引我们如何抵达风平浪静的水域。但我们可以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中学到很多东西，以帮助我们确定航道。

（作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与他人合著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本文原题“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Economy”，由报业辛迪加发布于2023年4月7日。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