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降噪，共赴未来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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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央领导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

国务院领导在履新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确实，去年有段时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

据凤凰卫视报道，领导在博鳌亚洲论坛中外企业家对话会上说，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但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在舆论上确实有一些带偏，包括我们对某一些民营企业的不合规行为的处罚，本来只是对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不合规行为的处罚，但是有些舆论带偏到好像是对哪一类企业。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我们处罚的是不合规的行为，不是针对哪一类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如何看待对外开放？这些说法驱散了雾霾，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个长期的调研者，我对一部分民企、外企的顾虑、忧虑，是深有体会的。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消除顾虑”，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切实增强企业家的信心，稳定其预期，这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前景，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而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出现的“不正确的议论”和“带偏”的问题，也要加以反思，纠偏降噪。

“带偏者”

对于民企，近年来舆论上出现的带偏，有各种表现，比如：

片面地根据某一局部现象或某一具体行为来猜测和推论整体，以偏概全；

立场先行，不顾真实，裁减和曲解“事实”；

为了博流量，唯恐天下不乱，假借一些抽象的口号，煽风点火，巧言偏词，随意扣帽子，把原本正常的事情变得“异常”；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贫富分化），不做辩证分析，一股脑地归因于民企和富豪们……

我们的社会需要自由的讨论空间，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批评也是一项正当权利。但任何质疑批评，都要基于事实、逻辑，而不是用歪曲、渲染、意气作为武器。

而对少数“带偏者”来说，他们要的是攻击的效果。这种效果来自于对企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水搅得越混越好，把声势弄得越大越好。而事实、常识、逻辑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比如，某品牌旗下既有控股公司又有集团公司，控股公司主要进行投资，集团公司主要生产商品和服务，但“带偏者”从不进行区分，而是不断纠缠于该品牌的大部分利润为什么都来自金融投资？其实这只是控股公司某一些年份的情况。控股公司通过集团公司生产商品和服务，在此之外还进行了其他投资，包括金融投资。它的主业就是做投资的。它投资政府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有错吗？

又如对于控股公司的一次股权转让，事实是控股公司上一层的母公司把对控股公司的一部分股权经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完成了交易。如果要质疑，质疑对象应该是母公司，因为是它进行股权处置的。但对“带偏者”来说，他一贯的攻击点并不是母公司，大概是因为其不出名，带不来流量。

再如一家互联网公司办了一所面对创业者的“大学”，入股了一些媒体的经营性资产公司，原本是正常的企业行为（尽管“大学”的名称用的可能不当），却被“带偏者”刻意误导为居心叵测、染指舆论等等。我本人就应邀参加过“大学”的开班仪式，参与过教务部门关于如何优化课程的讨论，我过去所在的媒体的经营公司也被入股过（去年已退出）。事实是，“大学”讲的都是创新和管理的问题，当年我们被入股，也不是该公司要入，而是我们作为传统媒体，为了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主动邀请企业来入股。入股的也不是频道、频率和版面等国家赋予的资源，只是经营性公司的部分，这也写进了签署的合同里。但凡对媒体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企业入股传统媒体很不容易，要经过严格报批，资本方主要扮演投资者，并在非内容的经营方面提供助力。可是“带偏者”故弄玄虚造成的印象是，某某公司要通过控制媒体实现什么目的。

还如各地方官员说要做好招商引资的服务，当好“店小二”。而“带偏者”则言之凿凿地在视频上说：“相当级别的干部想要做‘店小二’，要心甘情愿地给资本家当‘店小二’，这种东西它和共产党的宗旨能捏到一块去吗？”事实上，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广大市场主体通过踏实奋斗，创造消费者价值、税收和就业，干部自然要为他们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为市场主体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是完全统一的。但“带偏者”通过“资本家”一词的导入，“巧妙”地在两者间造成了分离。

我绝不是说，凡质疑企业的都是“带偏者”。持之有据的质疑就不存在“偏”的问题。如有的质疑引起了证监等监管部门的重视，责令企业进行必要的整改。企业自身被质疑后也会根据“民意”进行一定调整（如高管薪酬）。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监督和互动，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的常态，应予尊重和肯定。

但“带偏者”并不是这样，他并不是为了建设性地解决企业的问题，而是恨不得挖的问题越大越好，让企业的声誉越糟越好，让企业家摔得越狠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吸引流量，为此便随意勾连，夸大其词，喋喋不休，煽动情绪，“流气+流量”，不惜以伤害企业的形象和员工的心为代价。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说过什么，写过什么，都有痕迹，都在那里。令人诧异的是，在“带偏者”那里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偏过。其实不过是因为政府有了明确指向，不得不有所收敛而已，至于给企业造成的伤害和明明白白的事实错误，则一点道歉和更正也没有。

误导

“带偏者”所产生的危害，并不只是对某些具体企业和企业家的伤害，而是对于整个企业发展的舆论生态的误导和伤害。

在这个过程中，“带偏者”的大量言辞、观点以及引发的跟帖响应，不仅恶气伤人，也违背了“两个毫不动摇”“三个不变”“自己人”等方针政策，违背了《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规定，违背了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定。

“带偏者”经常使用“资本家”这一说法。实际上，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根本大法是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且“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那种旧社会意义的“资本家”一说今天从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国家认可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国家也重视产权保护，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所以，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是有定语的）的大框架下，今天资本的属性、资本所有者的属性和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描述的资本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当然不是说对资本的过度扩张就不需要法治化的规范，而是说，我们决不能再用旧的思维定势看待非公资本，对非公资本及其所有者进行对立化、妖魔化、意识形态化的曲解。如果这样的曲解肆意泛滥，甚至变成一种“无意识”，有多少市场主体心里会不慌呢？被直接误伤的是少数企业，看到这一切而间接受到负面影响的则为数甚多。

“带偏者”所产生的危害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他们的很多说法、做法违背了《民法典》中关于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的规定，伤害了企业家的人格尊严。而谁要对他们提出批评，他们就会煽动，对你进行攻击，用各种简单粗暴的“口水”陷你于不义，让你退避三舍。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中，书写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我看来，两大奇迹是互为支撑的。没有市场主体的预期稳定、心态稳定，经济不可能发展好。过去一段时间“带偏者”的危害恰恰在于，惑乱了市场主体的心，使其更多地不是着眼于发展，而是着眼于偃旗息鼓太平无事。

而对那些数量广大的“带偏者”的粉丝来说，带偏之后，能不能解决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呢？不能。比如，不少粉丝被带偏到“平均主义”“杀富济贫”等思维中，但党和国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方针并不是这样的。而在粉丝们骂骂咧咧的潮水般跟帖中，很多企业家会觉得“是不是政策真要变了”，心里不稳，脚下就不稳，那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带动就业呢？就业不充分，又怎么致富呢？靠口水和意气能够“骂赢”，能“骂富”吗？

也许“带偏者”最大的危害还不是让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寒了心泄了气，而是误导了“粉丝”，让不少“粉丝”的思维越来越单一化刻板化，让那种侮辱人、上纲上线、简单化一刀切、不加思考随意泄愤的东西，脱口即出，在社交媒体上严重泛滥。或许很多粉丝认为，我也不过是随口跟两句，并不是真要怎么样，但当这些随口弹射的言语“成势”“成习惯”后，就会造成经济环境的污染，影响企业的投资和发展意愿。

我们不是要回避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其活力四射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的确有一些企业法治意识淡薄，缺乏商德和社会责任，不择手段“割韭菜”，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是要规范、整肃、不能容忍的。党和政府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也要求合规合法经营的企业家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和拓展国际视野，自我提升。但是，对于贫富分化等听起来简单、事实上非常复杂、很易于触发社会情绪的问题，社会各界都应平衡而辩证地仔细剖解，找出正解，综合施治，而不是像“带偏者”那样刻意渲染挑事。

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问题，国家是清醒的，也有明确的政策取向，有些已在实施中，有的将会逐步实施，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等等。

而“带偏者”不是认真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而是“猜”和“赌”，觉得既然要“促进共同富裕”，肯定要拿谁谁谁“开刀祭旗”，于是高频猛力“下注”，声嘶力竭“呼吁”，裹挟“民意”，滥用“民气”，想制造一个“大事件”。殊不知，我们的国家正致力于成为法治国家，各项政策也有着基本的连续性，政府不会对“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不合规行为”视而不见，不做处罚，但也不会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历史，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扩大化，推而广之。相反，“带偏者”整天拿着“正确”的大棒喊打喊杀，政府反倒会警惕其诚意和用心。

“民意”

在企业界、知识界，也包括很多政府部门，对“带偏者”的行为早就看不惯，看不下去了，但“带偏者”还能呼风唤雨，主要是因为其裹挟了相当的民意，造成了《乌合之众》中所说的“数量，即是正义”的多数效应，故此一般人不愿意下场硬碰，免得陷入浑水，或引火烧身。

今天政府对“带偏者”的明示和告诫说明，我们的政府当然高度重视民意，但也不会简单地把任何民意都当成施政指挥棒。

社交媒体的透明化、智能推荐的放大与加强效应的存在，让政府官员从穿戴到言语动辄被监督，让企业家说话越来越小心和仔细掂量，但那些网上的暴力、戾气却不断滋生，又该如何监督和化解呢？这样的“民意”要不要限制和规范？这个问题到了该直面的时候了。

靠强压是不行的，还是要双向多维沟通。对于“带偏者”，如果大家都慑于其威，都爱惜羽毛，是不行的。对于受“带偏者”误导的人群，也要提醒、交流，该指出其问题的就指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刻画过在旧社会中受到压迫、失去了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的形象，说他们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好勇斗狠”“懒散怠惰”。毛泽东在早期著作中称之为“游民无产者”，即“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并认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如何引导？他提出，要“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今天我们的情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所看到的当然有根本的不同。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绝对意义的无产者已基本不存在了，在农村，广大农民也有基本的财产权利（“三权”）。分析今天中国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问题，必须用新时期的思想和方法，不能简单援引过去的框框随意来套。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那种游民色彩的“好勇斗狠”的破坏性现象依然存在，并在网上蔓延。若是短期个别现象忍忍也就罢了，但如果长期化聚众化板结化，就会渐渐构成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力量。历史上我们是有教训的，不能听之任之。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身边有很多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并不富足，不少人存在着生活、就业、养老、医疗等等压力。这一群体的规模可能还不小，而且还会因为疫情等因素的袭击，加剧其窘迫感，因此他们有一些不满情绪是正常的，即使是偏颇的、片面的情绪发泄，我们也要将心比心地加以理解和研判。他们的声音应该被认真地倾听，他们的问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如果从政府到社区、社会、知识界，不做好引导、教育、沟通、疏解的工作，防止其“破坏性”的那一面集聚，他们就有可能在“带偏者”的利用下，成为“易受暗示和轻信”的乌合之众。

勒庞在名著《乌合之众》有这样两段论述：

“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对这样复杂和深层次的问题，有识之士应该直面，并建设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那些复杂的创造，比如航空发动机，光刻机，操作系统，工业软件，我们的差距都很大？是不是存在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容易把复杂的、精微的东西简单化，非此即彼化，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缺乏平心静气长期深耕的气氛。

这背后，是不是意味着科学意识、求真意识、文明意识、独立思考意识的缺乏？

我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国之前，也许还要加上文明二字。

从纠偏到建设文明生态，文明的人，文明的社会，文明的舆论，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共赴活力经济、普惠民生和美好社会。

结语

我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带偏者”，是基于我对某些“带偏者”其言其语其气息的观察。是一己之见，一家之言，可能也有偏颇。

我之所以要写，是在近年来，面对“带偏者”的歪风邪气以及对中国民企、企业家和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我总体上也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做出应有的澄清。应该进行弥补。

我并不主张剥夺“带偏者”的发言权，但我想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和广大的市场主体，太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降低杂音和噪声，聚精会神谋发展，强信心。“带偏者"们不要再无端生事，小事化大，把正常问题极化，唯恐事不大了。及时回头，切实按照中央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主基调发声，才是正确的选择。

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要求，让企业的归企业，不再用那些似是而非的“非经济因素”干扰企业的正常发展，干扰人心和稳定。这个共识需要形成，也应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