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置换_风闻

土耳其和希腊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千年的宿敌，当年的拜占庭帝国虽然说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可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之中，拜占庭早就是希腊人的国家了。

而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不仅攻灭了拜占庭帝国，还将荣耀的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了伊斯坦布尔，甚至就连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一中世纪奇迹建筑，也被改为了清真寺。

灭国之仇在前，“圣所改宗”在后，因此希腊独立之后，两国矛盾重重，屡屡开启战争。

然而在1923年，两国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签订了一项人口交换协议，将各自境内的本民族进行强制迁徙。

而这一事件，就是彪炳史册的“希腊土耳其人口互换”——也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人口交换之一，涉及至少160万人。

帝国征服与衰落

15世纪中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正处于鼎盛时期。而帝国调治多元社会的政治秘诀，叫做“米利特制度”——这是一种给予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自治权。但是，非穆斯林臣民必须缴纳人头税，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和压迫。

希腊人虽然失去了拜占庭时期的主体民族的政治地位，但在经济和文化上仍然保持了活力。他们成为了艺术家、商人或者手工业者，并通过商贸和欧洲诸国保持着联系——这也为希腊的复国埋下了伏笔。

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9世纪初，希腊人发动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支持，最终在1829年建立了现代希腊王国。

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个失去的欧洲领土，也是第一个建立民族国家的巴尔干民族。希腊王国虽然独立了，但是其领土只包括了南部和中部的一小部分，而大多数希腊人仍然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这些散落在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希腊人，对于加入希腊王国有着强烈的愿望，而希腊王国也希望恢复拜占庭帝国的荣光。

这就导致了希腊王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不断冲突和战争。

1918年，同盟国战败投降，站错队的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承认了巴尔干半岛上各个民族的独立，并将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划给了希腊王国的管辖。

这一条约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土耳其民族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和屈辱，被土耳其人视为亡国灭种的先声。

而希腊人由于没能通过条约收复君士坦丁堡，也因此大为不满，并决定出兵强行收复君堡！

面对民族本部领土的丧失，以及希腊的大举恢复之举，土耳其因此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世俗化革命，试图“救亡图存”。而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革命军组织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和占领军的武装抵抗，并最终在奥斯曼帝国的遗迹上，建立起来现代土耳其。

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攻入伊兹密尔（古称士麦那），结束了希腊王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可在随后，在伊兹密尔发生了一场大火，导致城市大部分被毁，数十万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死亡或逃离。

而这一事件，也因此埋下了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互换的前因。

人口交换

1923年1月30日，土耳其和希腊在列强的斡旋下签订《洛桑条约》，新条约宣布废除《色佛尔条约》，土耳其得以保全核心本部领土，收回士麦那地区和东色雷斯地区，同时土耳其的希腊人和希腊的土耳其人进行人口交换。

根据《希土间交换居民专约和议定书》第一条规定：1923年5月1日起，在土耳其领土定居的信仰东正教的土耳其希腊族国民，和在希腊领土定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希腊土耳其族国民，将进行强制交换。

没有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各自的授权，这些人将不能返回土耳其或希腊居住。

根据协议，交换人口的标准是宗教信仰，而不是语言或民族——这是因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数百年间早就混同如一了，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基本难以区别。

西方列强之所以没有坚持《色佛尔条约》，即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土耳其，遏制正在崛起的苏联。又是因为，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跟荷马史诗、拉丁史料里的拜占庭帝国里的生活方式，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事实上，希腊人也好，土耳其人也好，在当时他们都戴着毛毡，穿着土耳其的服饰。

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将信仰东正教的土耳其居民视为“希腊族”。

而在彼时，希腊境内一共有人口450万左右，其中有80多万土耳其族。而土耳其的总人口则为1500万，其中约有200万人为希腊族。

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内根深蒂固的宗教化影响，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为了展示效法西方，彻底世俗化的决心，所以对于伊斯坦布尔、爱琴海的伊姆罗兹、特内多斯两座岛屿上的希腊人族不参与到人口强制迁徙之中。

希腊则同样允许西色雷斯的土耳其族，不用强制迁徙到土耳其境内。

根据官方统计，从1923年到1930年，共有约120万名希腊人从土耳其迁往希腊，约40万名穆斯林从希腊迁往土耳其。而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1922年之前就已经逃离小亚细亚的约90万名希腊人。

但多达160万人的迁徙，其带来的影响，对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来说，都已铭刻于现实。

 一场双赢

人口交换对于希腊和土耳其来说，都使得国内的主体民族人口大幅增多，而“异质化”的国民则大为减少，从而加强了两国各自同质性和一致性。

而对于人口原本只有四百多万的希腊来说，这前后超过二百万土耳其希腊族的涌入，固然当时在经济给了希腊极大的压力。毕竟和土耳其的三年战争，早已让希腊国库耗费一空，负债累累，甚至就连社会上，也百业萧条。

可只有目光短浅之人，才会抱怨本族人口太少。

希腊虽然地狭人多，可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中赢得“新希腊”地区上，希腊族的人口并不占居绝对优势，尤其是在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地区。而这两百万人口的迁入，对于希腊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希腊政府就将当时先后迁入的，二百万人土耳其希腊族，安置到了“新希腊”地区。

这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希腊地区，除了少数城镇外，整体相对希腊雅典等“本部”，要穷困的多。所以，在二十世纪的屡次经济动荡之中，也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并在民主化运动之中，出力甚巨。

可以说，希腊的民主化和经济振兴，都离不开这一场人口交换的影响。

对于土耳其来说，失去希腊族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土耳其境内的希腊族，主要从事工商业、教育和艺术活动。而从希腊新迁入的土耳其族，则主要是农业人口。

土耳其在这场人口交换上的文化损失不提，光是经济上就让土耳其备受重创。

但由于希腊族离开，留下了大量的不动产，新迁入的土耳其人口也只有四十万，所以土耳其安置的压力，远小于希腊。而一时的经济萎缩，相比于土耳其在一战之后，谋求的“去帝国多元化”大政推进，则不值一提。

毕竟，希腊族在土耳其境内，曾多达200万人，且把持着工商业、教育、艺术等影响力巨大的行业。如果留下如此之多的希腊人，对于土耳其的政局稳定，必然是巨大的影响——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土耳其将拥有坚定的世俗化基本盘，不至于在如今面对宗教化席卷重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