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追思父亲：爱国爱家，无私奉献_风闻

我一生交往世界级的学者以数十计，出生卑微而又天才好学的当数我的父亲。父亲平凡又传奇的经历，见证了中国实业开创的艰难历史，以及抗战和建设的曲折历程。象牙塔的学者必须谦卑，理解什么是“高手在民间”。

我父亲陈秉阳，1916年生于浙江鄞县柴桥镇（如今是浙江宁波的北仑区）一个贫困文盲的鞋匠家庭。三岁丧母，寄养穷人家“在鸡屎狗屎中爬滚长大”（父亲回忆录的原话）。他五岁开始放羊砍柴，十岁跟大哥去状元企业家张骞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子弟小学读了四年书，中间跳了一级，读到五年级。父亲是年龄最大，最穷，却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靠给富学生做习题来换取午餐充饥。即便如此，也因家贫辍学。十四岁就去中药铺学徒，起早贪黑打杂。父亲英俊好学，被一位中学女英语老师发现，推荐给刚从德国留学回国，任南通职工医院院长兼南通医学院教授的陈端白医生做助理。1935年十九岁跟随陈博士转到汉阳兵工厂任医院院长，当内科助理医生。父亲络腮胡子，身材魁梧，完全没有我的瘦弱身材。父亲在汉阳游泳数过长江，晚上去夜校补习英文，结识后来成为地下党员的小学教师张一之，成为终身好友。后来多次让张一之在学生运动中躲在我家，逃避特务追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放弃优厚待遇报名从军，二十一岁在卫立煌的部队当军医，参加北平宛平战役，山西忻口和太原战役。部队伤亡惨重，父亲勇敢抢救伤员，以军功从连级中尉军医升到团级少校卫生队长。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让蒋介石震惊八路军的发展，停发八路军经费和弹药，发动了皖南事变。抗战中卫立煌和八路军的朱德交好，也引起蒋介石警惕。1941年日本东条英机发动中条山战役以确保华北日占区，蒋介石临阵换将，用何应钦取代卫立煌指挥山西国军，结果国军大败。日军10万进攻国军18万，日军以伤亡数千的代价，大败国军十几万。父亲在败军打散后，游过黄河，辗转回到后方昆明，在红十字会外科医院当医生，抢救缅甸战争的伤员。刚从新加坡逃离缅甸回国的外婆在昆明病倒，巧遇父亲热情相助。外婆和母亲都被父亲的赤忱感动，父母危难中的感情得到外婆外公的祝福。1942年父母在成都结婚时，父亲又结识了广大华行成都分行的经理，地下党员张平。1944年母亲在重庆生我时，父亲在建筑公司工作，非常辛苦。张平邀请父亲加入广大华行重庆分行，**两年后即从营业部主任，升到重庆分行经理，**开创父亲人生的一段最高境界。我问过抗战中国军和八路军的比较。父亲说他的惊讶是国军节节败退之时，八路军节节深入敌后，两军相向而行。他最气愤的是兵败回大后方之后，发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所以，后来我父亲对国共两党的认识，终身不改。这也影响我的历史观。

广大华行原是上海几个抗日青年集资办的合伙企业，从经营药品器材的采购开始。主要创始人卢绪章也是浙江鄞县人，十四岁小学毕业到上海学徒，夜校补习英文，结识几个抗日青年。1937年入党，1940年在刘晓陪同下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晋见周恩来，以后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单线联系。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周恩来把卢绪章引见给毛泽东，称赞他做得好。卢绪章成为中共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业绩超过同乡包玉刚。广大华行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国际情报网，商业分支机构从国内主要城市扩展到香港，台湾，美国，日本。从企业盈利中秘密给中共提供的资金，成为周恩来的小金库。数量超过国民党抗战初期给中共的军费，以及历史上苏联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援助。广大华行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把总部从上海移到重庆。同时布局成都，昆明，贵阳，兰州，和美国，苏联，国民党各派系都打交道，买通飞行员，投机黄金交易，把利润购买药品和器材送往解放区。地下党员人数很少，多数运作依靠党外人士操作。我父亲后来陆续给我透露了当年的运作机制，所以，我从四岁起就目睹金融的投机交易，惊奇的是中共的金融投机家竟然是父亲那样的无私奉献者。解放后地下党员的股份全部交给组织。

我父亲有惊人的自学能力。他写的一手好字，算盘和英文打字都速度飞快。他又多才多艺，是极好的男中音，京剧演青衣，乐器精通笛子，二胡，口琴，以及吹口哨。体育除了游泳之外，还是踢毽子高手。所以父亲交友极广，只是答应母亲，婚后不再跳舞。所以父亲人缘极好。每次国民党特务抓捕共产党，地方保长都会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让他躲避，或找人说情。1948年11月，解放军三大战役开始，全国解放在即。周恩来指示卢绪章将广大华行的地下党员全部撤离，结束广大华行业务，并入香港华润公司。重庆分行的清理业务交给我父亲处理。我5岁前后最清楚的记忆之一，是重庆解放前后，卢绪章已经在上海露面，成为上海新中国的政府官员。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和解放军先后抓捕我父亲。国民党认定父亲是共产党，解放军认为父亲是国民党。卢绪章从上海打电报到重庆军管会，我父亲才得以获释。解放后，父亲的几位地下党员领导受历次运动牵连，也使父亲的历史和成分都成为历史问题，影响到我在科大和科学院的工作安排。1984年邓小平请卢绪章出山任宁波的顾问。1994年外经贸部委托北大历史系调研卢绪章和广大华行的历史，并于1999年出书。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我的阶级出身问题，总算告一历史段落。我发现，广大华行的公司治理，远超目前国企改革模仿的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以后再请国内管理学的朋友研究。

父亲行侠仗义，临危不惧。我七岁时，随父母乘船去江苏探亲，在三峡中翻船。事发时我正在木船船头看对面军舰开过卷起的巨浪，突然被父亲抓住抛入捆绑拖载木船的邮轮上。紧接着父亲又去抢救一对母子，脚被撞伤。父亲没有时间抢救我家行李，任其掉入江中，失去母亲的积蓄和父亲的学历证件。夜晚又遇狼群包围江边待援的船民，父亲指挥大家堆积杂物点火驱散野狼。后来我在文革中多次遇险，在黄山搭新兵的军车翻车，在江苏调停造反派的武斗被两派抓捕，在眉山当铁路工人时遇两派武斗造成的动乱，学会铁道游击队的趴火车跳火车。我多次在生死线上闪过之后大笑不止，知难而进，临危见机，是父亲给我的身教和家传。欧美所见的社会动乱，和中国亲历的历史变革，乃小浪见大风也。

重庆潮湿，我在重庆不断生病，使全家决然抛弃重庆积累的全部财产，1953年我九岁时迁居上海。父亲考入国营的上海医药公司当营业员。这才发现广大药房结束后，父亲响应刘少奇的号召，继续经营广大华行留下的药房和药厂，竟然失去“工人阶级”的成分。尽管父亲无偿转让地下党发给的遣散费换来的股份，却成为地下党的“资方代理人”。无论父亲如何成为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也无法入党提干。为此影响我在中科大和科学院的专业选择，不得从事保密研究。我家两代六口人在上海住在12平米（其中3平米是过道）的老屋中近四十年。经济困难。父亲希望我去念技校，减轻家庭负担。母亲却坚持四个孩子都必须上大学。父亲一生都听母亲在大事上的决断。

为子女平等教育的目标，全家的辛劳都集中在父亲身上。父亲动作之快，从早上起来倒马桶，买菜，做饭，到背妹妹上幼儿园，然后上班。下班回来做饭，给孩子们洗澡，洗衣，几乎所有的家务，都让父亲包了。天天留给孩子们的要求只有一条，读书，读书，再读书。大学里，我被农村同学批判脱离实际，城市贫民和农村子弟的阶层差异，居然是父母督促子女求学造成的。文革中，母亲因外公的“海外关系”而牵连（其实1948年后就断了音讯），父亲则为抗战经历加入国军而非八路军而一再检讨。但父母都对新中国的曲折没有动摇。因为他们都是孤儿出身。我们家不是富贵人家子弟，我读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奖学金是每月14元。够饭钱，没有零用钱。所以，大学每周平均花七小时补衣服。留法的科学家严济慈在家里接见满身补丁衣服的穷学生，成为忘年交。没有新中国，我不可能读大学，甚至出国留学。

我出国后，担任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好友杨小凯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干部。他多次试图说服我接受西方的民主宪政，我只是从理论上争论，没有告诉他我的家世。杨小凯和我是研究斯密定理的铮友和竞争者。他用科斯的交易成本和角点解来修正新古典，我用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来颠覆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不幸杨小凯后来患了癌症，病重时皈依了基督教。我未能帮助杨小凯理解斯密问题的实质，至今是个遗憾。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脱离个人的经历。

父亲为国为家无私奉献，却始终以为自己的过失耽误了子女前途。我在大学里多次写家史的检讨，曾经羡慕过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但是四清和文革的社会大学，让我理解了毛泽东的初衷，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相结合。我在世界上讲学和旅行，去过六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最终认同马克思和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

父亲晚年的遗嘱说：“我一生幸劳，愧无成就”。我读了非常心疼。我在父亲晚年多次告慰父亲，是父亲成就了我的事业和母亲对我的期望。因为我和母亲一样喜爱文学，也和父亲一样喜欢音乐。如果父亲事业顺利，生活无忧，我多半会成为类似贾宝玉那样的公子，不可能发奋图强。历史上的文学家，科学家，改革家，许多人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今天是清明节的第二天，在我祭奠母亲和外公之后，我回忆父亲的一生，不禁潸然泪下。我要对父亲在天之灵说一声，世界上真的有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为国为家，无私奉献。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忘却普通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