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30万青年下乡，原因不是你想的那样_风闻

赛格特约作者  王猛

近日，《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发布。方案提到，到2025年底将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万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万名青年县域创业。

图片来源：广东省政府网站

消息出来后，人们一看到“青年下乡”几个字，会本能地产生联想。有网络平台更以“新时代的上山下乡”、“动员30万青年下乡兴乡”为题转发，引发更大范围热议。

的确，半个多世纪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2000多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其背后的主因就是就业形势严峻。如今，青年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据人社部统计，2023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加上海外留学回来的100多万，1300万左右毕业生需要在今年完成就业。

常言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这句话，用在这一次广东青年下乡上，却并不合适。

本轮青年下乡，上网不上山

这一轮青年下乡，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就业压力导致，但在事件脉络上是不同的。

首先，相比60、70年代的中国，中国的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就业市场的韧性强了很多。全国总工会近期公布了一组数据，类似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的职业群体，总数已达到8400万。

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会长谢康教授负责的一项调研《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更推算出，微信、抖音、淘宝等平台已净创造2.27亿就业岗位。

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的数据来看，今年3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同比增长14.1%，数字经济成为当前经济版块中最亮眼的部分，也为就业市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

其次，不要说和半个世纪前相比，即便和2000年前后相比，今天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例如，我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73%，不要说拖拉机已经十分普遍，无人机也已不算稀罕，科技和机械化的力量，正在将农民从“体力活”、“苦累脏”中解放出来。

数据显示，最新款农业无人机可携带50公斤载重，75升大容量，1小时播撒1.5吨肥

所以，今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即便下乡，也是当“新农人”，或在田边操控无人机，或在手机前直播卖货，这和过去农民从事的工作可谓八竿子也打不着了。

最后，从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来看，2019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850万，2020年为1010万，2021年为1100万，2022年则达到了1220万。不难发现，近年来，每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新增规模都在100万上下，总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拥有1亿多人口的广东组织30万规模，并不夸张。

**也因此，本轮组织青年下乡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政府乡村振兴规划在时空上的交汇。**在交汇期内，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新观念和新工具的青年人，既受到政策力量的推动，也享受数字技术红利，他们在下乡过程中，既是数字技术的推广人，也是乡村振兴的领军人。

从小镇做题家到小镇创业家

具体到广东，这个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为什么要以官方政策去推动青年下乡，尤其提出培育1万名创业者，其考虑主要不在于解决青年就业，而在于为乡村注入活力。

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农耕文明之所以战胜狩猎文明，关键在于认识和理念。据此推论，现代农业若要实现对传统农业的超越，就必须经历一场认知革命。以色列能在沙漠上创造举世瞩目的农业奇迹，就是因为“开发大脑比开发土地更重要”的观念深入人心，用人的聪明才智为农业赋能。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于1997年3月首次出版该书

在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过程中，新观念的承载者非青年人莫属。笔者把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返乡创业青年称为“小镇创业家”，当然这并非笔者原创，而是来自于一位学者。

所谓“小镇创业家”，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的分析，这一群体具有4个典型特征：高学历、新生代、都市返乡、青睐数字经济。

单从字面来看，“小镇创业家”是对“小镇做题家”一词的再创造。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当年拼命走出小镇的“做题家”们，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纷纷返乡创业。

一方面是一二线城市压力渐增，另一方面是县域经济崛起。这些小镇创业家们，正好扮演了产业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对外连接者的角色，其作用不可忽视，其舞台正在扩张。

毕竟，经过数字浪潮洗礼的“小镇创业家”们，因拥有新理念、新工具，能够更好地接入这个时代。除了参与传统种植和养殖业，他们还能投身智慧农业、电商等新兴产业，在推动工农产品自由流动的同时，将先进的数字农业新理念播撒到田野乡间。

在这个意义上看，那些经过知识武装的“小镇创业家”，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最佳执行者、数字乡村的重要践行者，更是促进城乡交流的“桥梁”和“推手”。

如何留住小镇创业家是真挑战

小镇创业家的作用可能超乎想象，他们的历史使命既有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乡贤”的职能，也会扮演80年代乡村“经济能人”的角色。但是，如何留住这些人，让他们扎根下来，目前似乎还只存在一些个案。 

许多年前，新西兰国家电视台曾做过一项大学生就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农业学科不仅成为学生最愿意报考的几个热门专业之一，而且还入选就业率最高的三大专业。

除了新西兰，德国农民也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公开数据显示，德国农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0万元，一般农民家庭大概会有1-2辆车，一栋独门独院的楼房，还会标配大小不一的花园。

这与国人对农业的印象全然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科技含量不高，附着于土地上的单位产值太低。

按照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说法，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就是引进新的农业生产要素。而新时代的“青年下乡”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动力，以城市先进要素为参与主体，通过资源要素更新、新旧业态迭代，促进城市对农村的作用由“要素回流”向“要素扩散”转化。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茨，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因此，构建乡村与青年关系的目标，应该是以双向奔赴为始，以相互成就为终。具体来看，基层的工作主要应该放在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现实的情况是，大城市青年返乡创业，线上和在城里没什么区别，但到了线下，教育、医疗、运动、餐饮、零售这些条件都相差太大，如何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留下小镇创业家，还可能吸引外界游客。 

第二，真正优化本地营商环境。一方面，能不能让返乡创业青年享受税费、融资、土地等扶持政策，让他们的起步更加容易；另一方面，能不能切实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杜绝官场歪风邪气，让企业家敢闯敢拼敢投资。

要做到以上两个方面，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基层必须让人看到持续的进步与积极的态度，才有可能汇聚更多的小镇创业家。毕竟，一个无法留下创业青年的乡村，是不可能被真正振兴的，而哪里的公共服务与营商环境更好，小镇创业家们可以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