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欣：负债的神奇力量+市场化与私有化_风闻

按：所转之卢先生的文章都是十多年前的旧文。

负债的神奇力量

读过《资本论》的人很少，读懂《资本论》的人凤毛麟角。其实，读懂了《资本论》，不仅可以干革命，也确实可以发大财。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一般而言，资本（英文：Capital），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用来生产其他商品或产生收入的累积物力与财务资源。在金 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广义上，资本也可作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极端狭义的资本概念，是单指资金的。在当代中国，有能力操纵资金的人，才有机会成为资本家。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世袭的资本家了。新兴的资本家，大多数是通过巨 额负债获得原始积累的特殊人士。一些早慧的中国人悄然领悟，负债就是资本。负债，在当代中国，具有无比神奇的力量，这是制造资本家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超级负债的急剧膨胀，几乎 等同于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负债，改变命运；负债，改变国运。易言之，中国资本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借来的。发财，在当代中国，是一场十分特殊的制度和政策游戏。

游戏，自然有规则。这游戏规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秘密。并不有趣，这秘密竟然完整地记录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之中了。一代代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编织了当代中国发展 资本主义的心路历程。中国，“借”出来了一个崭新的资本主义，负债竟然导致了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如果，强制负债一定能够获得盈利，就必须要有一个政策前提：实质通货膨胀必须持续高于名义负债成本（实质通胀高于名义利率）。当实质通胀大大高于名义利率的时候，负债将能给负债 者带来神奇的资产溢价暴利。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谁能借到钱，几乎必然发达。如果，政策允许，进行杠杆型放大，则债务人会出现财富的几何型膨胀。请大家注意：“政策前提”这四个 字。因为，货币发行权是国家权力。笔者在《广义税赋论》中，解释过货币发行权就是税赋权的基本原理。“政策前提”是一种国家财政安排，意味着政府变相收取了所有劳动者的税赋，同 时转移支付给有资金特权的人士。就本质而言，这是制度性的财富转移支付。此项“政策前提”与土地革命和城市工商业改造的意义完全相同，也可以视同为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 上，“政策前提”再造了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秘密，不完全是因为逻辑深不可测，真正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中国在做什么。更多的原因，是与之俱来的道德瑕疵和宪政叛逆。“借”来的财富，毕竟不是劳动所得，与中国 古老的道德传统和立国的社会主义原则相去甚远。尽管，举国上下，都对“借”进行了上天入地的美化。最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试图对此进行终极美化。但是，“借”为己有，仍然 无法抹去偷和抢的痕迹。“借”成资本家的人们，以及他们豢养的一切家和奴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美化变成为法律确认。于是，古老的麻烦又来了，“政策前提”需要“政策结论”。 “政策结论”仍然是国家财政安排，意味着国家必须对“借”来的财富立法征税予以确认。显然，“政策结论”远比“政策前提”难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很难。一本“鱼鳞册”，二十年 都上不了台面。财富无法完成法律确认，资本就只能逃之夭夭。衮衮诸公的钱商太低了，这个秘密还能埋藏多久呢？

 笔者去英国看望马克思。笔者邀请马克思访问中国，用《资本论》的概念、逻辑、方法重新解析中国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感到很为难，剩余价值理论精确分析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但是 ，政府通过扭曲货币发行权以劫掠国民财富（人民的经济主权），从而在极短的时间让并不从事生产的特殊人士暴富（经典的制度劫掠），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所能覆盖的范 畴。马克思说，《资本论》只解释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进行的剥削，却无法解释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的抢劫。马克思拒绝了我的邀请，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问列宁和毛泽东呢。我不会去 问列宁，我知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本身就错了。我也不敢去问毛泽东，毛泽东晚年是要革“苏维埃”的命的。但是，他革不动了，革革命者的命，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完全不理解了。看来 ，《资本论》还要继续写下去，必须将中国新资本主义说清楚。看来，毛泽东的事业还需要重新开始，中国人民的解放存在半途而废的可能。

年轻时，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人民与革命》。人民不能直接持有资本，人民终究会被国家抢劫的。这是人性的问题，这不是苏维埃的性质问题。 人民用枪夺回了劳动果实，苏维埃最终用负债转移了人民的劳动果实。历史，就像是一个车轱辘，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其实，负债，哪里有什么神奇的力量？那不过是资本掠夺的工具而已 。至于，这个神奇的力量结局会怎样，那就要看我们这代中国人的觉悟了。或者，中国人还未全部丧失良知，他们终于会明白毛泽东晚年的忧伤。资本利得劫掠劳动所得，这是《资本论》要 解释的核心问题。但是，马克思和列宁都无法想象，从社会主义蜕化到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借助剩余价值，“马列主义”政党会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实现资本利得对劳动所得的野蛮劫掠。并且， 这一劫掠过程也能理论化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新四化”理论（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私有化）就是这“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知道为什么“桂儿”和“芙儿” 都去做金融了吧！负债光荣，劳动可耻。毛泽东如果知道，如今中国的政府、机构、个人的负债水平，他一定无法继续慈祥地安睡于天安门广场了。毛泽东如果知道，负债权就是征税权，政 府、机构、个人都在向老百姓征税，他一定会去八宝山唤醒伙伴们重上井冈山的。

经济学大体上是不讲是非的。但是，经济学却不能不讲边际。正所谓“过犹不及”。负债，甚至是超级负债，或许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但是，凡事都不能过。在当代中国，负债权就是征税 权。赋予一些政府、机构、个人征税权，等同于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这在宪法法理上已经构成犯罪了。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数十倍或数百倍，这不是我国宪法所能接受和允许的。从 负债掠夺，到资本食利，赤裸裸的流氓逻辑都能获经济学大奖，我国数以亿计的知识分子竟然集体鸦雀无声。这，比抢劫本身更显得过分。马克思走了，《资本论》还在，《资本论》还在成 长。在中国，毛泽东还住在天安门广场呢。过了，就错了，历史是必须讲是非的。至少，西方资本主义还在本国讲道理，西方世界都在大幅度压缩资本利得，西方世界在尽量维护劳动所得。 确实，读懂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就应该知道如何在中国增负债，就应该知道如何在中国发大财。但是，中国也残存了一些能读懂《资本论》的人，中国仍然有一些能够理解毛泽东 的人。他们能同意狗日的们这样做下去吗？

许多中国人未必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却实实在在地挽救了西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这句话全世界都开始信了。当全世界向左转，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却玩起了特色。特色，无非是“新四化”，“新四化”可以救中国吗？就靠通天彻地的负债和泡沫吗？

很多朋友让推荐阅读书目，我总是推荐《资本论》。马克思是伟大的，他牢牢地抓住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重建资本主义，仍然是通过制度性安排资本利得 大规模劫掠劳动所得。劫掠者是熟读《资本论》的，被劫掠者是否也应该下一点儿功夫呢。

我不会忘记马克思的生日。马克思一巴掌一巴掌把资产阶级打得呜呜地哭。一晃，就快要两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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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与私有化

       没有足够的哲学功底，就不要妄言经济学逻辑。妄言经济学逻辑，不仅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还有可能导致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灾难。

　　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被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且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然而，单纯就经济学水平而言，此二人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哲学讲究辩证，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再深入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问题。任何事情都存 在局限性，正所谓过犹不及。

　　吴先生和厉先生走极端了。

　　吴敬琏先生推崇市场化。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老实说，吴先生的学问尚欠周严。吴先生的研究欠缺两样东西：第一，市场化效能的外部约束条件；第二，市场化效能的边 际确定与控制。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第二，市场是一个有限概念，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确定市场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必须 通过制度和政策实施有效地控制。换句话说，建立市场的同时，必须完善实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否则，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吴先生及其弟子门生对推动中国市场化有贡献。但 是，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场化理论，严重误导了中国政府对改革方向的认知。他们对于中国畸形的市场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不应该是建立“赌场”，更不 应该是建立“屠宰场”。

　　厉以宁先生推崇私有化。笔者阅读过厉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老实说，厉先生的学问不仅仅欠缺周严，还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厉先生对股份制情有独钟。很遗憾，厉先生却没有搞清楚 公有制、股份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厉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狭义私有制。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模式。厉先生所倡导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 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这是打着股份制招牌，违宪违法地推行私有制。管理层违宪和违法的情况非常严重，旧股东（人民）未能行使股东权力，管理层私自将 股东资产转移（侵吞）了，这是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稍具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主体性缺失源于代理权越位。解决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在于抑制代理权越位现象，落实实名股东（从人大代表 中抽签选择即可）的股东权力。笔者很惊讶，厉先生及其子弟门生却不想落实国有股权的实名股东参与方案，他们玩了狸猫换太子的游戏，他们促成管理层违宪和违法地将国有变成了私有。 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私有化后，我国人民丧失了本就拥有的财产权，成为了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没有底线的私有化，无异于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本质上是对自由人进行奴化。老实说，古 今中外都罕见如此无知兼无耻的“经济学大师”。

　　市场化和私有化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但是，这种逻辑关系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恰恰相反，这种逻辑关系是或然的和相对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存在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政府存在的价 值在于寻找、控制、坚守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笔者再重申一遍：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将促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自由，这是奴化自由公民的伪经济学逻辑，这种理 论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对“吴市场”和“厉股份”的荒谬经济学逻辑，我们早就应该进行彻底批判了。

　　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讲究高水平的对立统一。一切自由都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以绝对不自由为代价的。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汽车的自由将让行人付出血的代价。我国主流经济学家， 爲了让利益集团获得绝对自由，已经让全体国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管理、监督和控制机制，必须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受到有效的制约和 控制。在中国，绝对不能继续推进无底线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了。这是对人民的犯罪。所谓“杀出血路”，不然“就是死路”，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这种疯狂的态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 的范畴。这是在鼓动造反，这是在挑起革命。

　　本文最后，笔者想点评一下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该报告的核心仍然是两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值得警觉的是，该报告的落脚点其实 是在人民币上。请注意：

　　第一、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备兑支付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可支配的财产和收入的总额。政府可支配的财产和收入的总额是共和国的财政实力，这是人民币发行数量的依据，也 是人民币信用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减持国有资产、降低国家税收、增加政府负债等等建议，其意图均在于肢解国家财政职能，弱化中国政府的备兑支付能力。也就是为掏空人民币币值做前期 准备工作。其终极目的是要瓦解中国国家信用。

　　我们必须集合并强化中央财政的职能，我们要准备打一场人民币保卫战。

　　第二、世行所谓的金融改革，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市场化，其意图都是打破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国际金融资本“屠城”暗开城门。所谓央行独立性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私有 化，不过是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屠城”的工具而已。

　　我们必须将金融主权牢牢掌握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手中，绝对不允许违宪和违法的行为肆意发生。我们必须牢牢控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允许中国的金融市场失控。

　　第三、再分配问题超越了一般市场功能，必须通过政府强势介入来解决。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是两种主要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均为国家经济管理主权，此问题 严禁任何境外机构介入。协助境外敌对势力侵犯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已经构成叛国罪，国家安全机构对相关人士应保持高度警觉。此份世界银行报告涉嫌侵犯我国经济管理主权，我国政府应 向其发出严厉的警告。

　　我们必须加强税收杠杆和社会保障的综合运用，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效能。同时，我们更迫切的要解决实质负利率和实质负汇率的严重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向资本特权者进行金融转移 支付了。

　　笔者申明，笔者一向支持有序建立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长效机制，笔者甚至建议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但是，笔者一再强调，一定要明确市场化的边界，一定要确定市 场化的效用边际，并据此建立完善的管理控制手段。没有能力管控，就不要轻言松绑。老实说，笔者对有关部门的认识水平和管控能力始终存有疑虑。

　　笔者希望，有关方面多学一点哲学。最低限度，要做到两明：自知之明和兼听则明。在特定时期，在特定条件下，市场化和私有化存在着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辩证，要认 识事务的相对性，不要搞绝对，不要走极端，要努力实现高水平的对立统一。

　　就请吴先生和厉先生去颐养天年吧。就请佐利克先生回美国去忽悠吧。中国还是有一些爱国的、独立的、高素质的优秀经济学家的。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问题，中国人一定会给出系统解决方 案的。